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及其诗浅论

本文对何其芳及其诗勾画出了一个总的轮廓。文章共两个部分:其一,诗人之路:上下而求索;其二,何诗之形式:格律——散文化——格律,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轨道。作者认为,研究何其芳在探索诗歌艺术形式上所走过的道路,在今天是颇有意义的。     

“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郑风淫"是朱熹《诗集传》对《诗经.郑风》的定性,他不仅将《郑风》中的15篇作品认定为淫诗,而且称其"皆为女惑男之语",是淫诗之最。这一认定并不符合作品文本实际。《诗经.郑风》21篇作品包含了郑人好贤、游乐、恪守礼俗、担忧国事、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各种内容;而表达男欢女爱的所谓"淫诗"仅有8篇,这一比例与其他国风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表现程度也远不及《召南》露骨。朱熹《四书集注》也明确阐释"郑声"为"郑国之音"、"淫"为"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他之所以以"淫诗"斥《郑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否定毛序的"美刺"传统,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因此故意将孔子的"郑声淫"曲解为"郑风淫",借圣人之言壮自己的声威。     

谊情不尽歌未歇——怀念吉川幸次郎先生

吉川幸次郎先生与世长辞一年多了。我以深切怀念之情,把吉川先生的遗诗《访昭陵》送到《人文杂志》发表,追忆和先生相识的经过,以及与先生诗、书往还的友情,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吉川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日本的文学博士、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他生前在京都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又是日本中国学会理事。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著有《支那人的古典及其生活》、《中国文学入门》、《元杂剧研究》等。他特别喜爱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作品,也善于写诗,并有研究杜甫的专著《杜甫私记》。这些作品,在日本曾经广为流传,影响所及,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新解——兼论谭不肯出亡的原因

谭嗣同有一首著名的《狱中题壁》诗,最初见于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后来又在他的《饮冰室诗话》里提到,并加案语说: 谭浏阳狱中绝笔诗,各报多登之。日本人至谱为乐歌,海宇传诵,不待述矣。但其诗中所举之人,或未能知之。今录原文,略加按语。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     

朱自清的佚诗

<正> 朱自清是五四时期新诗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郑振铎说他的诗“功力的深厚,已决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全力来写着的”(《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他的诗大都收在《雪朝》(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内收朱十七首诗)和《踪迹》(一九二四年十月出版的诗文集)里。后来文学史家多依据这两本集子来评论他的诗作。其实朱自清的诗不只这些。他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问究竟有多长,众说不一。一九二八年他在     

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创造了“骚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过。只是到了近代,廖季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才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人”的怪论。1922年,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里,也对屈原的存在提出怀疑。尤其是三十年代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由于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国外的屈原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少数学者,相继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近年来日本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他声称:“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像,……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要什么偶像。” (《屈原问题考辨·后记》)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从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文章来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客观存在,是无须重新研究的。需要研究的是,新老屈原“否定论”者为什么会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结论。我认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必须从研究方法论入手,研究新老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本文拟从以偏概全、主     

我观杨山的散文

40年代步入诗坛的老诗人杨山,同时也写散文。几十年来,先后在《大公报》、《新民报》、《申报》、《人民日报》、《羊城晚报》、《厦门日报》、《重庆日报》、《重庆晚报》、《成都晚报》、《四川文学》、《散文》、《晚霞》、《九洲诗文》等几十家报刊发表散文。近几年来,散文写得更多,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他的散文和他的诗一样,真切地展现了他的人生态度。     

储光羲事迹考略

<正> 储光羲是唐开元、天宝年间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天宝十三载(754年).殷璠编《河岳英灵集》,收其诗十二首,序中有云:"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足见储氏当时诗名之盛.后世对他也颇多推崇.北宋苏辙称其诗"高处似陶渊明,平处似王摩诘."明胡应麟则云其诗"闲婉真至"."卓然名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云:"……"其诗源出陶潜,质朴之中,有古雅之味.位置于王维、盂浩然间,殆无愧色.《河岳英灵集》称其削尽常言,得浩然之气,非溢美也."     

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

汉赋用《诗》以词章解读经义,内涵修辞、讽喻、引述、经传四方面,彰显了一代文学之赋的时代特征与用《诗》的文学传统。汉赋用《诗》以文引言,通过直引、论诗、乐歌、取义、取辞诸方法,表现出修辞艺术由言词向文本转化的趋势;汉赋于《诗》兼取三诗,而以《风》、《雅》为主,体现其偏重言情、陈义而略于述德的讽喻功能;汉赋引《诗》由断章取义到取辞见义的转变、对文学意境空间的重构,也使文章的意义得以增强;汉赋用《诗》有着以传解经的意义,内涵赋词与《诗》义的互文性,决定了汉赋对《诗》的摹写特征。汉赋首次以文学文本形式用《诗》,其引诗、解诗、化诗的文学化表现,以及常见的公式套语与举一例百之法,既隐含了赋体中经义与词章的矛盾,又为《诗》进入后世文学创作领域奠定了基础。     

