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视野”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焦虑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深受社会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念影响,对于中国作为"现代性"追随者的身份颇为焦虑。作为一种象征性解决方案,"未来"被赋予了重要地位,以使中国人能够暂时摆脱现实的纠缠,并从中体会到一种更有保障的"超越感",从而减轻心灵的痛苦。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的产生,更多地来自于线性时间观念本身。因此,要纾解中国的"现代性焦虑",走出追随者的地位,就必须对产生这种地位的根源加以深入反思。     

智媒时代公众信息焦虑症候及其价值引领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智能媒体平台的蓬勃兴起使信息流动更具复杂性、分散性、迭代性和不可控性。数字鸿沟、信息茧房、算法滥用等现象加剧了受众的信息焦虑及其蔓延,信息焦虑已成为智媒时代公众的集体病症。究其原因,数字平台快速发展引发信息多主体化、微短视频流行导致信息碎片化、数据互联算法指向信息同质化以及信息传播内容变革引致轻知识化等共同引发了智媒时代公众的信息焦虑。因此,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过程中,应从创新拓展主流媒体的正能量引领、促进舆论引导主体的机制建立、构筑缓释信息焦虑的场域空间、提升公众信息素养和舆情辨识力等方面来应对公众信息焦虑带来的挑战。     

从姚明“被退役”看记者的新闻伦理

姚明是"被退役"的,让姚明"被"退役的是美国媒体及记者,是他们根据事实和推理在姚明宣布退役前抢发了"姚明退役"的新闻。中国媒体及记者由于立场与美国媒体迥异,回避了"姚明退役"的首发新闻。"姚明退役"的新闻,折射出的是中国记者违背"记者不应与采访对象做朋友"这一新闻伦理,以及中国媒体习惯于误读"公众利益",进而导致中国媒体在"姚明退役"首发新闻上的失语。     

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的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治理

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下层民众普遍性社会焦虑、社会中层组织的缺失以及知识分子集体失语在网络传播中的镜像反映。网络传播伦理失范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纾缓民众社会性焦虑、缓解社会结构性紧张需要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社会结构的合理完善需要社会中层组织的大力发展并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众传播中发声;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共角色的建构需要知识分子的"智识者"担当。     

“土豪”的形成及其文化解读

近年来,老词"土豪"在网络文化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文章分析了网络文化中"土豪"概念的形成、符号特征和文化意义。用土豪调侃他人的行为,反映了公众对阶层认同的焦虑和文化反击,是公众情绪宣泄和自我心理保护的方式。同时,"土豪"成为当今社会消费文化中产品营销和宣传的重要手段。指出"土豪"这一网络热词的形成有其特定的背景,应了解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反映的社会心理。     

当代中国的社会焦虑及其宏观机制——基于搜索大数据的省级面板研究

本研究利用"焦虑"相关词汇的百度搜索热度构建"社会焦虑"指数和面板数据模型,探究当代中国社会焦虑的时空特征和地域层面的宏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省级层面,近年来社会焦虑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焦虑水平较高,且随时间推移进一步增强,北部和西北地区的焦虑水平也在逐步提升。固定效应模型发现:省域的城镇化率和房价等因素对于"社会焦虑"具有统计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以地域层面的百度搜索指数来测量"社会焦虑"并进行机制研究,是使用大数据进行宏观定量社会学分析的尝试。     

从文本、制度到行动:体制缝隙与“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基于“行动”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路径

转型时期中国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媒体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场域,它带来了新闻专业主义运作的复杂性和情境性。基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应该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经验,建构一种动态的关于媒体从业者"行动"的研究视角。这一研究视角将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放在政治权力、商业权力、公众群体与媒介组织之间的复杂博弈中进行观察,致力于探讨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是如何在外部权力与媒体内部因素的互动中进行运作的,最终形成一种协商型的新闻专业主义。     

西方“政治·商业·责任·自由”生态下的媒体人生存

在政治压力和商业利益下,西方媒体成了势力集团的斗争场域,新闻自由的乌托邦难以实现。但公众对媒体社会责任的期待从未减弱,西方媒体人也从未放弃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尽管带着枷锁跳舞,从两部"媒体人电影"我们还是看到了多重压力之下"无冕之王"的光辉。     

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影响因素探析

“电话焦虑”指的是对电话沟通的回避,行为上降低接打电话的频率或直接拒绝接打电话,心理上对接打电话产生焦虑、排斥等负面情绪。本研究采用探索性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并对访谈结果进行三级编码,分析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媒介因素、个体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情境因素是社交媒体时代导致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重要因素。     

“第三人”契约参与规则的社会认知调查报告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人们对传统和现代"第三人"参与契约规则的主观认知状况。调查所得数据表明,我国公众对现代"第三人"的部分认识依然延续传统"第三人",但对"第三人"的重视程度降低。同时,法律对公众的影响日益深化,很多不合时宜的传统习惯正在消失。针对调查结果所显示的社会认知状况,建议一方面要在立法时,适当考虑人们的社会认知现状;另一方面,法律上要对现代"第三人"予以进一步的规范。     

