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

学者们构拟的上古音里,二等韵的声母常常是个带-l-或-r-的复辅音,或者韵母带有某种介音.然而在中古音的构拟中,二等韵一般都没有介音.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上古这类复辅音里面的流音成分到中古时并没有简单地消失,它作为二等韵介音保留到中古时期.如果二等韵存在着某种介音,那么,中古汉语的元音或许是一个七元音的系统.     

从乐都方言看元音对声母的影响

音节的独立性以及音节内部各单位的相互影响、制约是汉语音系的基本结构格局和音变机理,其在汉语音系的演变中起着重要作用。韵母中的元音对声母系统演变的影响是其表现之一。乐都方言中声母格局的形成与韵母中舌尖元音、及半元音υ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宋代诗歌分题分韵创作的活动形态考察

宋代的分题分韵活动,一部分作为宴饮游戏活动的次要部分出现,娱乐性较强;一部分在具有诗会性质的期集或偶集上出现,也伴随棋酒游宴,但诗歌创作与竞技性占主导地位。不同的创作语境中诗人的创作心态自然有别,但对大多数现场与非现场的品评者而言,速吟而精准的产品,无疑是具有普遍性的标准。宋代士人的阶层意识与风雅追求,推动了兼具竞技性与娱乐性的分题分韵活动的发展与普及,并使之固化为一种知识层习俗而被长久传承发展。     

从李白近体诗用韵看《切韵》系韵书的发展

本文从音韵学角度,采取排列韵谱的方法考察了唐代诗人李白近体诗的韵系及其与隋唐语音和韵书的关系,发现李诗用韵与《广韵》韵目下所注同用、独用的规定基本相符,唐功令和宋景德、祥符年间所定的“悬科取士,考核程准”基本一致,戴震所谓“《广韵》同用独用之论乃唐初功令”大体上与事实相符。李诗支脂之三韵通押,似能说明王力“杜甫时代唐韵中的支韵尚未与脂之相混”之说可以商榷。李诗数处借韵,显示此种押韵法并非如通常所说──“始于中、晚唐”,确切地讲,应是始于盛唐。此外,李诗用韵与《平水韵》极其接近,对我们研究《平水韵》,考明《平水韵》的形成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楚辞汉赋看中国古典舞身韵的传承

古典舞身韵发展到今日,已经衍生为中国当代舞蹈中一个重要的艺术实体,在传承中富有研究价值、彰显民族个性的审美特征。今天人们对舞蹈的审美需求和价值取向,认真体察、把握并发展中国古典舞身韵是完全有必要的。古代文化起源诗乐舞纷繁的楚和具有高度文明的汉两个时代,剖析楚辞和汉赋文化作为起点,深入探索中国古典舞身韵发展历史和文化内涵,有利于中国古典舞身韵继续深化。     

从潼川诗人用韵"歌"、"豪"通押看宋代四川方言

宋代四川潼川诗人用韵中有歌豪通押现象,这可能是宋代潼川诗人本土方言语音的自然流露.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四川话形成于元明以后,它从属于西南官话,是北方话在西南的变体.这种观点表明元明以前的宋代是四川话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宋代潼川诗韵中歌豪通押的事实就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其对四川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意义重大.     

从闽南方言看闽南民间歌谣的“韵”味

闽南歌谣是我国民歌海洋中的一枝奇葩,这不仅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独特地域特色,更主要是它与当地人民的方言、文化、风土人情紧密结合。闽南民间歌谣与其赖以生存的特定的方言环境和地域文化之间,特别是闽南方言韵律与民歌乐律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动态联系。其演唱语言的韵律与方言语调中的平仄起伏、韵脚谐舍之美．能让当地人民一听即懂,一唱就能引起共鸣。     

从敦煌本《刊谬补缺切韵》看王仁昫的正字观

<切韵>自唐代以来地位很高.学者们对其文字和语音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尚无人注意其通俗字体观的研究.本文将敦煌文献资料和传统字书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总结了王仁昫的正字特点和文字思想,并试图揭示其正字观的形成原因.     

