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婚礼执鴈新解

古代婚礼有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始于纳采。所谓纳采,就是男方请媒人向女方纳其采择之礼,正式提出求婚。《仪礼·士昏礼》曰:“昏礼下达,纳采用鴈。”纳采用鴈亦称“委禽”。《左传》昭公元年曰:“郑徐吾犯妹美,公孙楚聘之也,公孙黑又强委禽焉。”是其证。不惟纳采用膈,六礼中除纳征外,其余五礼皆用膈。《士昏礼》曰:“昏礼,……纳采用鴈。……宾执鴈,请问名。……纳吉用鴈,如纳采礼。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屈原《离骚》用礼探微

屈原博文强志,熟谙礼仪,故能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自觉不自觉间渗透礼制于《离骚》文字之中,包括崇祖之礼、命名取字之礼、茝兰赐献之礼、前驱导路之礼、盟誓之礼、陈词祈祝之礼、昏礼、卜筮之礼、佩玉之礼、大夫士去国逾竟之礼、宗庙乐舞之礼、车马礼制等。总体来看,《离骚》用礼虚实相间,多有象征义;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以周礼为本而又融入楚地习俗。东周礼崩乐坏之际,礼制并未完全丧失固有作用,作为身份等级衡量标准,依旧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因而《离骚》用礼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周代贵族熟悉礼仪,礼为社会交往之需,因而屈原可以因礼设喻,不虞其义不达;《离骚》用礼以周礼为本,融入楚地习俗,周礼直而通达,楚俗摇曳多姿,屈原可谓兼得,故能以约文、微辞表与日月争光之高志。     

“告庙”与“庙见”之别:春秋时期大夫以上阶层婚礼礼俗考证——从《左传》“先配后祖”说谈起

《左传》隐公八年记载郑国公子忽"先配后祖"之事,历代经学家对此众说纷纭,持论不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春秋时期大夫以上贵族阶层通行的婚礼礼仪问题。告庙的仪式与婚礼仪式并无直接关系,而庙见的仪式才是婚礼中必要的一环。春秋时期,大夫以上阶层的婚礼礼仪与士昏礼有所区别,尽管都有"三月庙见"这样的仪式,但是士昏礼中新妇到达当日便"成夫妇","庙见"只具备禀告先祖"来妇"的意义,而在大夫以上阶层的婚礼中规定"三月庙见"之后才能"配夫妇",因此庙见具有保证婚姻合法性的特殊地位,是大夫以上贵族阶层婚礼中尤其重要的一环。     

《诗经》中器乐应用考论

《诗经》所反映的器乐应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用于礼仪.五礼之中,凶礼为禁乐之礼;吉、嘉、宾、军四礼,除嘉礼中婚礼、士冠礼不用乐外,皆有乐.二是用于娱乐及巫术.具体考稽这些,可从器乐的种类、应用的范围和对象诸方面深化对先秦器乐以及礼乐文化的认识和把握.     

庙见礼与《周南·葛覃》题旨的形成

《葛覃》治葛、师氏、归宁等描写均透露出其与昏礼有关.葛之长成、女子受教于师氏,需历经三月,若以庙见礼释之,则能更好地解释这首诗的主旨.孔子熟悉这一礼制,故言此诗合乎人性、人情,意为嫁入夫家而不忘父母的人之常情.诗篇原本描述的是初嫁女子行庙见之礼而成妇的过程,齐、鲁、毛对于诗旨的解说纠结于已嫁与未嫁,逐渐偏离原义.《齐诗...     

浅谈湖南婚嫁茶俗

唐朝时社会上“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力”.唐朝饮茶之风盛行于世,茶叶不仅成为女子出嫁是的陪嫁品,而且还在唐以后逐渐演变成一种茶与婚礼的特殊形式——荼礼,延续至今.清代人福格在《听雨丛谈》卷八中说:今婚礼行聘,以茶叶为币,清汉之俗皆然,且非正室不用.”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论“吟咏情性”作为古典抒情诗学主轴的地位

吟咏情性在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理论系列中具有主轴性的地位.“吟咏情性”以情性哲学为基本的发生条件,它是先秦以来一般的、群体诗学的言志、抒情说向个体诗学的抒情理论的发展.汉魏文人诗发源于言志,并发展出缘情之论,南北朝时期,情性为本的诗学思想开始确立,言志缘情之外,时人多以“吟咏情性”称作诗之事.唐人诗学接受《大序》变风变雅及南北朝的情性之说,其对作诗之事的基本标述即为吟咏情性,并且赋予传统情性论以重视个性、崇尚自然等审美观念.唐人诗学虽崇尚教化之旨,但基本的立场在于“吟咏情性”的变风之作.宋人的情性论与个体伦理本质相结合,是宋诗重理的思想根源.明清诗家仍沿传统的情性之说,以情性为诗歌之本,其中又有强调个性自然抒发、重视灵感与创新的性灵派之说.     

