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观念现代化与法治化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这一阐述明确地说明，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走法治之路。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仍然滞囿于“治”及“法治’孰优孰劣的争讨，恐有不合时宜之嫌了。与现代经济体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同频共振的‘”法治化”途径的取择己为不争之辩。中国传统法制有着浓厚的人治、德治色彩，与以法治为木质特征的现代法制迥然异趣。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实为由中国传统的人治制度向法治制度的创造性转换过程。鉴此，法学工作者正致力于这一以传统“人治”为逻辑起点，以现…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关系探析

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治理。制度治理蕴含着“规则之治”的法治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载体是一国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牢牢坚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这条根本红线,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始终把握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各项举措有机联系起来,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的价值方向。     

法治乡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组织振兴研究

依法推进组织振兴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包含着以乡村基层组织法治化的再造路径，因应调适“法治乡村”和“乡村法治”的双重建构目标。当代乡村在因社会转型压力面临基层“去组织化”倾向的现实阻碍状况下，应遵循制度化、法治化的路径，推进治理方式变革，构建治理体系闭环，充分发挥国法党规有机协调的“双轨法治”实践功能，并通过人才选拔培养、权力运行监督、法治保障供给、绩效考核评估、公众有效参与等层面的一系列实践创新策略，进一步依法继承并弘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确保党群关系转型和重塑。     

对中国法治理论研究方法的批判与反思——以"乡土法治学派"为视角的分析

以乡土社会为视角来探索中国法治进路,并强调国家法向民间法的妥协,这是对我国法治所承载的史命的误读,而且这种研究结论也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客观上,由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差距,中国的法治从一开始就不是“农村包围城市型”。相反,是“先城市、后农村型”。就法治探求而言,“乡土法治学派”的态度是比较消极与急功近利的,他们研究的视野主要是现实中的非法治化现象,这主要源于他们认为中国的法治是“爆发型”,而非“潜移默化型”。     

论地方法治的可能性--以"法治浙江"战略为例

“法治江苏”和“法治浙江”等战略的提出,使得地方法治日益成为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本文结合对“法治浙江”战略的分析,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论证了地方法治的可能性问题,认为:法治的渐进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要性;法治的具体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然性;地方的能动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现实性。本文同时认为,尽管实现地方法治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其实现进程又在总体上受制于国家法治化的进程。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中国法治化的根本问题

郝铁川教授在其《冷静、理性地看待依法治国》一文中指出：“西方‘法治国’的目标主要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行动实现的,而中国‘依法治国’的目标则是由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地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的。……世界上还没有在一党颌导下成功地实现‘法治国’目标的先例,但我们必须创造这方面的经验。”①诚如所言,中国的“法治国”进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既是中国法治区别于西方法治所独有的价值蕴含,更是中国法治化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这就提醒我们,在中国实行法治,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中国法治化进程得以顺…     

论完善政府推进型法治的途径

中国的法治道路是政府推进型。这种法治道路有许多优点和长处 ,但在法治化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的危机。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党政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理顺 ,市民社会的发展 ,政府推进型法治将得到不断完善。“政府”作为法治的推动力将日趋理性 ,法治化道路也将会沿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去发展。     

