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姜广辉一、名士流变汉末魏晋时期，“好名”成了士林习尚，出现了所谓名士现象。名士现象是重名社会的产物。名士派代代有之，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当推汉末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名士派也发生演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从《世说新语》论两晋名士之人格分裂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风流潇洒,放达不拘,任性而为,完全是人性解放乐观的一面。其实,“魏晋风度”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和双重的,它有其广阔的社会现实作背景,有其深层的人性内容。我以为,它是魏晋名士矛盾人格与分裂人格的集中概括。南朝刘义庆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实录。本文即想通过《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名流生活、思想、情趣诸多方面的内容,对魏晋时期(主要是两晋)名士之人格作一探讨,以此揭示“魏晋风度”的实质。     

论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的背离和补充——兼谈《世说新语》何以不收陶渊明

陶渊明一般被认为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但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性故事集《世说新语》却只字未提陶渊明,这不禁让人感到诸多遗憾。事实上,只要我们分析一下魏晋风流的具体表现。加以比照。就会发现,陶渊明与魏晋风流是有所背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选入《世说新语》当然有诸多的原因．但总体上．他不符合《世说新语》的选入标准。当然,陶渊明生活在那个时代,身上难免会有一些魏晋风流的影子,而且,陶渊明所追求的“真”与“自然”对魏晋风流“佯狂”的表现缺陷有所补充．其三教融合的思想也纠正了魏晋名士玄学人生观的不可实践性。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吴敬梓与竹林名士

魏晋名士,流派繁衍,以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最能代表魏晋风度。一方面,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下引鲁迅话,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他们恣情任性,超逸风流,典型地表现了“魏晋人的豪放萧洒的风姿”(鲁迅:《病后杂谈》)。另方面,他们的纵情背礼是由于对环境的不满,以至激而为怒、愤世嫉俗,这又鲜明地染上了魏晋的时代色彩。鲁迅说魏晋时代是个“篡夺时代”(《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篡权杀人者偏偏要打着礼教的旗号进行“巧取豪夺”,“他们所谓崇奉礼教,……实在是毁坏礼教”,于是,阮、嵇等     

名士戒慎与魏晋三玄

名士戒慎与魏晋三玄刘康德与“恐惧”联系在一起、见于儒家经典──《中庸》的“戒慎”（戒慎乎其所不赌，恐惧乎其所不闻），原本是作为一种伦理原则出现的，它要求人常怀恐惧敬畏心理，处处谨慎小心，即使在别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暗处，也不可隐翳操，更不可做那种合...     

六朝名士的情礼之争

魏晋名士在处理情礼关系时,要求“称情而直往”,但在现实生活中又逐渐发现其弊病。于是,玄学名士们接受了“缘情制礼”的理论,并为之找到了理论根据,这既肯定了感性之情的社会存在价值,又能不废礼法,使现行道德秩序得以维持和继续,从而消弭了情礼冲突。六朝名士礼玄双修的命题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情礼合一,其实现的途径又是以方内方外之别和君父先后论两个理论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和基础的。     

论嵇康的魅力

嵇康是魏晋时期最具独特风格与个性的一位名士，他仪表堂堂、旷迈不群具有外表形象美；他有感于时代风潮又不随波逐流，刚肠嫉恶、真率自然的个性显示出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他将老庄虚幻缥缈、不着边际的人生理想，拉近到人的日常生活中来，成就了实实在在、超然恬淡的生活模式，达到一种“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超脱的人生境界。在人类文明史上，嵇康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物。     

盛唐文士与魏晋风度——以杜甫及其《饮中八仙歌》为中心

作为传统士人人格生成、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盛唐文士独特个性气质和行为方式的形成与魏晋六朝以来名士风度的延续渊源密切。杜甫脱略狂简的个性以及嗜酒、善谑、幽栖等种种行为作派即与魏晋名士尤其是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名士有着直接的渊源。其《饮中八仙歌》是盛唐文士受魏晋名士风度影响的一个最集中体现。"八仙"的个性、风貌特征以及嗜酒、高谈、傲视王侯等种种行为方式也以魏晋名士以及《世说新语》为模仿对象,但其中的"狂"态又是典型盛唐式的。它的创作与此期涌现出的一批极具名士风度同时又是新进士群体主要干谒对象的朝臣人物有着直接关系,置身风气之中的杜甫敏锐地捕捉并以其生花妙笔记录下了这一独特的时代精神风貌。     

司马懿与曹魏政治

司马懿青少年时代曾经学习儒术，但已于建安后期完成了向黄老形名派官僚的转化。他与曹魏王朝的关系，经历了由消极回避，到积极效忠，而最终反叛夺权的变化过程。其篡魏政变，是生存逼迫下的被动造反。高平陵政变虽然结束了曹氏的政治统治，但是作为建安名士的政治代表，司马懿上台后所改变的，仅是正始名士早熟的玄学“改制”；所恢复和发展的，是曹丕、曹睿一脉相承的政治路线———黄老名法与儒术的结合，使魏晋之际的官方意识形态打上了明显的“礼法”烙印。     

