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绿色的远景凝眸 --论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生态意识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坛独树一帜.他从"人与自然契合"的生态理念出发,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着乡村世界与都市人生,在小说创作中凸现出鲜明的崇尚自然、敬仰生命、推崇自然人性和营造诗意生存的精神家园和自然家园的生态意识,具有独特的人类思考价值和文化批判意蕴.     

"史补"与"情补"——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意识论略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为史补遗、发其英华的"史补"意识和为史补情、为情补史的"情补"意识,是最为突出的两大类型."史补"意识的发生,既源自对小说与史传关系的认知,复来自对小说功能的理解,同时又隐含着提高小说地位的深刻用心."情补"意识则是沿着先秦儒家"道始于情"的人道观和"情本体"论而来的.所谓"为史补情",就是对史传或民间流行的情爱故事,作敷衍增饰,以补史记之不足或遗漏.而冯梦龙<情史>的编纂和以"史"命名的目的,则在于"为情补史",并以此宣扬他的"情教观".这一"情补"的创作意识,一直延续至<红楼梦>.二者所"补",形成了经史等"大帐簿"之外的"小帐簿",丰富了中国的"史文化"和"情文化",并构成正统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     

"城裔"的得失--城裔作家在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建构

"城裔"为新时期城裔城籍作家提供了城市文化视角,使他们在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建构中具有农裔农籍作家不具备的文化优势,但同时也给他们的文化建构制造了障碍.城裔城籍作家在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建构中的优势与劣势主要体现在知青作家的创作中."新生代"城裔作家在乡村小说创作队伍中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     

论宋代文言小说的补史意识

宋代文言小说创作深受史传文学传统和史官文化精神的影响,具有明确的"补史"意识,遵循史家"实录"原则,发扬批判精神,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湘楚文化映照下的古华小说创作

古华是在湘南山区成长起来的一位"农民式"作家.他的小说创作离不开三湘大地这个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所以,在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彰显的今天,我们试图从湘楚文化的视角来探讨古华的小说创作,兴许会别有一番风韵吧.     

论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中的死亡意识

郁达夫早期(1927年之前)的小说创作中,性观念上的矛盾与信仰的缺失凝聚为作家的死亡焦虑.他通过文学的想象暂时消解了这种焦虑,随之又在寻找英雄的过程中企图超越焦虑的威胁.这些对死亡的思考和书写形成了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独特的死亡意识.它不仅验证着"五四"启蒙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某种困惑,而且也为郁达夫创作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从迷途到"相遇"——史铁生小说的宗教哲学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史铁生就在其小说创作中试图解答"我"如何在场的人生哲学问题.但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他却越来越相信作家理应向世人奉献自己的生命迷途.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史铁生通过讲述"我"与他人之间的相遇事故,传达了一种关乎人类存在本源的宗教哲学思想.从描绘"我"如何在场的人生寓言,到体现宗教关怀意识的神性言说,史铁生用他的思想与言辞,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与关怀.     

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文化观照--莫言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

在二十世纪的乡土小说创作中,莫言可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莫言的乡土小说,从人类学的角度透视了中华民族的种性、族性和文化性,以小说的方式抒写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历史沧桑,并建构了"现代的我"和"原始的他"之间的文化血缘关系.从而给人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深厚的体悟和认知,亦表现了其乡土小说的独特审美视阈.     

高晓声小说中的现代意识论

对于高晓声的评论,一般认为他是描写当代农村的高手,又或是继承了鲁迅批判社会的笔触.不过如果纵观高晓声的全部作品,就显得不够中肯.其实高晓声的小说根据其迥异的风格可略分为两类:除<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这些典型现实主义小说外,他还创作了具有<山中>、<鱼钩>、 <绳子>、 <钱包>、<飞磨>、 <心监>等现代意识的小说,这部分的小说才是他文艺理想的真正的体现,而这恰恰是高晓声小说研究者一直忽略或语焉不详的部分.正是因为这份现代意识,高晓声的小说才会从写实描写农村的生活转而描写人物,从描写人物转向深入人物灵魂和处境,故他不仅农村小说卓有成就,而且还写出了一系列呈现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这篇论文试图从他的文艺思想和作品来研究他小说所蕴含的现代意识.     

《呐喊》在鲁迅文学中的地位--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

鲁迅涉猎过多种文体,其中以杂文、小说影响最大.但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鲁迅的后期杂文比早期的小说创作更为重要.本文对此展开了论辩,认为鲁迅在"创作"的意义上,一向坚持认为小说和散文是他创作的正宗.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又明显地倾向于推举《呐喊》.《呐喊》在鲁迅文学中所占的地位最为关键.     