“载不动，许多愁”——漫议我国古代诗词中的“愁”

本文主要分析了作为中国古代诗词一个基本主题的“愁”的四种基本形态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并指出“愁”作为一种悲剧性情感，同样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强调应以审慎、公正、科学的态度研究它。     

“中国梦”与中国知识分子

实现"中国梦",离不开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中国梦"的提出,是中国知识分子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进行的思考,为"中国梦"作解,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无可替代的历史角色,共筑"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历史担当。     

千年谁解易安“愁”——李清照词《声声慢》之“弦泉幽咽”意境赏析

李清照在凄凉的晚境中,在痛苦不堪的心境中,以手中的笔来诉"愁"、遣"愁".一首<声声慢>诉说出词人受尽磨难与内心煎熬的凄惨心情,倾吐着词人哀愁凄苦、孤寂悲愤的内心感受.全篇除了结句之"愁"点明题旨外,满纸绕"愁"、写"愁"而不言"愁",其中蕴涵着的是"悲"、是"怨"、是"愤"、是"恨",谁又能解其中味.意境不仅富于意味,而且让人咀嚼不尽,意蕴尤深,在更深刻意义上表现了"弦泉幽咽"的意境之美,可称得上是苦难时代悲苦心境的绝唱.     

离开央视“卖故事”:光头王凯的创客生涯

正王凯曾是央视著名的"光头主持人",他能将一个个创业故事讲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一度让《财富故事会》成为CCTV的金牌栏目。2013年离职后,他决定利用自身特长去创业,在自媒体上为孩子们讲起了睡前故事。不料,本为哄两个女儿才录制的"王氏少儿故事",竟俘获了千万个中国娃的心,《凯叔讲故事》公众号一炮而红,投资机构对该号的估值过亿元……     

STS视域下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共治——“瘦肉精”事件反思

《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没能阻止"瘦肉精"的使用,贝克的"有组织的无责任"概念诠释了问题的原因,职责分摊不明确是关键。技科学的思想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宏观依据,即食品安全监管是政治、法律、科学、企业、公众、媒体、仪器材料、行业组织等行动者共同组成的一张"无缝之网",多要素的共同作用才能使问题得以解决。SEE的视角为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微观措施,即从技能的维度分析公众介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为公众参与的路径做出了方法论指导。     

“社区谈心室”值得借鉴

正近日,某新区居委会为了给居民提供一个谈心交友的场所,专门设立了一个"社区谈心室"。门边挂着两副对联:"谈心解心愁,真心交好友","家和万事兴,好邻胜如金"。谈心室聘请退休人员当义工,为社区居民服务。自谈心室开张以来,光顾者络绎不绝,并逐渐显出其良好作用。     

浅析《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一书围绕1935年民女施剑翘枪杀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事件,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对案件来龙去脉的梳理,向人们记录了在公众同情兴起的时代民众情感的政治意义,以及大众媒体的炒作和现代法律在中国的强大影响。在这次审判案中,人们所关注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年轻妇女的命运,更是"情"能否超越"法治",也就是"公众同情"是否能影响最后的司法判断这一更大的问题。     

诗意识的沉醉与孤独——诚斋诗之“诗”及“诗人”意象疏议

诚斋诗中大量出现的"诗"及"诗人"意象,充分透示着诗人诗意识的存显状态。这种状态可谓之"感心",此"感心"包含着"沉醉"与"孤独"两个方面的意蕴。通过频繁使用醉、颠、癖、催、觅句、诗债、苦吟,以及瘦、愁、苦、病、闷、穷等一系列极富暗示性的词语,诗人深入地表现了自我精神世界在"沉醉"与"孤独"之间所呈现的巨大矛盾与痛苦。此种精神状态不仅映证着诗人艰苦的诗歌创作之路,更传示出其沉重而丰厚的社会人生经验与个体生命感悟。     

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分析——以“康师傅馊水油”事件为例

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表征。网络时代风险传播突破了由政府通过传统大众媒介向公众传播的单项传播形式,变为了公众都可进行的双向传播,因而加剧了食品安全问题的传播风险。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网络传播特点分析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存在着传播源广泛、意见领袖作用强、政府反应速度偏慢,且舆情回落周期长短受舆情传播中其他声音影响等特征,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政府要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提高反应速度,建立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机制,加强权威发声权重,允许出现多方声音,以"引"代"堵",增强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增加公众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信任度,使公众能理性的对待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后疫情时代公众新冠疫情威胁感知对心理焦虑的影响机制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是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有研究表明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危害会长期存在,因此有必要对后疫情时代公众的心理健康问题予以重点关注。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412名参与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探讨公众对新冠病毒感染的威胁评估是否以及如何对焦虑产生影响。结果表明：(1)公众对新冠感染威胁严重性的感知正向影响心理焦虑,反应效能和自我效能在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2)威胁易感性仅能通过反应效能和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对焦虑产生正向影响;(3)领悟社会支持能显著缓和威胁严重性对焦虑的影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