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魏六朝人物传写的小说化倾向

汉魏六朝杂传,抛弃正统史传对人物的历史化定位,关注个体生命,描写日常生活,人物传写趋向生活化;摆脱了史传对政治资鉴和道德劝诫目的的追求,关注人物性格,注重对人物的性格刻画,人物传写趋向个性化;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细节描写等手法,对人物进行从外貌到性格品行的传神写照,刻画出一个个充满个性的人物形象。无论是从人物传写的取向与重心,还是就人物形象本身而言,汉魏六朝杂传的人物传写都体现出明显的小说化倾向。     

从“老子化胡说”看汉魏六朝佛教徒的老子观

汉魏六朝时期是道教兴起、佛教传入中国,进而引发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作为道家象征符号的老子,曾被道教和佛教双方进行大规模的宗教化解读和利用,“老子化胡说”是这个过程中的典型现象。从这个时期佛教徒对待老子其人其书的基本态度可以看出老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宗教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唐末五代初期北迁汉人对契丹立国的影响

从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晚期开始,由于中原局势混乱和契丹贵族的不断南下掳掠,汉人不断北迁进入契丹境内,引起契丹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耶律阿保机取代了遥辇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契丹政权,并逐渐健全和完善了各项法度,发展了经济和文化,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巩固了新兴的契丹政权,为日后辽朝是实行北南面官制奠定了基础。     

两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兼评刘知几的“二体并行论”

编年体虽经干宝倡导、改良而久晦得显,然其与纪传体颉颃史坛之格局,仅存续至5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告终于范晔《后汉书》对纪传体编纂方式的改进。总体上不足以与同期纪传史分庭抗礼的两晋南北朝编年史,之所以如此备受刘知几的推崇,其关键就在于它们多能遵行自《春秋》《左传》以来的编年史之定式,注重宣扬史学的政教义理功用,从而契合了刘氏史以致用的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旱灾与赈济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旱灾多发期,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和江南、中原及西北等广大地区。旱灾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各封建政权对赈灾工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了实物赈济、移民就食、减免租调和徭役、掩埋遗骸、放贷、减轻刑罚、节约开支及开关弛禁等一系列赈济措施,对于减轻灾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及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魏晋南北朝困厄文人“虚己以游”的创作特征

“虚己以游”是中国历史之乱世时期困厄文人寄托心志、告慰灵魂的生存状态和运思方式的写照,其蕴藏于作家的创作之中,从而成为乱世时期困厄文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虚己以游”缘起于巫术传统,历经庄子的“草根世界”和屈原的“庙堂世界”而成熟,并被赋予哲学意蕴,即在有限而超越有限,也就是实现“内向超越”.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困厄文人从现实生活到文学创作依旧秉承“虚己以游”的传统,但是,他们的“虚己以游”突破了庄子“草根世界”和屈原“庙堂世界”的界限,在两个世界之间无奈地穿越遨游,以游心、游仙、游山、游乡、游冥等“游”之方式建起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联系,在自己的期待视野中解读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     

试论魏晋六朝文学中的同性之爱

魏晋六朝社会政治环境之动荡及原有价值观念体系的崩溃，“男性美”逐渐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好男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流行，得到统治者和社会上层文人的提倡，使历来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同性恋情结”浮出水面，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文学”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关学基础上产生，并有显著发展。     

汉魏六朝鸟兽虫赋三题

鸟兽虫赋是汉魏六朝时期赋的重要内容。本文从鸟兽虫赋大量涌现原因、鸟兽虫赋题材走向、鸟兽虫赋表现手法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鸟兽虫赋进行探索,以期对其有一个大概认识。     

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然而到了近现代,理学竟然成为最为人们诟病的文化传统。从学术的层面来思考,人们往往把宋代理学的研究引入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理学的研究被划入哲学研究的专业范围,而历史学的研究,又往往被断代史的分割而无端阻隔。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理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的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经过元明清历朝政府的改造与制度化实践,宋代理学中所拥有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而宋代理学中的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部分,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因而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实践与传承。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对于宋代理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等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     

