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科举教育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感想——废除科举一百周年纪念

王毅:2005年之中,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科举被废除虽然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了,但是它的影响、它给中国历史留下的许多值得思考之处,这些东西的意义还远远没有消逝。所以恰逢这样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就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以及科举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做一点讨论。王学泰: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题目之下,有些什么值得今天特别回味和深入认识的问题。科举之废与晚清局势王毅:现在人们对于科举和科举时代的教育与考试制度可能已经感觉十分遥远。举一个例子,汪曾祺先生在1957年发表一篇介绍国子监…     

礼制--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在人种上、文化上绵延五千年而不衰不断、独一无二的文明,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了许多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因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虽不断发生着变异,但万变不离其宗,成为不衰不断的文化传统.这些特征之一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统治秩序是靠礼制而不是靠宗教来建立的.     

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研究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与融会是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这一趋势下产生的一个项目 ,旨在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来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学问题。其目的有二 :一是做一个有现代科学根据的三代年表 ;二是为进一步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打下一个基础。现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告一段落 ,下一步就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这个研究对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哲学的教育与儒者的教育——以孔子和柏拉图为例

教育本身有一种非常广泛的意义。这种广泛意义的教育具有三个基本性质:(一)它关怀一个人的整全人生的那种善;(二)它要吸纳广泛的文化内容而融会成为一种观点;(三)它本身就是生活实践。以孔子与柏拉图为例,儒者的教育与古代希腊哲学活动所包含的教育都具有这种广义的人文教育的观点。这种观点的蜕变形式之一是授人以渔的人文教育观点。提高素质的观点似乎是好一些的看法。但这两种都远离了关怀我们作为人的整全人生的那种善的目的。儒者的和哲学的广义的人文教育观点可以容纳授业的专门教育的观点,但以所授的为有益于人的整全人生之善的真实技艺且具有真实拥有此种技艺者为条件。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儒者的教育和希腊人所看到的哲学活动的教育对我们作为人的整全人生的关怀的重要价值,并基于这种重估来澄清和校正各种专门人文知识与技艺的教育的目的。     

追寻中国古代文明的足迹——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访谈录

正于玉蓉:李先生,您好!受胡政平主编委托,首先转达《甘肃社会科学》对您及师母徐维莹女士八十华诞的衷心祝愿,祝二老身体康健,平安顺遂;祝您工作愉快,永葆学术活力!李学勤:非常感谢!于玉蓉:20世纪80年代,您提出"文化圈"的概念,强调了区域研究对于考古学、思想史以及学术史的必要性。到目前为止,已陆续发表了《丰富多彩的吴文化》(1990年)、《楚青铜器与楚文化》(1991年)、《夏商周与山东》(2002年)、《越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的地位以及对东亚历史文化的影响》(2004年)、《赵文化的兴起及其历史意义》(2005年)、     

清代书院文学教育制度述论——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为考察对象

在清代各种书院类型中,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为代表的博习经史词章类书院,体现了清代学风和学术思想的特色,因而研究清代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以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考察对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突出的典型性.两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办学宗旨上明确推崇纯正高雅的古体诗词文赋;二,在文学教育实施过程中,两书院的考课制度最为完善和严密;三,学生自学、教师讲授、师生讨论,是两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最根本有效的教育方式;四,雅集是两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最符合丈人习性的一种教育方式.     

NGO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以云南为例

中国社会转型无疑促进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蓬勃发展,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恰是NGO“专业机构、专业伦理、专业服务”的主体基础。如何携手NGO,以开拓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新途径?本文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云南各高校为个案,着重分析研究NGO与社会工作教育机构在课程设置、实践环节、师资培训、资料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力图总结“双赢”经验,探索适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理想途径和模式。     

文学与城市关系简论——以古代天津文学与城市为例

文学是人学,是对人的内心情感和社会生活的反映。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逐渐出现了城市。虽然文学与城市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在发展过程中却是相互作用的,以古代天津文学与城市为例,可作如是观：天津古代文学记录,反映了生活于城市中的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天津城市的发展、扩建以及标志性建筑的出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道德哲学视野下的戴震重“知”哲学——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中心

为了消除"意见当理"的理学流弊,戴震重视化解"蔽"、"愚"、"疑"、"惑"、"偏"、"差"、"谬"等负面经验,通过后天道德之"学"、切近人伦日用之"事",发挥"心"的分析裁断能力和感通能力,从而消除人事之隔和人我之隔,明于"理义"而进于"智"。戴震哲学的旨趣,不在为经验认知提供哲学基础,而是在道德哲学的框架下突出人的察识、判断和情感的参与,在具体道德情境中得事之情实,从而使行动中正无失。     

目标、效率与制度选择——以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为例

任何制度安排都有其特定的目标,离开制度目标讨论制度效率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能够有效实现其制度目标的制度安排才是有效率的。制度所內含的对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的激励兼容决定着制度效率。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尽管都能够基本实现其制度目标,但二者均存在效率损失。制度环境的变化与制度目标的转换,意味着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农业多元经营应该成为基本的制度安排。     

公共空间、文学场域与现代性——以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得益于在文化市场环境下形成的由报刊、书店、出版社等"公共空间"构成的"文学场域".依靠文化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现代性语境中的写作.     

