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白马篇》对魏晋南北朝游侠及游侠诗的导向作用

曹植《白马篇》历来被认为是诗人前期的作品,但这种说法没有提出有力证据.通过对曹植生活时期民族关系的考查,可认为赵幼文先生提出的创作于后期的看法是成立的.由于创作时间的特殊性,其主题也应理解为曹植悔过自新的诗化表现.这首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侠和游侠诗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从曹植《赠白马王彪》的历代选评看名篇的经典化

文学史上一些作品脱颖而出成为名篇,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历代批评者的选评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是历史选择与淘洗的过程。本文通过对历代主要选评资料的梳理,探讨了曹植《赠白马王彪》作为名篇的经典化过程。诗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范性,独特的艺术价值与作者的人格魅力互相映衬等因素,共同促成了名篇的形成。它在一定程度上与批评者的批评观念密不可分,同时也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旨趣有着重要的关联。     

侠文化与曹植的游侠诗

游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游侠的目的，是追求个人价值的社会首肯。他们重义轻生，一诺千金的优秀品质，表现出超常的人格魅力。游侠进入诗歌，当属汉魏之际。使游侠主题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应首推曹植，他创作了一些描写游侠和表达自己任使思想的诗。首先是游侠从军报国诗。其次是具有强烈青春少年诗酒精神的诗，再次是表现对自由的追求。曹植的游侠诗，开后世游侠诗之先河。     

曹植咏侠诗与侠文学的传承

曹植咏侠诗在侠文化渐趋衰微的时候,继承并发展古游侠的人格品性,将实有侠变成精神之侠,在文学领域内大力宣扬侠义理想,起到了振起侠风的作用。曹植的咏侠诗丰富了侠文化的内涵,引起中国文人的心理共鸣;塑造了经典化的侠意象,提供了优秀的艺术范式,为中国古代诗歌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为文人找到了一条新的情感宣泄之路。     

从历史之侠到文学之侠——侠的文化面相

在"侠"的发展演变史上,有一个从"历史之侠"向"文学之侠"的转换。《史记》首先彰显了侠的社会作用和人格魅力,其"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伦理,与儒家的主张有所不同。文学之侠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之侠",它是"观念的具象"、"多元的产物"、"文化的建构"。"忠义双全"的侠格改造,是对"侠"的"人格整合"与"文化规训",是"江湖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结合,是人格向度上的"侠"与"儒"的结合,是"游侠"向"任侠"的转变。于是,"侠"便以新的面相呈现于历史与文学的交界处。     

论侠与侠文化的享乐特征──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三

论侠与侠文化的享乐特征──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三韩云波一谈到侠，令人不禁想起《史记·游侠列传》的以道义相期许，以致有人把快定义为“即有不畏国家法律而为人排忧解难之行为的人”［１］，这无疑是种误解。如果我们更全面地考察历史，就可以看到《史记》中还有两段话...     

马林《自由篇》译述与改写的文化调适

《自由篇》的译述与改写是传教士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在译者身份和价值观的调适下,其间译述与改写的文化调适主要是文本形态和文本立意的调适,最终指向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种将西方民主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调适有助于上层阶级接受西学,从而使得源语文本的西方进步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     

侠与侠文化的自由理想──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五

侠与侠文化的自由理想──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五韩云波历史上的游侠行为与文艺中的武侠文学所形成的中国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文化形态，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下层民间文化有深刻的影响。而形成中国侠文化的文化特质，则主要有正义、自由、兼爱等等因素。本文着重...     

徐广《二侠传》探论

明代徐广的《二侠传》向来罕见学者提及,却是探讨中国古代侠义观念转变极具价值的一部书籍。《二侠传》分"男侠""女侠"两个部分,在"男侠"方面,尽管以儒家思想为经,将具有一德一行一功的人物,皆纳入"侠"的范畴,虽未必真能厘清侠客的精神与面貌,却确定了"侠"的正面意义;在"女侠"方面,则是首标"女侠"名目,且突破了自《列女传》而下的对女性评价的框架,将富有情感特质、具有道术,乃至青楼女子,都明标为"女侠",可谓开启了一道研究中国古代女性侠客的津梁。     

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的关系——兼论《涉江采芙蓉》为曹植建安十七年作

《古诗十九首》是曹睿于景初中对曹植文集"撰录"的结果。曹、甄之爱,发生于建安十六年(211)暑期,写于建安十七年七月的《离思赋》,为曹植之思甄之作;《涉江采芙蓉》为曹植于建安十七年十月随父出征孙权时于长江北岸所作,与曹植《离友.其二》为同一主题的不同体裁之作。翌年正月从江边归程中写作的《朔风诗》,再次证明了《涉江采芙蓉》为曹植思甄之作。     

《类篇》汇纂《集韵》又音考

《类篇》属于字书,具有实用性,要想了解其性质和用途等情况,首先应该弄清楚其编纂目的。将《类篇》与《集韵》、《玉篇》等韵书、字书相比较,通过它们在收字及收字排列方式等方面的异同,可以看出《类篇》不是在《玉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而是《集韵》的多音字典,其编撰是忠实于《集韵》的。对于《类篇》编纂目的的考察,也有助于推进《集韵》、《玉篇》的研究。     