从《乐府&#183;陌上桑》与《诗经&#183;氓》中采桑女形象的比较中看现实主义“文学”与“人学”的进步

《乐府&#183;陌上桑》与《诗经&#183;氓》被公认为是真实反映不同时代、相同题材（女性命运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典范。本文从“文学即人学”的角度,比较分析两诗中采桑女形象之不同的所在与原因,并说明《陌上桑》之突破《诗经》的创作模式,不仅是现实主义之“文学”的进步,同时也是人道主义之“人学”的进步。     

浅谈王昌龄《诗格》之格法

现存的《诗格》虽对其作者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书中内容对诗歌创作有十分重要的学习和借鉴的意义.此文将从诗歌创作的情与意、作者自身的文学积淀和对诗句的转化能力以及诗歌创作的技巧三方面来阐述《诗格》之格法.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     

走向民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流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 ,五四文学是一种启蒙文学。显示了五四文学实绩的鲁迅即使在后期谈起自己为什么做小说 ,也仍说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而鲁迅的先驱意义在于 ,早在留学日本的时候 ,他就怀抱着启蒙的思想 ,以文学改造国民的精神。这不但是他弃医从文的直接动因 ,而且也是他翻译外国小说、写作《摩罗诗力说》等论文的原动力。《摩罗诗力说》建立了这样一个启蒙结构 :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恶魔 ,对于“天帝”——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的权威以及维护这种权威的统治者 ,要敢于破坏反抗 ,对民众要进行彻底的启蒙。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呐喊》《彷徨》…     

论瞿佑的诗学才赋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从《归田诗话》看,瞿佑因早年耽于诗歌学习而形成了良好的诗学素养。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明显的炫才意识,将自己的诗学素养在小说中作了不遗余力的展示,从而使《剪灯新话》成为“有诗、有歌、有词”的“诗文小说”代表作,并使其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带有浓郁的自况意味。就题材而言,《剪灯新话》多“依红偎翠”之作,显示出瞿佑尚真主情乃至带有浓郁俗艳色彩的文学观念,而这与杨维桢在文学上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周敦颐易学解析

周敦颐（１０１７－１０７３）,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是北宋没有专门注解《周易》却对易学发展有重大理论贡献的思想家之一。时人评价他精于易道。何平仲《赠周茂叔》诗说：“智深大易知幽赜,乐本咸池得正声。”①周敦颐也作有读易诗多首,其一曰：“书房兀坐万机休,...     

韩愈《山石》诗系年一证

韩愈《山石》一诗的写作年代,诸家考证纷纭,迄无定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据方世举《韩昌黎诗集注》说,谓“本篇当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八○一年)七月,时作者在洛阳。”或谓作于客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中之时。王元启《读韩记疑》曰:“按此诗当是独游而作,公在徐,所视无一相从者……今此诗卒章又复云云(按:指“嗟哉吾党二三子,亦得至老不更归”之语),是以知其为在徐作也。”王鸣盛《批韩诗》则谓:“观诗中所写景物,当是南迁岭外时作,非北地之语,但不知是贬阳山抑潮洲,不能定也。”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的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阮籍其人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几个方面,这是其艺术生命得以流传根本之所在.而陶渊明对这种影响流变的传承与接受,显示出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秦简《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从其集锦特色谈起

本文通过对《为吏之道》与相关先秦文献的疏证,否定了前人关于其思想主体的法家说、儒家说和道家说,认为它杂取先秦各种思想于一体,具有集锦特色。作者认为,这一特色使得《为吏之道》具有以下的思想史意义:它体现了那一时期思想文化的融合趋势,从草根文化层面体现得如此集中明显,在此前的传世文献中尚未发现;这一特色也告诉我们:先秦诸子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资源、相似的知识背景、话语平台和相近的问题意识;在法术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秦代,《为吏之道》的思想基调与儒道思想更为接近,证明了儒道思想的生命力。考虑到这份材料只是针对基层官吏,故不能将《为吏之道》视为秦代思想世界的简单化约,专制者所奉行的还是法家思想;《为吏之道》更多技术层面上的守则,缺乏儒道创始人对于大道的关怀,这又是其思想史意义的局限性所在。     

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

目前通行的几种文学史论著(如中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对李梦阳均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代表明代文学的拟古派。这实际上维持了清人(《明史·文苑传》及《四库全书提要》等)以来的观点。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已提出不同看法,高度评价了李梦阳的文学成就。国内有章培恒先生《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1985年在日本发表),亦力纠旧说。本文力图对李梦阳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与作用,进行公允的分析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