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文化史简析

新文化史的兴起是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历史学界一场重大的史学理论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文化史,是站在对已有的社会史理论基础的批判、修正的立场上展开的。在经历了文化转向后,新文化史学家对文化转向进行了反思。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历经数十年的发展,新文化史和传统的社会史有逐渐融合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文化史的实质是向人文主义史学传统的回归。新文化史的未来将是对传统社会史的扬弃和发展。     

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与分析——兼评国内西方文化史研究现状

西方文化史研究经历了从传统史学时代、新史学时代和新文化史时代的发展过程.在传统史学时代由于政治军事史占主导地位,文化史研究被边缘化.新史学时代是文化史研究的繁荣时期,科学技术革命给文化史研究带来了转机.新文化史时代把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转向了社会文化的范畴,注重跨学科研究.虽然国内对西方文化史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繁荣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滞后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在大众文化研究、对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多元化和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等问题的认识上尚需深入研究.     

论顾准的史学思想

顾准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史学思想,是他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岁月里为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顾准对历史的研究是由古希腊城邦制度入手,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认真地剖析了东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径,破解了许多学理上的难题。顾准的史学思想对史学发展影响巨大,不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史书编撰与1980年以来的变革

本文讨论了二战以后西方史学编撰的两大支柱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历史研究两大支柱的批判.通过这些批判,西方史学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关注群体到关注个体,从宏观史学到微观史学的转向以及对历史事件研究的回归.     

试论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

鲍修哀是17世纪法国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是他在历史学方面的代表著作。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少译著和研究论著都将鲍修哀这部书的书名译作《通史论》或《世界通史》等，这是不太合适的。刘家和曾指出，中西之间有着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特点之不同。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也就是说，西方思想中的Universal history（普世史或普遍史）与中国的“通史”概念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中国的“通史”思想其核心在于“穷变通久”，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以王夫之为例，其史学著作虽属史论体，但特别注重对古今之变以及历史变化的辩证发展和深层原因的揭示，尤其是对变与常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其成为继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通史精神”的又一典型代表。作为与王夫之大体同时的鲍修哀，他的史学著作虽然在内容上涵盖古今广泛的时间，但指导思想却是基督教普世史的神学观念，把历史变化归于神意，未能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这是中西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重要区别。     

从伏尔泰到亨廷顿——西方“文化形态史学”透析

"文化形态史学"是西方近代以来兴起的史学流派,习惯上人们认为"文化形态史学"兴起于斯宾格勒,汤因比是其集大成者。笔者认为首开世界文化形态研究之先河者当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尽管在他的著作里既没有出现"文化形态史观"的概念,也看不到对此进行的诠释,他只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运用"文化形态史观"进行历史学的撰述,他对于"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之功为其后的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诸家所继承。由于他们之间存在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以宏观的视角分析问题,都关注西方文明的前途,均注重对文化、文明的研究,并将之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点。     

章太炎与近代国粹主义文化思潮

“国粹主义”是２０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兴起的一股学术文化思潮。提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张学习西方，会通中西，却反对“醉心欧化”和“欧化主义”；批判封建旧学，却又要求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粹；重视史学，强调以历史激励国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是国粹派学术文化思想的主要特征。而章太炎作为国粹派的的领袖和楷模，对国粹主义思想的阐发，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略论当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变革

略论当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变革陈启能一国外有些学者把西方新史学的兴起称作“哥白尼式的革命”①，这是用以表示新史学与在１９世纪乃至２０世纪初西方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史学相比，是一种根本性质的转变。关于这种转变，国内已有不少文章论及，为了概括地说明新史学...     

文化理论的兴起

文化理论的真正兴起是 2 0世纪 60、70年代以后的事情 ,尤其是 70年代以来 ,不同形式的文化研究传统综合了社会理论、文化批判、史学、哲学分析以及政治分析等领域中的有用成分 ,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 ,西方文化研究领域自此从单纯地解读文化概念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对文化进行理论阐述的阶段     

当代西方史学多元走向评析

20世纪中叶 ,伴随着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 ,西方史学出现了重要转折 ,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历史学的多元走向。在当代西方史学的演进中 ,这一趋势直接表现为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大、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的纷纷建立、史学理论的更新和历史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等等。这是建立在当代历史思维基础上历史科学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 ,对于批判地继承传统史学 ,确立 2 1世纪史学发展新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