从换韵看王令《梦蝗》诗的情绪变化

换韵与情绪宣泄关系十分密切,从王令《梦蝗》诗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从《梦蝗》诗的换韵中人们可以有效地把握王令诗的情绪节奏变化特征,真正理解作为"蓄含悲愤"而又"笔力恣肆"诗人的情绪结构本质。     

现代汉语方言开口一等韵字读齐齿呼现象探析

现代汉语方言中存在开口一等韵字读齐齿呼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地理分布、声类分布、韵类分布进行细致的考察,认为：开口一等韵字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读齐齿呼现象与韵母主元音、声母的发音特征存在一定的关联,这是受一定语音条件制约而产生的具有规律性语音演变的结果。     

论二十世纪我国的汉英语音对比研究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赵元任等学者已经开始对英汉语音的异同进行研究.自那时起,英汉语音对比成了我国英汉语言对比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涉及发音语音学、音位系统构成、语流中的音变、音节、音高体系以及重音和节奏等七个方面,其中绝大部分成果为英语和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对比分析,但也有一些成果是对英语和汉语主要方言的比较,个别成果从历时的角度对英汉语音的异同进行了讨论.尽管我们在英汉语音对比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靠实验手段的研究十分不够,生成音系学的汉英对比也尚无人涉足,语音对比的成果推广以及语音对比与语言学其他领域研究的结合更需大大加强.     

边音/l/在汉、英语音拼合中的比较

汉语普通话(以下简作“汉语”)、英语中都有舌尖浊边音/l/。本文拟就/l/在汉、英语音拼合方面的共同特征及差异作一些粗略比较,探讨一下汉语、英语语音中共有的一些音位的共性特征及差异,用以指导汉、英语音教学,也为人们学习第二语言时,发好不同语言中的共有语音提供必要的参考。     

现代汉语被动标记的事实分布及标题类型与标现形式的研究

首先关注现代汉语被动标记的类别划分及其相应的标记事实,就现代汉语被动标记的标记事实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五个问题;根据文献调查对汉语被动标记的数目进行了清理并对其地域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提出要重视被动标记的标体类型的研究,应该从多与少、单与复、古与今、合与转几个方面进行被动标体分析;就被动标记在方言与普通话中的不同的标现形式及相关比较问题进行了比较,主张以被动观念的标现路径作为被动标记研究的重要基础。     

咸同之际滇、陇回汉民族关系与回民起义

由于各种原因,云南、甘肃回民起义前夕,回汉民族关系已趋紧张。起义发生后,大理政权制订并实施了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使回汉关系基本趋于正常,对大理政权坚持长期斗争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甘肃回族起义中回汉关系紧张状况进一步发展,虽然各回民军领导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未能扭转局面,从而对起义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同两地起义领导人的思想认识以及两地回族社会具体发展的差异性有很大关系。     

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研究——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个案

文章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为个案，分别从社区经济、组织、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概括出“盘根草格局”的基本特征，描述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主要过程。文章认为，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决定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和力度，而社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会进一步影响社区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词语中的排行标志

不同的民族对兄弟姐妹的行次问题的认知和表述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突出反映在各民族亲属称谓词语系统中。在漫长的岁月中,汉语词汇形成了相当复杂的排行标志体系,尤其是排行最大、次大和最小者的排行标志最为丰富多彩。汉语方言亲属称谓词语中的排行标志就像镜子,折射了传统社会、家庭、观念的面貌及其变革。     

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的崛起

19世纪70～90年代,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迅速崛起.曾国藩遣散湘军直接导致了哥老会的迅速蔓延;清同治年间,哥老会在两湖地区首先崛起,规模和声势已凌驾于活动不多、处于相对沉寂状态的天地会以及斋教等秘密社会组织之上;约在光绪朝中、晚期,哥老会势力从湖广地区伸展到长江下游,并在反对外国教会的过程中成为斗争的主角.至此,长江中下游哥老会的活动广为"世人所注目".     

何晏玄儒兼治思想发微

正始清谈领袖何晏会通儒道建立起比较成熟形态的本体哲学,但是深入到“以无为本”的抽象思辨未能完全熔接传统儒家。《论语集解》致力经学玄化开创了学术新局面,然比之王弼则基本仍是汉儒正统立场的延续。史书记载何晏玄学政治观指导下的正始改制言行多有牾,矛盾背后正是时代命题“名教”与“自然”之争。何晏遵循儒术的的政治实践体现出儒术与道体分立的鸿沟,进而探讨圣人情性表现为玄学理想人格构建的缺失。     

民国时期社会贤达与回族

民国时期,回族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爱国热情大为高涨,并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在相互交往中,汉族社会贤达对回族的民族性格、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度生活习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作出了正确的评述,对其爱国革命活动也给予了有力支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回汉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