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研究三则

楚辞招魂篇发端诠释 太史公为屈原传有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是以招魂为原作。洎王逸为《楚辞章句》谓为宋玉招屈之文。自后遂滋异说。朱晦庵《楚辞集注》亦以为宋玉所作。王船山《楚辞通释》大意同于叔师,惟以为作于顷襄之世,不以讽谏怀王之说为然。或以为屈原招怀王之辞。以其叙宫庭居室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非国君不足以当之。此论发自桐城吴汝纶,而张裕钊、     

申论屈骚为继往开来之一代文学

前人在论及文学源流、《楚辞》地位之时,尝以为屈子骚赋为继往开来之一代文学。刘勰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己轩翥《诗》人(《诗经》的作者们)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1)王国维称:“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2)鲁迅说:“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子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3)     

奇服耀四宇 华章照千秋——《九章·涉江》讲析

《九章》包括屈原所作的九篇较短的诗歌,大都作于屈原被放逐之后。因为内容相近,后人把它们编集在一起,叫做《九章》。正如宋人朱熹所说:“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涉江》是《九章》的第二篇,写于屈原晚年被楚顷襄王流放江南之后。“涉江”就是渡江而南的意思。当时楚国统治者已昏聩到了极点,内忧外患,国势殆亡。屈原以经世之才,“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王逸《楚辞章句》),在流放中经历了艰苦的行程。诗人在诗中纪述其渡江南下的历程和当时的心情,申述其志行的高远和     

赋体溯源

《汉书．艺文怎》录载赋包括辞与赋,说明辞赋本属于一体。第一个以赋名篇的是荀卿,贾谊用荀卿“赋”之名,屈原辞之实,创汉初骚体赋,枚乘《七发》定汉赋体式。上溯屈、荀之辞赋,根于《易》,宗于《诗》。     

论《离骚》中的女媭和“子兰”

屈原伟大的抒情长诗《离骚》中的女媭是什么人,历来争论不休;“余以兰可恃兮”的“兰”究竟是不是子兰,也各有不同的说法。这两个问题性质相似,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一、女媭非屈原亲人辨前人对女媭的身份有如下各种说法:王逸以为是屈原之姊,郑玄以为是屈原之妹,贾逵则认为是女子的泛称,汪瑗认为是比喻党人的贱妾,李陈玉认为是使女,周拱辰认为是女巫(以上均见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引)。近人有下列不同意见:郭沫若主张是屈原的“女伴”(《屈原研究》),姜亮夫赞成“贱妾”说(《屈原赋校注》),游国恩认为是作品中假设的人物,是师傅保姆一类老太婆(《楚辞论文集·楚辞女性中心说》),也有以为是屈原之母的(龚维英《女媭为屈母说》,1982年第三期《贵州社会科学》)。     

《离骚》通解(中)

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通解]女媭:王逸《章句》注说:“女媭(X(?))、屈原姊也.”许慎《说文》:“媭,女字也.贾侍中(逵)说,楚人谓姊为媭.”可从.按《诗经正义》引《周易》郑玄注:“屈原之妹名女媭.”周拱辰《离骚拾细》说:“媭,乃女巫之称.”汪瑗《楚辞集解》说:“媭者,贱妾之称.”陈远新《屈子说志》说:媭,侍女也.”郭沫若《屈原赋今译》译女媭为“女伴.”以上诸说皆可参考,而可疑.首先应肯定《离骚》是     

屈原放逐行踪续考

拙作《屈原见到郢都论陷辨惑——兼辨屈原之放、之死(下简称《辨惑》。载《浙江师院学报》1979年1期)曾根据屈原《哀郢》、《涉江》的自述,作《〈哀郢〉〈涉江〉放逐行踪示意图》(按原名作“放逐路线”,今依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地图》说明改为“放逐行踪”,用“行踪”可包括放逐路线和放逐地点),其结论是屈原被放逐后离开郢都(在今湖北江陵市北),先到汉北住了九年,再被远放到江南溆浦(今湖南溆浦县),其行踪绘成略图,屈原被放逐所行路线及其所经和所居之地,历历分明,了然在目。但屈原从溆浦到汩罗江自沉的行踪,因与《辨惑》讨论的主要内容关系不大,当时遂置之以待另文论述。后因故搁下,今始得成此《续考》一篇,以了宿愿。要解决屈原从溆浦到汩罗的行踪问题,先得明白《怀沙》名篇的深意。明汪瑗《楚辞集解》不同意东方朔、司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作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扑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閟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凤·叔于田》)、《卢铃》(《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思。     

屈原晚岁行踪与卒年新探

<正> 我在前几年曾就屈原《九章》作了《新笺》(部分刊于《淮北煤师院学报》80年一、二期),觉得《九章》无异于屈原之自传。特别是《哀郢》、《思美人》、《怀沙》、《惜往日》诸篇,紧紧相承;其中,不仅表明了屈原的行踪,而且反映了用原的志事,并与当时历史事实——吻合。按此推求,屈原晚年事迹,历历可睹;反读上述诸篇,弥觉文从字顺,层次井然,易读易懂。近两年来,看到一些同志文章,其中,或言屈原“上沅”是为了追寻庄(足乔),或谓屈原东下陵阳,折回鄂渚,再涉江而至溆浦……皆与鄙见不谋而合。但在具体时间上,在行为的动机上,在事件的相互联结上,与鄙见亦非完全相同;自然,还有一些与鄙见很不相同的说法。因此,有必要专就屈原晚年行踪与卒年这一点,按时间顺序,再作一次说明,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补充论证,以质于当世学者。     

屈原法家思想质疑──兼与任国瑞先生商榷

屈原法家思想质疑──兼与任国瑞先生商榷李金善屈原的思想一向被认为属于儒家体系，自刘安、王逸、朱熹到戴震都无异辞。近世学者游国恩先生也坚持这个观点。但到郭沫若先生便有些明显地变比，他在１９４２年撰写的《屈原研究》中说：“屈原的思想很明显地带有儒家的风貌...     