文化意识观照下的贵州小说

贵州作家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此种迹象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既是对此前贵州小说创作的一个突破,又奠定了90年代贵州小说发展的基础,意义重大.本文有鉴于此,特对80年代后半期的贵州小说作一回顾和论述.众所周知,1985年,文学界已经呈现出异彩纷呈,多元发展的态势.各种新的观念、新的手法涌入文坛,以至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后,批评家们已再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语词来概括当时的文学现象.这一年,不仅以贾平凹、阿城、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等民族文化派作家的寻根小说崛起了、刘索拉、徐昆等人的新潮小说也在此时推出,市井小说、纪实小说、主体意识十分强烈的感觉派小说、自称“玩儿”的小说、性小说、乃至不打标点符号的小说等等,都已出现.这股迅猛发展的文学主潮,无疑地与当时掀起的“文化热”密切相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贵州小说作家以自觉的文化意识观照生活,使他们的创作获得了新的超越,并且将整个贵州小说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论冯骥才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简

冯骥才的小说创作包含了独特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意义,是新时期文学回归和复兴“五四”文学精神的表征,也是冯骥才文化精英意识的体现。但冯骥才小说的民间文化定位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学更深远的文化传统的回归,冯骥才的这种小说创作道路极具文学史意义。     

人性美画面的别样风景——“第三次浪潮”与“新时期”战场小说之比较

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第三次浪潮"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战场小说都突出了战争中人的思想、情感、性格与命运的描写,在审美观念、创作视域乃至创作话语等方面均有重大突破,人性、历史哲思、悲剧意识特征明显.但苏中各自的文化道德传统与社会现实背景及文学基础,又决定着苏中战场小说各自发展的轨迹与特色.     

文学自觉与迟子建小说的创作流变

迟子建早期小说创作与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息息相关。1990年代,迟子建尝试"打开屋子"让她的人物走向外面的世界,使她的小说"温暖而略带忧伤"的人性意蕴获得了丰厚的文化底色。进入新世纪以后,迟子建小说创作表现出对生态文化的自觉,这种文学自觉不仅仅是她艺术上的成熟,也是她文化意识的自我觉醒。     

梧州地域文化对黄咏梅小说创作的影响

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创作影响是深远的,黄咏梅小说中处处都有梧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在黄咏梅小说创作中,浓郁的乡土情结和诗性品格与集体潜意识的地域"隐型文化"密不可分.     

论李渔拟话本小说“无声戏”的美学风格

李渔的拟话本小说是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上乘之作,"无声戏"是李渔小说观的理论概括,这一观念,使其小说在思维的文化机制上体现出明显的戏剧化倾向:一是强烈的文人虚构意识;二是立意、选材和情节上的奇异化.基于此,他的小说也就具有了"无声戏"的独特的美学风味.     

“自由主义”的主体狂欢——论王小波小说叙述视角的“复古”与“创新”

王小波的小说以其强烈的启蒙意识、先锋性技术探索,以及对中国90年代悖论性文化语境的深刻理解,成为了90年代以后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异数".其小说既不同于先锋小说强烈的历史解构性,又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意识形态局限,而是在"反乌托邦"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次汉语小说创新.     

世俗精神与生活美学——论阿城的小说学兼及寻根文学的“歧路”

从"推动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角度"重返80年代",会发现阿城小说在立场与观念、题旨与人物、语体与文体方面都具有实质的创造性:他为文学寻根,疏离宏大叙事,回归世俗精神和生活美学;他的小说"三王"复调多义,塑造的人物具有原型意义,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他进行语体试验和跨文体写作,创作出了具有文章之美的诗化小说和新笔记小说。以阿城为"文化起义发动者"的寻根文学疏离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而走向了文化保守主义,标志着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终结。     

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中之"镜像"--以小说中"镜显善恶"题材为中心

汉译佛典影响于隋唐五代小说创作题材,前贤已多有发现.通过对隋唐五代小说和佛经故事中"镜显善恶"这一题材的同构现象的比较分析,进一步说明华梵文化交融促进了隋唐五代小说创作的繁荣.     

论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一方面对教会及教徒的阴暗面竭力揭露针砭,另一方面他又在其作品中努力弘扬着救赎、忏悔、宽恕等基督教思想,这似乎构成了张资平小说中的一种矛盾。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他在创作中对《圣经》教义的引用、对《圣经》典故的借用、受《圣经》构思的启迪等方面。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在文学创作中给后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