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禁止就业歧视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宪法赋予了每个公民劳动的权利,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类组织都有促进劳动者就业,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的义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多种形式的就业歧视现象却大量存在,使劳动者的就业平等权受到了严重侵害。囿于个体劳动者的相对弱势,劳动者常常求助无门。因此,禁止就业歧视法律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就显得极为迫切。而我国现行禁止就业歧视法律保障制度却存在诸多缺陷,难以对劳动者进行有效的救济。运用法律的手段规制就业歧视应综合立法、执法、司法等多种手段,在立法上要出台《禁止就业歧视法》,在执法上要设置专门性行政执法机构,在司法上要实现诉讼救济制度。     

家政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与法律责任

我国关于家政服务机构在经营模式、市场准入条件、法律性质及其法律责任方面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了家政服务关系中的很多法律关系不明确,家政服务人员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依照法理和相关法律规定中介制家政服务机构应属于居间人,会员制的家政服务机构从事居间行为属于居间人,从事派遣行为属于用人单位.居间人承担合同法规定的的居间人责任,用人单位承担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家政服务员应赋予劳动者应有的法律地位,并通过完善监督、保险、诉讼等法律救济路径保障其权利.     

职场电子监控的法律规制——以比例原则为核心的分析

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基于“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虽可无需取得劳动者同意而对其进行职场电子监控，但该种监控权力的行使并非是任意的，其应受到比例原则的限制。职场电子监控的法律规制应包含“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就“实体”规制而言：当用人单位基于“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而对劳动者进行职场电子监控时，用人单位进行的电子监控应满足适当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的要求；当用人单位通过取得劳动者“同意”的方式而对其进行职场电子监控时，劳动者的“同意”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就“程序”规制而言：用人单位在对劳动者进行职场电子监控前，应尽到事先告知义务。     

劳务派遣中受遣员工权利保护法律问题探讨

劳务派遣是一种新型用工方式,它改变了传统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加规制的劳务派遣使劳动者陷于一种极为不利的状况,如何厘清劳务派遣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立法的关键,从多层面保护劳动者是劳务派遣立法的应有之义。     

员工作为商业秘密侵权主体的可责性与法律责任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商业秘密的侵权主体限定为“经营者”，使得员工侵犯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行为得不到有效规制。从员工竞业禁止制度的完善，可使侵犯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员工在法律上可责。对用人单位进行救济，即对侵权员工的非难方式，应因员工主体地位的特殊性进行特殊设置。     

论劳动权和商业秘密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以《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取向为视角

劳动合同法力图矫正劳动关系事实上的不平等,向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倾斜,以维持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商业秘密都归属于用人单位,因此有关商业秘密保护法的重心与劳动合同法恰恰相反,它更倾向于保护用人单位而非劳动者.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既是利益关系的双方,又是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在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上,必须平衡好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权益.为追求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权和劳动者就业权的利益平衡乃至"共赢"的格局,实施合理的竞业禁止制度,尤其是对劳动者离职后竞业禁止合同进行多种规制条件下的谨慎承认,不失为有效的路径设计.     

WTO报复制度中的仲裁

报复制度是WTO最后的贸易救济手段,报复程度的高低关系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信誉和救济力度。在决定报复程度时,仲裁程序、仲裁应遵循的规则、仲裁裁决的目的以及仲裁员的职责、方法等问题在报复措施裁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劳动争议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具体操作

2008年5月1日起生效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是专门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性法律,其实对于劳资关系的影响不亚于《劳动合同法》。《调解仲裁法》相对于旧的《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突破了之前“一裁二审”的模式,针对一裁终局的案件,立法区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设计不同的救济途径。即对于一裁终局的案件,劳动者可以向一审法院起诉,     

论劳动合同的不正当影响制度

在劳动法律实践中,经常出现用人单位利用不正当手段使劳动者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而订立合同的情况,损害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所以深入研究劳动合同中胁迫,胁迫行为,才能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论诉权滥用

诉权是一种救济权 ,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诉权的滥用是一种侵权行为 ,中国目前的诉权滥用已初见端倪 ,缺乏应有的法律规制 ,应借鉴相关国家关于惩戒诉权滥用的立法例 ,建立我国的滥用诉权侵权赔偿制度。保证诉讼权利合法正当行使 ,实现公力救济与社会效益并举     