《论语》君子人格的文化意象

《论语》一书以“君子”始,以“君子”终,是一部以“君子”为主题的著作。其中关于“君子”人格的若干文化意象,值得深入梳理和阐释。“松柏”之操,旨在提示“君子”如何经受公私、存亡、生死等考验,践行和成就儒家的超越精神;“瑚琏”之器,旨在要求“君子”具备担当使命的能力素质,彰显儒家的经世意识;“山水”之乐,旨在论说“君子”人格的审美特征,强调“孔颜乐处”,涵摄儒家的境界追求;“日月”之食,旨在说明“君子”如何面对错误,勇于改正错误,不迁怒,不贰过,突出儒家的自新品质。     

《拟邺中集诗》对曹植诗文的接受与解构

《拟邺中集诗》在语句、风格、开篇方式等方面多有模仿、借鉴曹植作品之处,显示谢灵运对曹作之熟悉与倾心。组诗据相关史料、作家作品等真实性资料虚构了一场君臣尽欢的宴会,但隐含的忧生之嗟解构了虚拟的宾主之欢。灵运以曹植自比,借拟诗倾泻其幽愤之情。拟诗深蕴着灵运对曹植人生遭遇、文学创作特点及其人生与创作关系之深刻理解。基于相似命运之联系以及对曹植高才之向往,灵运突破魏晋以来对曹植其人其文之狭隘理解,首次揭示出曹植及其诗文中的忧生情绪,为解读曹植及其诗文开辟了新的方向,为后世深入阐释曹植其人其文奠定了基础。     

长安侠文化传统与唐诗的任侠主题--"长安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之一

崇尚武功,舍生取义是长安侠士的行为道德准则.西汉长安"五方杂错"的风习、黄老政治的施行是长安多游侠的文化渊源.唐长安的"恶少"、"英豪"群体是长安多游侠的社会基础.唐长安的多元文化存在是长安多游侠的思想背景.长安豪侠辅助关陇集团克定关中长安多游侠的历史动因.唐长安游侠在唐诗中成为超越世俗、建立奇勋的人格象征.他们逞强好胜,骄纵不羁的个性被诗化为豪迈矫健的英雄行为.唐诗中的侠士超越了横行复仇的个人意气,升华为慷慨的爱国激情,表现出俊逸的浪漫精神,为唐代诗歌注入劲健、刚猛的精神活力.     

论《庄子》"内七篇"的经典建构

"内七篇"是《庄子》的精华,最能代表《庄子》的文学成就、思想高度和精神范式,然而这一观点并非一开始就有的."内七篇"的经典建构,是在魏晋时期《庄子》经典化的基础上,对《庄子》进一步的总结与凝练.唐代以前,"内七篇"并未受到特别重视.宋明以降,学者逐渐认识到"内七篇"的思想价值与文学魅力,而"内七篇"也逐渐奠定了其在《庄子》中的核心地位.元明以来"内七篇"选本的大量出现,更进一步强化了其经典价值.明清以来,学界从思想、文学、美学、辨伪等多方面对其展开研究,进一步巩固了"内七篇"的经典地位.同时,以内篇为标准对外杂篇的辨伪与批判,也从侧面推动了"内七篇"的经典化.     

曹植《释疑论》应系葛洪所杜撰

葛洪所说"陈思王著<释疑论>"并不可信,所引<释疑论>文字应是他本人所杜撰.所谓<释疑论>,仅见<抱朴子>论述神仙道术时所引片断;遍考各种曹植文集及其他典籍,再无片言可见.考之文章,<释疑论>对待方士道术的立场与曹植<辨道论>根本对立,<释疑论>关于此中缘由所作的交代又与事实不符.并且<释疑论>对<辨道论>的否定表现得极为直接,也显得不合情理.考之作者,<辨道论>表明曹植属于无神仙论者,而葛洪说他是"初皆谓无,而晚年乃以为有",除此<释疑论>之外别无依据.事实上,葛洪其人素来惯于作伪,<抱朴子>托名杜撰处屡见不鲜;为抵消曹植<辨道论>的影响,进而宣扬神仙道术,葛洪托名杜撰<释疑论>是完全可能的.     

白马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白马文化是白马人的人化.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颇具魅力,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文章认为,有效保护白马文化,是白马文化的当务之急;合理开发白马文化,是白马文化的关键问题;永续利用白马文化,是白马文化的不变主题.作者还就利用白马文化发展旅游产业建议:摆正白马文化保护与白马旅游发展的关系;树立白马旅游的鲜明形象;解决旅游第一要素"行"的问题;解决旅游核心要素"游"的问题;在总体规划下,提高旅游者的参与性;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原则,把利用白马文化发展旅游产业作为大项目抓,采取多种渠道,切实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