是神肖,不是形似——从《雁门太守行》谈李贺的“祖骚”

李贺的诗歌创作,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历来为人们所公认的。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早就指出:李贺的诗“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宋僧道潜的《观明发画李贺高轩过图》诗赞李贺诗“风骚拟屈宋,妙处相颉颃”。     

关于《楚辞&#183;招隐士》的几个问题

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它强调的是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代屈原而“章”其“志”是《招隐士》得入《楚辞》而《吊屈原赋》等与屈原相关的作品不得入之重要原因;从屈原幽隐山中的悲凄身世和时人对隐士的认识与接受等角度考察之,屈原被称为“隐士”没有任何问题,《招隐士》所招对象为屈原不容置疑;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文情与文心：《卜居》《渔父》成篇过程论略

《卜居》《渔父》中塑造的客是“高士”的形象,从文本形态上看,地位和屈原对等。二篇是楚人根据屈原沉江的传闻敷衍成文,在定型过程中显现出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的悖离与错位,最终成篇定型在西汉时期。《渔父》中屈原的“设辞”见于《老子》《荀子》,可视为先秦共用文本。二篇都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其成因与屈原思想的内在矛盾和后人对他沉渊殉志的负面评价有关。作者虽对屈原的处境怀有同情,但对其人生选择则是不明言的否定与批评,这对把握秦汉乃至后世屈原思想之接受,亦具有重要意义。     

屈原《远游》析说

《远游》之篇目,虽不见于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然而自东汉王逸以来,学人便一直认为是屈原的作品,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则明确指出这二十五篇是《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     

屈原文学思想管窥——兼评游国恩先生“楚辞女性中心说”及其他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必然有他的文学思想。但是,屈原只留下诗歌,没有文学理论著作。他的诗歌中虽然有一些涉及文学思想的诗句,诸如“受命诏以昭诗”(《惜往日》),“发愤以抒情”“重著以自明”(《惜诵》),“窃赋诗之所明”(《悲回风》),“道诗作颂”(《抽思》)等,为数也很少。同时,诗句是精炼语言,很简短,难以和盘托出自己的文学思想。单独依靠这些诗句来     

屈原卒日之谜

鲁迅先生说过,《离骚》之“辞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汉文学史纲要》),简洁无比地绘出《离骚》宏伟的艺术构成和序列,《离骚》开头明叙己之诞生,结尾暗示我之死亡,前呼后应,浑然天成.不知其事,则误解横生.但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三辰相会”之“人日”,摄提岁星“重华”(舜)进入月神(?)訾(常仪)之宫;日月五星交逢营室之良辰,而卒于五月五日之凶忌,未免太巧太奇,发生怀疑和争论也是自然的.这里仅略述屈原死期诸说并揭示疑难,以供学界讨论批判参考.     

论《九辩》在艺术上的独创性

《楚辞·九辩》一篇,自东汉王逸以为宋玉所作,《昭明文选》、《文心雕龙》亦承认。虽明人焦竑、清末吴挚甫提出屈原自作说,然或失之粗疏,或失之武断,并无坚强证据以推翻王氏旧说。王逸又以为本篇主题乃是宋玉“闵惜其师忠而放逐”。虽迎合者不乏其人,然其属揣测之辞。本篇实为宋玉借古乐为题,以抒写自己的感慨愁思,是受屈原影响而写的与《离骚》相类似的自叙传性的长篇抒情诗。对《九辩》在艺术上的独创性,现代的文学史著作和论著,则或语焉而不详;或认为其     

侔式推论新解

侔,是《墨经》中关于说和辩的一种方式。《墨经·小取》:“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孙诒让认为侔是“谓词义齐等,比而同之。”伍非百说:“何谓比辞俱行,谓取形式同一之辞,或增之,或减之,以观其结论之是否同一也。”又说;“侔当今直接推理之附性法,用两辞相比而行,以求其另一辞之是非。”     

《离骚》题义别解

对于屈原的伟大诗篇《离骚》的题义,历来众说纷纭。最早的解释是司马迁说的“‘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距屈原较近,他的解释应该是接近原意的。 但司马迁的“离”字又该怎么解释呢?他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有“属书离辞,指事类情”这句话,从词组的结构看,“离辞”可释为陈述自己的意见。所以     

楚辞派初探

楚辞派,又可称“屈骚派”。最先注意这个文学流派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里指出,楚大夫屈原创作了以《离骚》为首的一批作品,倾诉自己为国事而生发的“忧愁幽思”,嗣后便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文人,“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写出了类似风格的作品,见称于世。继司马迁之后,刘向编辑《楚辞》和班固序《离骚》时,把这一流派的成员扩展到了西汉,认为贾谊、枚乘、淮南小山、司马相如、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扬雄等,皆宗法屈原,“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他们的意见,获得了后人的认可,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叙》说,不仅楚人以屈原作品相教传,到汉武帝时刘安作《离骚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