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具体实现形式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之路，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一个深刻的教训是：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对于法治的作用缺乏高度的重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政治法治化没有足够的经验，没有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具体的法治之路和法治具体实现形式。然则；深刻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从理论上、总体上论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一命题的文章直至目前尚不多见。因此这仍是一个值得深入、广泛探讨的课题。 我们认为．提出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一任务，其理论依据…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的根基在基层,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途径。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逻辑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均衡协作与有序互动;而从静态来看,它又内含着彰显法律权威、规范社会事务和完善治理机制等形式、程序和实质向度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应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社会治理立法、鼓励民众有序参与和加强法治文化培育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实现新闻舆论监督法治化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其实质就是以法治取代人治，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需要执法机关与监督部门以及广大民众共同努力方可实现。在时下的中国社会，“焦点访谈现象”表明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机关尚未形成良性互动，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只有实现新闻舆论监督法治化，把自由和自律（守法）结合起来，以程序化为基础并完备新闻法体系，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的形成,不仅指明了国际法已经从其诞生之初的共存国际法经由合作国际法的逐渐发展愈来愈指向基于共进国际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宣示了新时代中国厉行依宪治国的法治使命及其对当代国际法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新涵义。因此,在实在国际法意义上,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不断载入有关国际法律规范文件和国际条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不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与人类法治文明进程的相向而行,也展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谋大同所抱持的“胸怀天下”情怀和新的更大的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统筹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实现国际法体系现代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法治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治创新实践;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实现中国从国际法规则的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法治视域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我国的大学制度历经政治化、行政化和法治化三种形态,现代大学制度呈现法治化形态。与法治建设一样,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两者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路径上的相通性。中国法治实践正在描绘的一幅可能的法治图景是：从法律制度的完善到法治理念的凝练再到法治文化的型塑。这个法治图景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指引性,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因而也将从三个层面实现法治构造,即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建设,以依法治校、以人为本、学术自由、主体平等为重点的现代大学理念建设,以理性文化和权利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大学文化建设。     

论中国财政制度法治化的创新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系为我国财政制度法治化提供了一个变革创新的契机。我国财政制度法治化创新应遵循公共性、公开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治性五项原则,树立有限财政、有效财政、有序财政、有为财政、有责财政的五大理念,并以迄今为止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财政退出“越位”,弥补“缺位”,防止“错位”、使其“归位”的构建公共财政的实践进程为分析对象,梳理中国财政法制变革的发展脉络,辨识处于联系其他诸项改革的枢纽位置并在新旧体制转换的各个联结点上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传导功能的中国财政制度法治化的逻辑,提出公共财政制度法治化的创新的方略。     

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探讨

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受中国传统教育管理一体化思想的影响,带有明显的管理本位思想。在依法治国成为我国基本治国方略的今天,学校管理必然随之发生转变:即从以“管理”为目的到以“服务”为宗旨的转变,从“权力本位”观念向“权利本位”观念转变,倡导和强化服务职能,树立权利至上的理念,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这些必须通过具体的法治层面来实现。本文运用高等教育学、法学的基本原理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必然性、实施基础以及实施原则进行了探讨。     

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

地方法治是相对于国家法治而言的一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和状态,地方法治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看,都是法治国家体系形成和完善的一种地方知识。地方法治有若干核心问题已由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是地方职权的法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定、地方自治的法定。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和实现路径也将对地方法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和探索成为了法治中国建设丰富、多元的样本。我国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可以从地方知识的视角、宪法法律的规定、法治中国的影响、地方治理的探索等方面予以证成。     

法治与法的价值追求

要发挥并强化中国法治建设的作用，就必须重视法治的价值建构。强调法的价值追求是非常必要的，它将使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更具有创新性和生命力。     

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作为人类的基本聚落，其治理成效如何，直接攸关生产生活秩序能否有序、和谐、稳定。基于法治化框架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自治、德治有机对接，是确保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由于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场域之中，法治仍处于边缘化位置，“知情祛魅”现象又普遍存在，因此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虽有明显推进，但乡村治理系统的运转仍然不够顺畅。为此，需在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与“自治”“德治”两种治理范式之间的融合，由此驱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协调、长效发展。     

政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及转向

政府法治化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在政府法治化进程中,国家治理方略、法治与政治体制的契合度、法治所需的文化土壤、社会变革程度、全球化程度以及时间宽裕度等直接决定其选择内源式还是外源式法治化路径.中国建国60多年来的政府法治化使得国家政治变革的思路越来越明确,政府法治的法律基础越来越丰厚,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文化观念越来越强烈,消弭外源式政府法治化路径弊害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而中国政府法治化之路应由外源式向内源式转变.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及其法治化建设

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该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