日本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创新及其启示

与一般侵权行为相异,环境侵权行为的间接性、潜伏性、持续性以及伴随性等特性,使审判机关确定环境侵权行为人损害赔偿民事责任极为困难。因此,为适应环境侵权损害的新特点,对传统损害赔偿理论予以创新,已成为救济受害人、强化加害人民事责任的需要。我国应借鉴日本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关于“包括请求”、“一律请求”等 成功经验,以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论"生育权"及其救济

生育权是公法赋予自然人的一项基本人权 ,也是一种民事权利 ,属于人格权的范畴。自然生育主体之外的其他任何人都承担不得阻止、妨碍或干扰自然人生育或不生育的义务。对生育权的保护包括法律救济和法外权利救济方式。     

占有法益之侵权行为法救济途径--兼论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之重构

占有的性质体现为法益,是侵权行为之客体,在侵权行为法的救济中居特殊地位.占有人在占有法益受到侵害时享有救济权,得请求损害赔偿.得请求赔偿之损害包括使用收益之损害、支出费用之损害以及责任之损害.在立法上应当通过重构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来实现对占有法益之救济.     

经营者集中附条件批准下的待剥离资产处置

经营者集中附条件批准又被称为合并救济,其目的是在维护市场有效竞争与维护企业健康发展之间寻求平衡。资产剥离是最为重要的合并救济措施。在等待资产被最终剥离的过渡期内,适当处置待剥离资产,保持其竞争力,对于合并救济目的之实现非常关键。我国应进一步细化资产剥离制度,而执法部门则应结合个案需求,提出一般资产保值甚至资产分持的资产处置要求,来确保待剥离资产的竞争力。     

油污损害防治的法经济学解释——基于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不可让渡规则三个维度的分析

在法经济学领域中,“卡-梅框架”将侵权救济规则抽象成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不可让渡规则三种类型.这一框架从分析法律规则的效果模式出发,以寻求“最有效率的权利保障”作为规则选择的取舍标准.“卡-梅框架”对于油污损害防治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在于有助于重新审视相关法律规则的设置目的、适用场合及实践效果.油污防治法律规范的修改与完善需要对克服油污损害的外部成本以及实现法律的效率价值给予更多关注.     

论外交保护中的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兼评2006年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用尽当地救济是外交保护的限制性条件,其法理依据主要为尊重责任国的属地优越权,它是追究国家责任的程序性条件。用尽当地救济不适用于国家遭受直接损害的情况,在国家损害与国民损害的混合请求中,我们应当考虑哪一种请求属于主要要素。当地救济应当是有效和受害者可以寻求的,受害者应当用尽所在国的一切有效的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以及程序上的便利。国内求偿与国际求偿在内容上应当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     

权利贫困视角下农民群体维权困境及出路——基于农地污染群体性维权事件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发,严重损害农民的群体利益。然而,农民群体维权行动却经常陷入困境：在权利制度供给不足和公力救济渠道不畅的情况,农民往往选择徘徊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私力救济手段,由此产生的非理性维权又常陷入政府刚性维稳困局,最终形成维权与维稳相互掣肘、私权与公权相互抗衡的局面。解决农民群体维权之困的关键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消除权利贫困的根源,即：健全立法,重建环境公正;完善权利救济机制,提高公力救济效能;变非法维权为依法维权,避免权利滥用;变刚性维稳为韧性维稳,防止权力恣肆。     

国外教育券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启示

教育券理论自产生以来,在国外许多国家得以实践。教育券制度弥补了公立学校的缺陷,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券理论与实践为反思我国公立学校教育投资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以及基础教育的营利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行为保全标准中“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裁量

行为保全标准中“难以弥补的损害”要件存在内涵解释模糊、实践缺乏系统性指引等问题。为给予实践更加清晰、明确的指引，应从理论上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通过本土解析和比较研究可以认为“难以弥补的损害”是指财产保全和终局裁判均不能弥补的损害。在裁量路径上，应结合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性质，将其类型化为损害赔偿无法弥补和赔偿数额难以计算两种类型。      

经营者集中结构性救济与行为性救济的效率探析

现在各国对经营者集中采取原则准许、例外禁止的做法。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基本分为结构性救济措施和行为性救济措施，在面对救济措施的选取时，集中救济措施的效率应是执法者首当考虑的重要因素。目前，学界对二者的效率看法不一，结合二者的博弈力量，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行为性救济措施更有效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