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

近代政治文明体系是在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中形成的。利益、权利与权力诸要素并非欧关所独有。然而唯有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欧美世界,以及欧美世界强力引导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才发育出了相对良性运行的宪政民主制度。基督教律法与恩典的整全关系,构成了西方宪政理论的逻辑起点：以新教（抗议宗）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会,以清教徒为主体,所开展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则让这种法治伦理具备基本的动员能力、群众基础和组织资源。基督教既持善一元论,又持正义一元论。作为宪政国家的伦理结构,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促使开放社会形成了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是对价值多元论谬误的一个纠正。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论证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的重要性。由法政史学这门跨专业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解读范式,以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为起点,可以延伸到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中去．能完整解答类似疑问：缘何立宪时代的美国没有多少政治哲学大师．却成功建立了宪政民主超级大国的社会与制度基础。     

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与沈阳先生商榷

沈阳先生在"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不无积极意义,但有三个大的方面仍然值得商榷:一、基督教教义与宪政理论虽然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由此把两者用线性因果关系捆绑在一起,以基督教教义去证成宪政政治正当性、真理性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二、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对此岸世界宪政政治实现的促进,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利于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不是它直接卷入现实政治、积极去从事激进政治运动;三、宪政政治体现的正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底线性的和"消极被动"执行的世俗正义,它和由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义规定的,带有真理性的"普遍秩序"与"普遍价值"是很不一样的.     

宪政国家权力观的伦理维度

宪政国家的权力观的要旨在于权力的规范.宪政国家权力观具有双重伦理意蕴:人性理论是宪政国家权力观的伦理基础,个体权利的保障是宪政国家规范权力的伦理追求.     

正义的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经验——回应张铭先生

2009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刊登了张铭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的商榷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一文.张先生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社会与哲学困境.然而,张先生的商榷文再次遮蔽了更多的话题.张先生对新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等重大政治事实的叙述.本身就出现了诸多盲点和误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转变为世俗政治正义的过程中.并非是"极权政治的土壤".张先生更大的误区还在于.以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叙述手段.忽视了人类正义认识的历史性、层次性和小共同体经验.政治思想史与小共同体发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今天,而不是透过批判历史与人生的不美好,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中心的多元论解构小共同体价值.     

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与沈阳先生商榷

沈阳先生在“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不无积极意义，但有三个大的方面仍然值得商榷：一、基督教教义与宪政理论虽然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由此把两者用线性因果关系捆绑在一起。以基督教教义去证成宪政政治正当性、真理性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二、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对此岸世界宪政政治实现的促进，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利于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不是它直接卷入现实政治、积极去从事激进政治运动：三、究政政治体现的正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底线性的和“消极被动”执行的世俗正义，它和由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义规定的，带有真理性的“普遍秩序”与“普遍价值”是很不一样的。     

正义的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经验——回应张铭先生

2009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刊登了张铭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的商榷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一文。张先生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社会与哲学困境。然而，张先生的商榷文再次遮蔽了更多的话题。张先生对新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等重大政治事实的叙述。本身就出现了诸多盲点和误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转变为世俗政治正叉的过程中，并非是“极权政治的土壤”。张先生更大的误区还在于，以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叙述手段，忽视了人类正义认识的历史性、层次性和小共同体经验。政治思想史与小共同体发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今天，而不是透过批判历史与人生的不美好，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中心的多元论解构小共同体价值。     

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的僭政还是对历史的回归?——兼与张铭先生和沈阳先生商榷

2009年7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发表了沈阳先生<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后.张铭教授随即在该刊9月学术评论卷发表了与沈阳先生商榷的文章.这组文章逐步将正义一元论的话题引向更为广阔和更为深远的对话场域中.围绕着基督教正义观、欧美宪政制度生成的历史性这个话题的争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两代人间的对话,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深深的关切和理解.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到今天,在政治学者的思维方式上发生的一次深刻转变.本文认为,张先生的商榷,指出了部分病症,却没有给出合适的药方;可以说,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僭越的批判,是对历史事实的回归.而要真正防止极权政治,对多元价值论的批判和反思、对小共同体价值的法治化保守与引导才是正当之道.     

西方神正论思想与现代政治哲学

本文旨在阐明西方神正论思想的源流 ,探讨基督教神正论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在比较了神正论和现代各种正义理论以后 ,作者指出 :现代正义理论由于消除了正义与赏罚的关联而受到人们的怀疑 ;如果把生命伦理与至善完全归于私人领域 ,仅仅依靠政治哲学家的合法性论证去奠定现代政治的全部根基 ,那就不能够赋予现代政治以足够的正当性     

政治正义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的正义观

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古典政治哲学,以探究德性(arete)为主题,思考正义的社会秩序问题,然而,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政治哲学蜕变为政治术,霍布斯更是强化了政治的科学性,置权力于优先地位,把权力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由此形成了政治哲学的两大传统.这两种政治哲学传统又都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视角去思考和构建现实的伦理生活,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政治正义的超越.     

宪法的伦理分析

宪法产生于近现代国家调整人的个体性与国家的实体性、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运动的过程之中,其根本伦理价值目标和内在普遍本质是保障和实现人权.权利的实现和权力的运行应当体现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基本要求,协调和解决好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职权和职责之间的关系,通过建构宪法内在的伦理体系以克服这些矛盾,使之能够彰显人类宪政文明的神圣性与尊严感,由此获得人民对宪法的内在认同.宪法的正当程序是宪法制度向宪法实践运行转化的重要实现机制.     