民众信仰与六朝社会

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阶段 ,秦汉确定的帝国思想体系崩解 ,以佛道二教为主的宗教思想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 ,区域性地方信仰亦随着地方文化发展而凸现 ,六朝时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南朝的最后灭亡与其精神涣散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疏误举正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以史学研究见长,而释录方面则存在一些问题,列举部分例子试作说明。     

“言意之辨”与两晋南北朝的拟古诗

面对前代诗歌耸峙的艺术高峰,"后来者能否居上"式的困惑使得两晋南北朝诗人在竭力摹拟前代诗歌的基础上,以期找到一条"能够居上"的道路.魏晋玄学对于"言意之辨"理论的探讨,尤其是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解<易>方法的出现,正为拟古诗作的涌现和蔚兴奠定了理论基础.虽然这些作品中不乏名家之作,但作为一种为艺术创新所作的尝试,它付出也必须付出"少有佳作"的代价,即在理论上巨大进步的同时亦导致创作实践上某种程度的退步,创作受到了理论的束缚.因此,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拟古诗不可避免地受到后世诗评家的诟病.这是诗歌自身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付出的必然代价,是其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陆机及其<拟古诗>十二首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范例.     

论汉晋至唐宋间大巴山地区的北向交通

先秦大巴山地区的交通基本上以东线为主,此后,随着秦对汉中郡的重置,政治重心开始西迁的同时,交通重心也随之发生变化,在魏晋至唐宋形成了以南郑为辐凑中心的大巴山交通网络.魏晋至南宋,随着益梁地区南北争夺的激烈,大巴山地区交通渐趋繁荣,洋巴道、米仓道在这一时期巴山南北的军事、政治、商旅中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中国古代大巴山地区的交通中军事因素始终是主导因素,其交通体系的变迁受制于军事战争的影响很大,这在汉晋三国及宋蒙战争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可以分为两汉、魏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在民间与文人两个层面进行。其途径主要有四:正史记载;歌曲传唱;小说传讲;文人题咏。史书是官方记载,注重的是汉与匈奴的交往;歌谣出现于民间,关注的是昭君的命运。文人题咏承歌谣而起,是魏晋以后主要的传播途径,昭君的情感是题咏的中心。文人写作以同情为基调,由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变为以空间为转换的抒情,或刻划昭君的心情,或寄寓自己的失意。在这一时期,音乐是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朝倡伎考

本文对孙吴、东晋及南朝时期的倡伎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说明六朝时期的倡伎,主要是指以歌舞为业的艺人。官伎与家伎,是六朝倡伎的两种主要类型。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在南齐年间开始出现私妓。唐代诗人写了不少以南齐名妓苏小小为题材的诗,写出了这位南朝江南名妓的卓越才华、凄厉身世与不幸遭遇。     

论齐梁故里属地

近年来,对齐梁故里属地有不同看法,文章通过引证古今文献记载,考察常武西北地区众多齐梁遗存,论证了齐梁故里在常州武进.     

两晋南朝陆机文学接受论

陆机才高博洽,工于诗文,辞采富赡,其才思与作品备受时人及后人的赞赏。从西晋经东晋至南朝,诸多文士或继承其创作技巧,如陆云学习其模拟技巧、陶渊明承袭其挽歌诗创作手法、谢胱追踪其锤炼字词技法等;或评议、鉴赏其文学作品,如张华、葛洪、刘勰、钟嵘等皆通过品评的方式对其诗文予以褒扬;或选录其名篇佳作,如萧统《文选》,采用的具体方式虽不同,但都对陆机之作予以高度评价,体现出较大范围、较高程度的接受。     

六朝火灾论略

六朝时期火灾频繁发生,并具有规模大、破坏性严重、相对集中的特点。火灾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加重了六朝人民的负担,并加剧了六朝生态环境的破坏。六朝时期对火灾的认识尚不科学,但开始注重对火灾的救助和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