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判邵荃麟事件的再认识

对1964年《文艺报》批判邵荃麟的事件需要再认识,因为这里有许多未被揭破的真相。首先当时的批判者完全采取了强盗的逻辑,随便地嫁祸于人。其实邵荃麟根本没有提出过“中间人物”论的主张,即使他有过“现实主义深化”的只言片语,但也远没脱离当时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批判者所谓的深化及为其翻案者所谓的深化谐不存在。当年对邵荃麟的批判是“左”倾路线下,为了政治文化斗争中的需要,炮制的一起冤案。     

不許假恩格斯之名来反对塑造无产阶級的英雄人物——駁“写中间人物”论的一个论据

我们时代的荒唐现象之一,是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偏偏还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他们自以为很得计,但实际上恰恰形成对于他们自己的冷酷讽刺。邵荃麟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邵荃麟同志鼓吹“写中间人物”,妄图以“中间人物”——实际是资产阶级的“小人物”代替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从而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推上蜕化变质的道路。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反动,而邵荃麟同志却硬要冒充马克思主义,胡说什么恩格斯也是主张“写中间人物”的。可谓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但是,反对马克思主     

评写“中间人物”主张和对它的批判

写“中间人物”主张,是邵荃麟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正式提出来的。过去只能见到批判他时公布的摘引材料,现在看到他这次讲话的纪录稿,发现如果能全面地而不是断章取义地、实事求是而不是随意曲解地来评价他这次讲     

反对歪曲农民群众的革命面貌

我在武汉市郊农村工作。这里我打算联系农村情况,谈谈邵荃麟等同志鼓吹“写中间人物”是怎样顽固地坚持着资产阶级立場。邵荃麟等同志说广大人民群众是动搖于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从农村来看,这是给广大农民群众脸上抹黑灰,贫农下中农听见了,非常气憤。我们绝对不允许这样歪曲农民群众的革     

国民精神与中间人物——邵荃麟美学思想一瞥

当时代将要跨入新的世纪的时候,许多历史人物不可避免地会被人们遗忘,退隐于历史的屏幕之后。邵荃麟大约也应归属于这一类人物。在荃麟的一生中,提出“中间人物论”是他留给世人的一次生命的绝响,却又因文革的匆匆来临而很快归之于沉寂,失去了让人深味的机会。“中间人物”的思想,在我看来,深蕴心曲,在独特的文论背景下,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因而是值得作一番思想寻踪的。对邵荃麟的美学思想作纵向的考察,我感到对国民精神的反思,始终是引起他理论兴奋的重点,几十年间一直牵引着他的视线。从他最初的文学创作到60年代关于“中间人物”的讲话,贯…     

典型论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演化与论争

本文阐述了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史的曲折展开,并首次以“更典型论”对这一时期主流的小说创作理论作出了概括。文章阐述了“更典型论”的兴起原因,以及因之而导致了散文化、诗化体式的小说创作主张的败北,并形成了对路翎小说的批判,以及对《青春之歌》及茹志鹃小说的批评等种种情状。进而,文章又阐述了“更典型论”在战胜了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与“现实主义深化”论,以及何其芳的典型理论后继续向前冲,而在七十年代达到了它统治势力的顶点,同时在内涵上也就跌落到了它的最低点的过程。     

“中间人物”事件始末

<正> 一九六四年震动中国文坛的“中间人物”事件,说起来也许人们不会相信,它只是起因于一件偶然发生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九六二年八月上半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多人(多数是写农村題材的短篇小说作家)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后来被称为“大连会议”。会议是由邵荃麟同志主持的,茅盾同志、周扬同志都参加了,     

一样事情为什么会得出两种結論?

邵荃麟同志提出的“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已经受到和正在受到全国文艺界、特別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严正批判。这是很自然的。玫瑰花的颜色再美,但怎能掩盖它滿身的刺!“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是文艺理论战线上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源远流长,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曾经装扮着不同的面孔,唱着不同的调子,但实质都是一样:竭力反对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进入文学艺术形象的画廊。我们反对这种主张。因为依照这种主张去进行创作实践,对我们这光辉燦烂的时代,将会涂上阴     

英雄人物的“现实性不足”吗?

