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诠释学与中国

2006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在研究规模、研究水准和研究层次等方面基本上表现为一种稳中有升的态势: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严肃性的译介与挖掘性的探索齐头并进;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不断积累;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的一些探讨亦堪推介;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主要集中于法学、诗学和教育学诸领域.     

2003:诠释学与中国

伽达默尔去世之后的2003年,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逐步进入一个理性、平实而有条不紊的新阶段。在西方诠释学原典与理论的译介与研究、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的研究、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研究以及诠释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等四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诠释学的系统性研究、研究力量的整合以及后备研究力量的培养等方面还亟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2008:诠释学与中国

2008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在持续的推进中收获了诸多扎实而丰厚的果实: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迻译与理论研究方面,积累性的译介和争鸣性的探索兼而有之;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专题性研究亦颇有斩获;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仍有一些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于历史学、心理学、翻译诸领域的表现较为活跃.     

2007:诠释学与中国

2007年度是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此一年度适逢20世纪的德国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逝世五周年.以此为契机,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标志性的成果先后面世;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高水平研究不断涌现;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也时有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仍然于诗学和教育学渚领域的表现较为突出.     

2009-2010:诠释学与中国

2009-2010两个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堪称热烈而又丰硕。除了召开一系列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极富学术价值的学术会议之外,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迻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收获颇多;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研究有所创见;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于文学、法学、翻译等领域的表现值得关注。     

2005:诠释学与中国

2005年度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整体上可以说表现为一种比较平稳的态势:在西方诠释学理论的迻译与研究方面,针对性的引介与积累性的探索兼而有之;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持续推进;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探讨仍有诸多争论;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方面,虽然伴随着研究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存在学术含量与水准参差不齐的问题,但是依然不乏严肃性的、规范性的著述成果。     

当代诠释学的发展与中国借鉴述评

诠释学是关于人的理解问题的哲学理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当代诠释学分两个阶段逐渐完成了从一般解释学向存在诠释学和实践诠释学的转向,极大地影响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发展中的当代诠释学具有明显的语言转向痕迹,秉持了历史主义的许多特质,应承了实践哲学的发展研究,实现了跨学科的长足进步。对于中国诠释学研究而言,当代诠释学的发展在其理论建构、方法选择、论题领域等多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诠释学不同流派对翻译学发展的影响

诠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思潮与流派,它从起初理解和传达神的旨意之工具,发展成为哲学层面的方法论,并逐步成为影响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一种理论体系。诠释学体系形成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一般诠释学"、"生命诠释学"、"此在诠释学"、"哲学诠释学"、"批判诠释学"、"综合诠释学"、"解构诠释学"等流派,对翻译学发展都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其中,一般诠释学提出的"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被认为是近代翻译史上最伟大的突破之一。而被誉为"系统介绍和全面运用解释学方法研究翻译的第一人"的现代诠释学家斯坦纳,提出"信赖"、"攻占"、"吸纳"、"补偿"四个翻译步骤,并在此基础上发表探讨语言研究和翻译任务、翻译目标与本质等重要问题的专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则被视作翻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诠释学对翻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浅论哲学诠释学的语言学特征

在系统梳理西方哲学诠释学语言观和作为核心概念的文本理解观的基础上,诠释学中蕴含的语言学特征和观点显而易见,诠释学在跨学科语言学研究中的哲学启发意义和应用价值表现在修辞学、批判语用学、跨文化交际与翻译、阅读教学和认知语言学等方面。     

"中国诠释学"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数年来,有关"中国诠释学"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其中尤以傅伟勋教授、成中英教授、黄俊杰教授和汤一介教授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前人的摸索为我们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但是,已有的几种"中国诠释学"体系中也暴露出一些应予关注的问题,如"中国诠释学"的构建不能只在方法论层面上下功夫,还须进行本体论层面的梳理;对西方诠释学的借鉴应当有所选择,无区别的移植只会损害"中国诠释学"应有的特质.     

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来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     

走向跨文化解释学

跨文化的理解和解释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解释学,一种不同于单一文化内部所适用的跨文化解释学.跨文化研究的杰出倡导者雷蒙·潘尼卡以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索为跨文化解释学及其方法论的确立提供了一个极有参考价值的模本.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跨文化解释学:从动力来说,跨文化解释学首先应以当前人类生存的跨文化处境为外在推动,以人在自我理解上的跨文化信念为内在驱动.在性质上,由于需要克服不同文化之间的空间距离,跨文化解释学是一种历地解释学.在方法上,跨文化解释学则需要以"对话的对话"为基本的方法论,也即一种区别并超越"辩证的对话"的新对话型态.在目标上,跨文化解释学最终是为了实现不同文化的共同更新和相互丰富.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新解——从文本出发

为更好的研究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拓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认识,选择从文本（包括经典文本作者）出发的角度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进行研究,并从五个方面进行挖掘整理、概括总结：分析句读、字词训诂、篇章结构、文献典籍、文本作者（圣贤原意）。从文本角度分析朱熹经典诠释方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具有更好的借鉴意义。     

论两汉“今古文之争”的解释学意义

两汉经学具有丰富的解释学意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始于社会文化的转型期,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字、文本的歧出。个人利益在争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典解释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争论的焦点在于政治哲学的依据。经典解释需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过度的解释会导致解释本身的落空。从根本上说,经典解释是文化转型的温床。     

本体论文本——扣问文本的意义——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翻译的文本观的启示

翻译的文本观问题,在译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传统的文本观主张探求作者本意,现代的文本观主张诠释文本本意.本文拟在对施莱尔马赫的传统诠释学和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提出的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方法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来探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翻译理论的启示,指出在翻译中要破除旧的文本观,树立新的文本观,探求文本所能展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