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云南“商绅”阶层的变动及其与近代商业的转型

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同样承受着历史蜕变的阵痛,在这块有着众多少数民族的边陲之地上,"商绅"阶层的变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云南社会,"商绅"阶层的嬗变过程同时也是影响着近代地方社会乃至中央政权发展变化的过程。以云南"商绅"阶层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之下产生的流动为"经",以此时他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影响为"纬",对这一时期云南社会"商绅"阶层的变动进行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商绅"阶层嬗变对云南近代商业转型产生的影响。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30年多前中国学界开始将"民国史"作为一个学科着手研究时,官定的研究对象是民国统治阶级的历史,意在避免与同一时期的"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交叉或重叠。近十数年来,"民国史"逐渐扩展为"民国时期的历史"。无论在朝与在野,无论"革命"与"反革命",亦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只要发生于1912-1949年间,均被纳入"民国史"的研究范畴。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史"     

民国大学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流动研究——以清华大学为例的考察

借助完整的档案资料,本文从职业、收入、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和教育层次等多层面入手,系统展示了民国清华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状况. 研究表明,民国大学不同职业群体间的生活水平差异显著,形成了阶层分化严重的职业与社会阶层体系. 作为新式职业群体,大学从业者的职业获得以教育获得程度为基础,近代西方化的教育对此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无基础教育、有无高等教育和有无留学教育直接决定了从业个体的生活水平和阶层地位. 民国社会过高的教育门槛使得这种以教育获得为凭借的阶层间流动变得异常困难,甚至停滞,整个社会处在"断裂"的危机中.     

认知指称词语使用情况的相关社会因素分析——以沈阳市民阶层为例

认知指称词语在语义来源和认知方式上,有着和亲属称谓语以及社会称谓不一样的特点.本文对沈阳市民阶层使用认知指称词语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分析认知指称语的使用与市民阶层的社会背景因素: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声望以及在东北以外地区生活或工作的年限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确定了影响被试使用认知称谓词语的关键社会因素.     

先秦时期"君子"意涵的三次转变及其意义 ——以《尚书》《诗经》《论语》为中心

先秦时期,"君子"一词的内涵曾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一开始,"君子"一词只是用来指称贵族统治阶层的,也即纯粹的"职位"君子,此时的"君子"与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无涉。后来,"君子"一词逐渐从"职位"君子发展到"德位"君子再到"丈夫"这两个新义项,最后在孔子那里发展出了纯粹的"德行"君子,此时的"德行"君子只关注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而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无关。"君子"一词的意涵由"位"向"德"的这三层转进,体现出儒家对一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层面的重视,具有深远的意义。     

民国福建社会“代际流动”研究——以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群体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民国福建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群体进行典型性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获奖学生父辈或在他们青少年时已去世,或是失业,或是从事低声望的职业,即都属于社会底层人士。而获奖学生从事的职业或是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或是属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即都属于社会的中上阶层。换言之,民国福建社会存在剧烈的"代际流动"。政府设立大学奖学金则在获奖学生向社会上层流动中扮演关键角色,获奖学生通过海外留学成功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其次教会中学设立奖学金为获奖学生向社会上层流动提供平台,即基督教会对民国福建社会"代际流动"起推动作用。     

湘军与晚清社会转型研究

湘军肇兴以宗法关系为身份依据,成为解读晚清社会转型的一个初始密码和历史样本。晚清社会结构的军功阶层由社会边缘进入中心、地方绅权扩张、渐进式制度博弈、满汉认同中的满蒙特权与汉族意识成为湘军体系背景下晚清社会转型的历史镜像。由此,传统的宗法“自然共同体”开始被政治利益共同体所取代,成为左右晚清政治变化的重要变量。     

复社与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

复社是以衿绅阶层为主体成员的文人结社,因此衿绅阶层力量的强弱及其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复社的行动理念和模式。本文以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为背景动态地考察复社的活动．揭示出复社的影响力正是明末江南地区衿绅力量发展的集中体现,而清初这一地区衿绅力量的衰弱则必然导致文人结社的衰变。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澄清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局中的一个突破口,"民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是人为赋予,而是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可以从三组关系入手清理:"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马克思的技术概念审视:一种德语技术概念史考察

从德语技术概念的历史视角看,马克思的技术概念不仅包括了"技术"的论断,而且还涵盖了"工艺学"的界定.马克思认为,"工艺学"与"技术"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系统整体,"工艺学"是核心内涵,"技术"是外延指称.因此,马克思的技术概念应是一个兼并"工艺学"理论与"技术"实践的综合性概念,是关于实际劳动过程的、蕴含社会效应的科学研究,这对当前的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漫”作禁戒否定副词考——兼论“曼”、“谩”、“慢”等