以朱子学为例看中国哲学发展方向

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在于重新构建,而在于如何在原有基石上的创新。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可以借鉴程朱理学发展特点,民族文化传承性、经世致用时代创新性、社会大众性和理性科学性也正是中国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最基本的方向。     

简论中国哲学的身份、角色与功能

本次笔谈除刘笑敢先生外,主要采自各位作者在2009年5月3日《文史哲》编辑部主办的"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二: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上的发言,所涉及问题均为目前中国哲学界关心最迫切、讨论最热烈、思考最深入的话题,相信对今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及中国哲学本身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启发。     

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研究——以印度、巴西、南非为中心的考察

根据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时序及实现程度,将教育现代化分为先发先至、后发先至、后发后至和后发未至四种类型。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是指在迟来的外部刺激下,发展中国家通过政府主导的教育改革趋近教育现代化的教育现代化类型,其教育现代化关注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转变,并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作用。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的共性体现在强调中央政府的统筹规划、教育公平的价值导向以及重视私立教育机构的作用三个方面,但也具有个性特征,如印度优先强调高等技术教育现代化,巴西在不同时期教育现代化的重点不同,南非则强调学校教育体系与国家资格框架的有机结合。     

以中国为方法的现代教育学——面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

确立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的中国主体性是现代中国教育学人的基本追求,可表达为以中国为方法的现代教育学的想象、探索与建构。以中国为方法的现代教育学,亦即“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人类与世界为目的”的教育学,它具有现代教育学的鲜明中国主体性,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实践范式与价值逻辑的生动展现,同时构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知识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坚持”,为以中国为方法的现代教育学建构了价值论引导和方法论体系。以中国为方法的现代教育学必将为深入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持续赋能,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开辟则为以中国为方法的现代教育学建构提供了历史机遇和实践基础。     

以制度化为背景的中国哲学建构

景海峰收缩“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问题域,发现其同现代学术的制度化安排以及学科的规训化方式密切相关。作为追求现代性的学术体系,中国哲学的形态深受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影响;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反思,除了方法的检讨、思想的过滤和体系的省察之外,制度建构和体制保障方面的问题也应在清理之列。     

现代中国哲学的批判性建构:以张东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例

张东荪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往往是基于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之上的。他早期受实用主义本体论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形成了历程即本体的所谓“我的本体观”;他后期开始注重知识社会学,并逐渐转入中国哲学领域。他认为中国本土思想中唯有老庄道家有形而上学,但汉以后道家哲学衰落,以至于形而上学在中国发生夭折,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受佛教形而上学的“刺激”而成,已不是正宗的中国哲学。从语言结构、语言形式等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张东荪认为中国语言缺乏主语,也缺乏to be的言语构造,因而缺乏主体的观念,进而得出“中国哲学无本体论”的结论。及至晚年,张东荪甚至对中国有无哲学亦表示了质疑。要之,在语言、逻辑、哲学互相关联的组合中,语言对于哲学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可以使哲学成为某种语言哲学;然而从语言哲学立场出发,其对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是否成功,这在当今中国哲学界仍是值得省思的问题。     

文学消费与20世纪中国文学——以长篇小说为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在文学现代化的另一个维度——市场文化和文学消费的语境中进行的.因此,文学生产与读者消费诉求的关系,作家作品在文化图书市场上的命运,文学的消费价值,成为全面而客观地考察和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本文着重以最具有图书出版物特性、与大众读者文学消费最为密切的长篇小说为例,宏观考察各个历史阶段文学消费与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关系,试图敞开一直被意识形态或“纯文学”的文学史所遮蔽的20世纪处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现实关系中的“文学事实”,凸显时代社会的经济体制、传媒出版、大众读者、图书市场对于20世纪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制约与影响,以期建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评价标准,即在确立文学作品的价值时,将社会的影响和读者的文学消费状况作为评判的一个重要维度.     

语言、实在与规则——简论塞尔的社会哲学

通过对塞尔社会哲学基本思想的概述,阐明了:1.塞尔的社会哲学在本质上没有脱离语言哲学的范畴,他对社会实在的说明受益于其早期的言语行为理论和意向实在论,并以这两者为基础。2.塞尔把语言看做是社会的基础,具有明显的语言本体论倾向,但其蕴含着内在矛盾,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塞尔没有提供一种恰当的实践理论。3.受塞尔启发,作者认为规则相对于语言具有更基础的地位,因为规则根植于实践;进而在塞尔的基础上把制度事实重新定义为以规则为中心的道义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