发轫自小共同体的正义一元论体系：公民不服从的价值与社会基础

2009年7月沈阳先生《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一文问世后,张铭教授发表了与其商榷之《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两位作者先后都提到了公民不服从与基督教传统之关系。就大处而言,张先生的文章,有如下几点可商榷之处：（1）公民不服从既有罗尔斯意义上的书院式的多元论视角,也有伯尔曼式的基于宗教信仰意义的实证解读;（2）就实证与逻辑而言,在非正义社会以生命和自由为代价的公民不服从更需要来源于信仰的一元的善与正义观;（3）就行为模式考察而言,脱离小共同体的个体性良心抗争极易导致挫败,社会从而失去自我修复的机会。就法哲学而言,公民不服从关系到公民守法义务及其限度;在政治和法律史上,公民不服从运动又与特定宗教信仰存有千丝万缕关联。因此深入探讨公民不服从独特行为模式与精神气质,有助于我们借助另一个角度切入正义问题,深入分析各种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内在发生机制、运行模式及与社会之互动过程。     

有限政府理念建构的哲学之维

有限政府理念已成为现代政府观念的主导形态,本文旨在从哲学的维度审视和厘清其建构的基础。政府行善和作恶的二重性源于人的本性,国家权力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防恶。个人的自然权利是一种基础和本源,国家权力源于个人权利。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具有有限性,政府应保障个体选择和创造的自由,发挥其有限知识。政府自身的“经济人”倾向会造成结构性腐败,导致政府失灵,政府职权应被严格限制在公共领域,以达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间的良性政治均衡。     

论国家义务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成

正当化诉求是宪政领域不可回避的话题。国家与匪帮的相异在于国家的正当性,民主程序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力是拥有主权的人基于契约放弃权利而存在,国家有义务为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合法有效行使受委托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界限标准、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及人权原则。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是政治正义的必然要求,政治正义性是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基本准则;人权及其保障是国家权力的本质与来源,民主是限制公权与保障人权的最佳政治模式,其为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具体指征;人权实证化为国家正当性的证立构造了合法性基本原则,国家义务论具有证成国家正当性的奠基功能。     

反思权利的基础——一种关于康德法权思想的解读

康德的法权思想旨在反思现代法律、政治合法性的根据,为权利本身进行奠基。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方式澄明权利的起源问题,提出权利的基础在于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定是自由,而权利体系的构建在于最终走向宪政正义。     

儒家的自然主义政治秩序观

把政治置于伦理的语境中思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和优势。政治的伦理评价是现实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来源,伦理的善和正义是政治之善和公正的元规则。儒家“修齐治平”理想是家庭伦理的推演。以家庭内部的自然情感为基础建构政治社会秩序,典型地表明了儒家政治秩序观的自然主义和内在德性伦理特质。儒家政治哲学对现代社会政治与伦理分离的极端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矫正意义。     

自由主义规则伦理的批判与重构——桑德尔正义内在于善的伦理思想

从中世纪的基督教伦理开始,规则伦理强调规则对于人类行为的确定性、普遍有效性,在驱除了上帝的神性之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规则伦理力求在经验领域重铸理性规则,从抽象的理性主体出发,推演、论证出正义优先于善的现代规则伦理。迈克尔·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正义优先于善的规则伦理价值基础和论证方法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批判的基础上,强调自我以主体内和主体间性为基础,重构了正义内在于善的伦理价值思想。     

比较视野下的正义观念

正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合作、应得、需求和平等是当代正义观念的一些关键元素。而儒家的正义观念强调的仁、义和礼围绕民本的政府构建了独特的正义理论。当代正义观念的研究面临着价值的一元论、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的争锋。同时,一种合理的正义观念需要识别出正义感的时代性和经验性。而建立在正义感基础之上的这种正义观念并不是相对主义的,而是多元主义的。与这个时代的正义感相冲突的价值不应该被纳入相应的价值序列中。在多元论的语境中,当代正义感要求承诺平等与权利等核心的价值。因为当代正义感的时代性和经验性,所以儒家正义论中的仁爱、义和优良政府等观念需要兼容这些核心的价值。     

当代中国宪政伦理的建构

当代中国宪政伦理是时代宪政运动的精神内核,是人类现代宪政伦理价值的中国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宪政国家实践之中.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机关分工负责和接受人民监督,确立宪法的至上地位等,是我国宪政伦理的基本价值.当代中国宪政伦理存在着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价值矛盾,即人权保障与主权维护之间的矛盾,人民当家做主与“为民做主”之间的矛盾,权力的正当性要求与实际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宪政伦理的重构应主要包括:确立以人为本的根本伦理价值理念,着力构建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政伦理价值体系;明确将民主和法治作为实现以人为本、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政制度伦理价值;选择中国特色的宪政伦理建构路径.     

两权分离与均衡:公共财政国家的宪政基础

本文以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切入点,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分析了公共财政的内在矛盾:个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对立统一,指出个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矛盾演变是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和宪政民主制度的内在动力,它们的分离和均衡是公共财政国家的宪政基础.当个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实现均衡时,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也实现了相应的均衡状态.     

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的僭政还是对历史的回归？——兼与张铭先生和沈阳先生商榷

2009年7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发表了沈阳先生《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后。张铭教授随即在该刊9月学术评论卷发表了与沈阳,先生商榷的文章。这组文章逐步将正义一元论的话题引向更为广阔和更为深远的对话场域中。围绕着基督教正义观、欧关宪政制度生成的历史性这个话题的争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两代人间的对话,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深深的关切和理解。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到今天,在政治学者的思维方式上发生的一次深刻转变。本文认为,张先生的商榷,指出了部分病症,却没有给出合适的药方;可以说,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僭越的批判,是对历史事实的回归。而要真正防止极权政治,对多元价值论的批判和反思、对小共同体价值的法治化保守与引导才是正当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