"漫"是古今汉语中均较常见的词语之一,至少在唐代,就可以用作禁戒否定副词。"漫"作禁戒否定副词的演变轨迹为:大水→水满外溢→多→不受约束,散漫,放浪→随便地,胡乱地→枉,徒然,白白地→表示禁戒否定。另外,"曼"、"谩"、"慢"等在字形、语音、意义方面都与"漫"关系密切,而且也都可以用作禁戒否定副词。但"谩"、"慢"作禁戒否定副词主要是因其与"漫"相通的缘故,并非自身演变的结果。     

“好不好”的固化及相关问题

现代汉语中的＂好不好＂分为＂好不好1＂＂好不好2＂和＂好不好3＂三种,三者之间存在演化关系。这个演化过程中＂好不好＂由句内成分变为句外成分,发生固化。同时,该结构的实义逐渐减弱,而主观性逐渐增强;整个结构从有疑而问变为无疑而问,最后发展为祈使标记。文章将＂好不好＂和＂好了吧＂＂ok＂等结构做了简单对比,指出它们大致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路径。     

《逸周书》“伯父”“叔父”考论

在周代,尤其是西周,天子既应该按家庭行辈制度对父亲的兄长称"伯父",又要按职官礼制对于二位方伯称"伯父";既应该按家庭行辈制度对父亲的弟弟称"叔父",又要该按职官礼制对各位州伯称"叔父"。由此也可见,《逸周书.本典解》成王称周公为"伯父"是没有问题的。     

《孟子》“去之”解

通过全面考察古代军制以及"去"词义发展线索,再参证其它相关文献以及分析杨伯峻所依据的旧注,可以看出"去之"应为"杀之"之义。从而否定了郝敬、杨伯峻等"开除他"的注释。     

论现代汉语新兴结构“X帝”

"X帝"结构由词根"X"和名词性后置类词缀"帝"组成。文章分别从"X帝"中词根"X"的构成情况、"X帝"中"帝"的性质、该结构的语义特征、识解策略和"帝"类后缀的生成机制等角度进行综合分析,指出类后缀"帝"是对传统"帝"字含义的发展和创新。"X帝"结构格式简单、选择性强,具有较高的能产性。该结构目前正处在一个从临时构成的语法词向语义凝固的词汇词变化的过程中。"X帝"结构突显了一种主观性的语义表达,主观性和主观化是其生成机制。     

释“寧(宁)”

"寧"在甲骨文与金文中虽有多种写法,但其意义都是表示"安宁"。小篆"寧"字形从"丂"而非"丁",从"寍"得声。"寧"由本义"安宁"引申又有动词"问安"奔丧",副词"寧可;岂,难道;竟,乃"及作为连词与助词的用法。     

“X是（的）”语法化及其语势层级

在描写现代汉语中“X是（的）”语表形式的基础上，考察了“X是（的）”短语词汇化和语用法的固化过程，从而把用于委婉责备的“X是（的）”与它的同形异构式区分开来。列出用于委婉责备的“X是（的）”内部各形式表示责备语气的强弱等级。     

“九合诸候”之“九”义考

历来学者对“九合诸侯”中“九”的词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有“实数”说、“虚数”说、“聚合”说、“第九次”说,亦有认为表“虚数”和“聚合”兼可等。文章利用古文字形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九”在古代有“聚合”义,并通过对“九合诸侯”的“异文”等材料的辨析,认为其中的“九”是“聚合”义。     

“教”的读音演变及其与“叫”的历时更替

在表"使令"义上,唐代以前,主要以"使"、"令"为主;宋金时期,"教(交)"取代"使"和"令"成为当时口语中表"使令"义的主导词;而大约在明末清初,"教"在与"叫"的竞争中失去优势,被淘汰出局,"叫"成为至今表"使令"义的主导词。"教"本读去声,表"使令"义的"教"读作平声是为与原义区别而产生的一种破读,之所以后来又重新读为去声,是受"叫"读音影响的结果。     

“视”“看”历时更替研究

先秦两汉,表示"以视线接触人或物"这一概念一般用"视"。"看"萌芽于汉代,文献用例偶见。魏晋南北朝,"看"处于发展期,文献用例逐渐增多,但还未超过传统的"视"。唐以后,"看"处于继续发展期,文献用例越来越多,在口语中基本取代了"视"。但在书面语中,"视"依然占据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