试论《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

《世说新语》内容丰富 ,反映了从汉末到东晋三百年间文人名士的言行、风貌 ,是魏晋士大夫阶级思想、生活的真实记录 ,是魏晋名士生活的形象画卷。《世说新语》具有写真人真事的实录性 ,所载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所载事迹也是根据有关史迹和旧闻纂集、提炼而成的 ,在某些方面 ,它补充了正史的不足     

略论王弼的天人新义

魏晋的玄学取代两汉的经学,不仅在于它以理性思辨的哲学范畴体系取代了“由辞以通道”的古经训解,也不仅因为它以究本及末的本体论取代了“天地含气”的生化论,更为重要的则在于,魏晋名士以“天人之际”的崭新义理更替了汉儒博士“天人感应”的陈旧学说。生活于汉末魏初的少年哲学天才王弼,正是道出天人新义的     

论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魏晋风度

六朝时期，政治局势风摇雨动“，名士少有全者”，焦虑之绪宛如乌云般笼罩。此时，名教已然摇摇欲坠，再加之祸福难料“，人的觉醒”便豁然摇曳而出，人们开始挣脱礼教束缚，转而自觉地关注起个体之本身，其思想解放之程度令古叹而今震。时势所致，魏晋玄风炽热席卷，一代“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魏晋风度由此发轫，不仅通过诸文学作品展呈以现，亦被六朝的志怪小说折射而显。察之，六朝志怪小说不仅数量丰富、内容奇谲，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且观，就在此些光怪陆离的玄奇故事里，人物的外貌美、人情的真挚美、人性的超越美与世风的玄味美皆于笔端尽露，光芒闪耀，璀璨夺目。由此，魏晋风度芬芳发散，令人一往情深，而沉醉不已。     

魏晋名士放达不羁简论

放达不羁是魏晋名士的一种时代性标记。透过外在表象,我们发现不同的名士个体和名士群体是有区别的,有的因愤世嫉俗而放浪形骸以示抗议,有的因道德沦丧而尽情纵欲,有的因仰慕名流而盲目仿效。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世说新语》“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教科书①,”它展现出的魏晋风度更是千古谈资.所谓“魏晋风度”,就是士人们以他们在生活中的种种言行展示了“人的觉醒”.而“人的觉醒”在本质上说,就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众所周知,魏晋是我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时代.自汉末黄巾起义以来,直至隋统一中国这期间整个中国几乎完全处于分裂割据和混战之中,尽管期间出现过象晋太康年间那种短暂的繁荣景象,但很快就被八王之乱替代了.总的来说,整个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虚伪、仇恨、凶杀,很多知识分子被卷进了政治旋涡,成了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那样,汉末魏晋六朝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②。动乱摧毁了儒家的一统天下,儒、道、佛几种思想得以并存,玄学得到充分的发展。正是这种特殊的时代气氛,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促成了人的觉醒。     

试论魏晋名士风度

魏晋名士是成份复杂、历来颇遭非议的一群人。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忧谗畏讥的忧患之士,在他们潇洒不群、异于常人的言行后面,是对黑暗现实的无奈和消极对抗。历史注定他们在身心上要承受那个时代的巨大苦痛。     

从浓烈到淡泊─—由六朝诗歌看魏晋名士生命情感的变迁

从浓烈到淡泊─—由六朝诗歌看魏晋名士生命情感的变迁张建华宁夏社会科学院魏晋时代，普遍被认为是人的觉醒时期，生命成为人们主要关注的对象。人的觉醒、个体意识的加强，伴随而来的应是个性的张扬和情感的勃发。在魏晋名士风流潇洒的举止中，我们的确能感受到这样一种...     

中国名士文学论纲

中国的名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古代典籍中,这一称谓层见迭出,含义也纷纭不定。本文特指那些具有名士风度的人。所谓名士风度,正式形成是在魏晋时期,其含义也大致相当于魏晋风流。这种风流的核心是深情、真率,是强烈的叛逆倾向;而外在表现则可用狂、逸、怪、侠四字加以概括:对四平八稳的儒家规范的冲击构成豪宕不羁的     

李白、李颀诗中盛唐名士形象描写之比较

李白和李颀的诗歌刻画了典型的盛唐名士形象,这些形象既有前代名士的影子,亦有盛唐名士的独特风采。在艺术手法上,李白和李颀都吸收了魏晋风度品评人物的艺术,重视展现人物仪容、风度之美,形神兼备地刻画人物。在风格上,李颀采用史传笔法写人,故重写实;而李白重视主观抒情,故多写意。二者刻画的名士形象艺术上的异同有着深刻的时代和个人因素。     

典签制度与南朝政局

魏晋时期 ,门阀士族政治导致了帝国的萎靡 ,名士贵公子们仕不事事 ,“华诞”、“浮薄”构成了江左五朝政治的最鲜明特征。“魏晋之华诞 ,五代浇风”一语即是其最好的概括。但时代进入刘宋 ,寒人渐掌机要 ,相较于两晋 ,政治上毕竟出现了些许新的变化。典签制的出现即是其表现之一。典签作为一个由寒人担任的名级低微的官吏 ,在宋齐梁时期一度大权在握 ,甚至连分封之诸王在其面前亦唯唯诺诺。本文之意图 ,就是对此时期的典签制加以探讨 ,考察该制度的产生、变迁 ,以及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联。一　　清代学者赵翼较早地对典签制度有所关注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