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具有悠久的传统，它以“资治”为宗旨，以纵向考察王朝盛哀治乱为参照系，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启示和借鉴。１９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继承了这一传统，同时，由于内忧外患的日迫，又显示出了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之紧扣时代脉搏的鲜明特色。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及其走向，传统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也发生了嬗变。史学由以前对王朝盛衰治乱的关注和思索转向对外部世界的探求，兴起以抗敌御侮、救亡图存和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外国史地研究，成为此时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时代特征，其参照系也开始将中国视为世界一部分，进行横向的考察。这也说明，史学的发展进步总是在自觉地回应时代与社会的变化与需要的过程中实现的     

论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之趋势

所谓史学变革趋势，主要谈的是史学分期和走向问题。探讨１９世纪中国史学的分期，主要目的是为了探寻与揭示１９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始末原委及其规律，也就是要展现１９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阶段性及其特点。欲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构成史学变革之三个最核心的方面联系起来...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对范祖禹及其所著《唐鉴》的影响

范祖禹史学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编修《资治通鉴》的十五年。在这期间,司马光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除司马光致范祖禹的《答范梦得书》体现出的谆谆教导之外,范祖禹《唐鉴》中所载的诸多史事和史论,也随处可见司马光的影响。因此,《宋元学案》将他归于涑水门下,并认为他得其纯粹,不无道理。然而,范祖禹的史学观点与司马光相比,依然有很大的不同,他对正统的坚持,对帝王心性的重视,都超越了司马光,而与同时代以及后世的理学家们遥相呼应,因此,亦是在《宋元学案》中,以他为华阳学派的开山始祖。因此,范祖禹对司马光史学思想的继承、发扬以及改造,也是他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论司马迁史学的继承性

本文较为系统的论述了司马迁史学的继承性，他对前代的史学思想、历史编纂方法、史官之伟大人格以及史学文献资料等皆有所继承和弘扬，从而为其伟大的史学创造活动奠定了基础。     

马克斯·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

M.韦伯自20世纪80年代被推介到中国以来，因其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同中国现代化需要的契合，一直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发生着强烈而持久的影响。但是，M.韦伯的思想对中国而言并非无可挑剔。本文选取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牟宗三关于中西文化的论述同M.韦伯的中西文化观念进行比较研究，明晰了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理论理性之间的互补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中西文化的内在特点以及中西交流的历史经验出发，批判了M.韦伯思想中的西方中心论内核，并以之为比照，昭示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年鉴学派总体历史理论的特点及其启示

年鉴学派是享誉当代西方乃至世界史学领域的重要史学流派,在其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总体历史理论。这一理论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从而成为年鉴学派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影响巨大。     

典范转移:新文化史的表达与实践

新文化史在现在的西方历史研究中已经成为显学,它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其影响所致,渐有一切历史都是(新)文化史之势。新文化史的来龙去脉如何?本身在西方三十多年的发展情况如何?又有哪些特征?存在哪些问题?在中国及国外汉学界的接受情况如何?本文试着就有关情况作梳理和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鲁迅的文化批判及为当代提供的文化参照意义——鲁迅与王小波及王朔

鲁迅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思想与文化的巨人，他对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洞悉与广泛的文化批判使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了解和改造中国人及社会的伟大经典。不仅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犹如一颗文化巨星照亮了文坛，成为一代文化人中的精英，即使在后来，甚至整整一个世纪，鲁迅的影响也从未停止过。文化批判的道路上前仆后继，从70年代中后期到世纪末，近20多年中国当代文化中有两个人是不能被遗忘的，那就是王小波和王朔。尽管他们从未声称他们是师承鲁迅或受其影响，但从作品中不难看出，那种大胆挑战权威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文化行为和言论以及彻底的革…     

何炳松的史学方法

何炳松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理论家。他的史学方法包括历史研究方法论、历史写作方法论和史料处理方法论,包括重视通史义例、提倡综合研究法;主张通史与正史并存、集体修史,提出历史编撰应该考虑的问题、历史著述的基本要求,关于编撰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历史教科书的诸多要求;关于史料的范围、整理、考订以及史料和史著的关系等。他为新史学的传播与构建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理应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突出地位。     

论尼采的历史哲学

在尼采对历史研究轻蔑评判的表层语辞下，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哲学观念。这一切是以他对兰克学派浓烈的怀疑情绪为起点的。尼采历史哲学的思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对“上帝已死”和人的选择力、创造力的论述，阐明历史活动的非决定性倾向；第二，探讨并确认历史过程的相对性和历史认识的相对性；第三，强调社会的进化过程是非机械的“变化”与进化目的的“同一”。尼采富有诗性的历史哲学话语，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它是历史观念从１９世纪走向２０世纪的一个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