邵荃麟等同志主张“写中間人物”,反对創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一再指摘写英雄人物的作品“現实性不足”,或者“現实主义不够”。他的理由說来說去,无非就是:英雄人物是“少数”,是“萌芽”,而“中间人物”是“大多数”,写英雄人物的大公无私、共产主义风格,沒有写矛盾錯綜复杂的“阴暗心理”,人物的“现实性”就不足。这里面有一个怎样看我們的社会     

关于“写中间人物”问题的论战

(一) 在一九六○年冬天至一九六二年夏天,邵荃麟曾在《文艺报》编辑部倡导和反复鼓吹“写中间人物”,并于一九六二年八月间大连创作会议上,正式向作家们提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此后,《文艺报》及其它刊物曾发表文章作了公开宣扬,在文艺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读《东西均》札记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中间,在我国哲学战线上有过一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据说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解释“合二而一”论挑起的。然而人们并没有看过杨献珍同志解释“合二而一”论的文章,因此这场同假设对手的论战,就只能以“批判”者暂时宣告自己的“胜利”而留痕哲史。在批判中,对于最初提出“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的古人方以智,也遭到株连,进行讨伐。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批判始终存在着疑问,有些同志一直认为“合二而一”论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理论问题,并不是不能研究的科学禁区。我认为,要研究“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就必须对方以智在《东西均》一书中提出的“合二而一”的原意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作家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

邵荃麟同志主张我們的文艺要大写“中間人物”(其实是落后人物),用来排挤英雄人物在社会主义文学上的主人公地位,已經是很荒謬的了;他更提出:在写“中間人物”时,“可以只提出問題,不解决問題,可以不表示鮮明的态度”。也就是說,写     

“中间人物”论是编造出来的“理论”

邵荃麟同志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两头小,中间大,……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依我看,这是闭眼不看事实。就拿我厂某车间的一个小组来说吧。这个组十四个人;其中有四个党员、三个团员,有五个群众写了入党申請书,剩下的两个同志也在努力工作,积极要求进步。生产组长是“五好”工人,曾经出席全国的群英会,不消说,他决不是“中间人物”。组里有个老工人,人称“红管家”;他哪怕在废料堆里发现了一只螺絲釘,不论费多大劲,也要把废料堆扒一遍,把螺絲釘撿起来,放进他用业余时间制作的“仓库”里;车间里开会,他端凳子、递茶水,忙得团团转;每天天刚亮,他     

评对“驯服工具论”的批判

一九六七年夏至一九六八年春,林彪、“四人帮”通过其控制下的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抛出文章,掀起了一股批判所谓刘少奇同志的“驯服工具论”的恶浪。对“驯服工具论”的批判,和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的批判一样,是荒谬的,反动的。它的攻     

难道哲学与政治无关吗——驳所谓“合二而一”不是政治问题的谬论

对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荒谬性,报刊上已发表了不少文章加以批判。这里准备从政治方面分析一下“合二而一”论的反动性,由此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当前哲学战线上的这场大论战的重大意义和对我们的革命工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这场大论战本来是杨献珍同志挑起来的。但是论战开始不久,正当许多同志开始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对“合二而一”论展开批判时,却有人站出来替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打掩护,说什么不要把学     

是英雄人物教育了我們!

邵荃麟等同志提出大写“中间人物”的资产阶级文学主张,对我们青年一代是极其有害的。按照这种主张写出来的文艺作品,只能腐蚀和毒害我们,絲毫不能对我们起到鼓舞和教育作用。教育和鼓舞着我们前进的是伟大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就拿我个人的亲身体会来比较一下吧。在中学读书时,我曾经以好奇的心理看了两本不很健康的书籍,因而一度在思想上逐漸滋长了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于是我在生活中紧紧围绕个人打圈子,甚至丢了几分錢也气得连饭都吃不下;心灵越来越空虛,学习成绩逐漸下降。要不是老师和同学帮助我,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一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以“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横遭十年批判,如今又在新长征中重放光彩了。这就是刘少奇同志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历史命运。《论修养》在一九三九年问世的时候,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曾经仔细审阅,赞为     

打破塑造反面人物的清规戒律

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反面人物形象概念化、简单化、脸谱化、漫画化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前一段时间,我们对“四人帮”的创作路线和以“三突出”为中心的一套文艺“理论”的批判,在人物塑造方面比较着重、比较深刻地批判了他们在英雄人物和中间人物问题上的谬论和流毒,对他们在反面人物塑造问题上的谬论和定下的戒律,则批判不够,流毒尚存,“禁区”仍     

评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认识论

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基本思想是调和矛盾、否定斗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这是杨献珍同志的一贯思想。早在1955年,他在《什么是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世界观与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爭——批判胡风小集团的哲学思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我们实际工作中最根本的问題》等讲稿和文章中,就曾宣扬过这个思想。当时,他是通过大讲认识论来宣扬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就需要     

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是为誰服务的?

关于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最近已有不少同志写了文章,作了批判。因此本文不打算全面批驳他这方面的观点,只想就其“综合经济基础论”的阶级实质问題,作些分析。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我国过渡时期(这里所说的过渡时期,是专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以下均同)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或四种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