《檀弓》“有子与子游立”章新解——兼论先秦儒家礼论中的情文矛盾问题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进程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礼的内容与形式即礼之"情"与"文"间的矛盾。《礼记》中《檀弓》这一章记录了有子因不明丧踊之义,疑其无情而欲去之,子游反驳其说,提出礼有"微情"、"以故兴物"两大特质。旧说多释"微"为"减杀、抑制","故"为"礼仪节文",皆不确。"微"当释为"隐","微情"即"情隐于礼",强调情与礼义皆蕴于礼之仪文度数。"故"即"故事",体现了礼有源自传统的稳定性。《檀弓》此章凸显了儒家言礼者在情文侧重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子游反对当时出现的单纯重情、片面强调礼义的倾向,在重视仪文的基础上,主张义与数紧密结合,这一思路在荀子《礼论》中亦有体现。     

东乡族婚俗探析

东乡族的族源及民族风情的多元化,使得其婚姻行为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同时兼容并取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乡族婚俗。东乡族婚姻的缔结恰当地融入了宗教文化因素,同时注重对人的主体的关怀与尊重。随着新的思想观念的渗透,东乡族婚俗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民族团结等方面显示出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     

试述旧式婚礼中随嫁陪房的功用

中国古代婚俗中存在着普遍的随嫁陪房现象。这些随嫁的陪房婢仆在婚姻中不仅充当了特殊的"陪嫁品",并且还在婚礼仪式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从而构成我国古代婚俗礼仪中颇具特色的部分。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以人作为陪嫁品的习俗也是旧时代一种极不平等的婚姻陋俗。     

婚礼主体仪式结构的基本范式

仪式结构可以说是典礼的“基因排列”。在以冠婚丧祭为代表的传统人生四礼中,婚礼是唯一一个由主体本身自主完成的典礼。从结构学的角度来观察,传统婚礼的六礼可以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五个环节为阈限前的分隔环节,以亲迎为阈限环节,而以成妇、成婿为阈限后的聚合环节。这些环节在古今殊域的践行中有着复杂的仪式呈现,其中又以阈限亲迎的仪式结构最为丰富。从主体及其对境的表征来说,亲迎的仪式结构可以分为五个节点：家、庭、门、车、路。其中家又是由室、堂、庙三个节点构成,新郎、新娘通过五个节点的往返出入建构起亲迎的“神圣时空”,并在此时空的对境中通过彼此以及与双方父母、祖神和天地人之间的沟通融合仪式,完成“继后世”“合二姓之好”和“事宗庙”的婚礼目的。在这一过程中,隐在的深层礼义认同与显现的表层礼仪表达共同构建了传统婚礼仪式结构的基本范式。     

我国事实婚姻制度之重构

事实婚姻制度有利于保持法律秩序与人伦秩序的契合,也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实质公平正义,我国立法应有条件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并重构事实婚姻制度。除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和未办理结婚登记外,事实婚姻当事人应具有结婚合意,其认定因是否举行结婚仪式而有所区别;双方共同生活持续一定时间或在共同生活期间生育子女可作为具有婚姻实质内容的标志;只要依社会一般观念,第三人足以信赖双方当事人为婚姻配偶即可认定其具有婚姻外观,而不能将＂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作为绝对标准。事实婚姻应由法院予以认定,一经认定即具有全部婚姻效力。     

生命欲望的变态与张扬——《五魁》与《红高粱》比较

莫言的《红高粱》与贾平凹的《五魁》是中国当代婚嫁题材小说的两朵奇葩,都讲述了婚嫁仪式的全过程。相同的题材表现不同的主题:一个表现原始生命力的张扬,一个叩问文化道德压抑下生命欲望的变态。它们都指向人的生命欲望和生命意识的思考,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文化寻根热潮。两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殊途同归的命运体现出文化寻根小说对传统伦理道德扼杀人性的思想的批判,肯定原始生命力的张扬。     

肃南裕固族婚嫁礼仪文化探析

裕固族是我国西部地区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裕固族的礼仪文化内容丰富,其中婚嫁礼仪文化独具特色。通过考察裕固族婚庆礼仪活动找寻其婚嫁礼仪文化的深层内涵,对于了解和认识裕固族民俗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科尔沁婚俗旅游开发研究

婚俗是科尔沁蒙古族人生活礼仪中最活跃、最特色的礼仪,它不仅是科尔沁蒙古族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涵盖了科尔沁蒙古族的饮食、服饰、居住、歌舞、祭祀、宗教、礼仪及民族价值观等。经过适当的开发可转化为颇具吸引力且品位极高的旅游产品,不仅有助于科尔沁地区的旅游发展,也有助于这项古老习俗的保护和传承。     

关于中国当代婚俗变迁的思考

当代婚俗变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变革性、进步性,以及浓厚的传承性和地域性。婚姻介绍所的遍布,借助于现代媒介之五花八门的交友方式,婚礼的多样性等等,为当代婚俗增添了许多现代化元素和多样化色彩。婚俗的变迁深受当代社会经济巨变的影响。探讨其相互关系,有助于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深入了解。     

从婚姻支付主客体之行为看人际关系互动 ——海宜村彝族个案研究

聚焦于海宜村少数民族婚礼仪式的发生过程，从婚姻支付主客体间之行为去探究乡村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 建与互动。海宜村少数民族个案研究说明，作为婚姻支付的主体与客体在参与到婚姻支付行为这一完整性过程时，他们把这 一行为的发生看作是一种平衡人际关系的策略，积极维护行为之间的合理性，对人际关系互动的考虑在理性层面上更偏重于 感性的交织与融合，从而在这种具有情分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可观的社会资源，并且一直延续下去。     

哈萨克族婚嫁仪式歌中的女性民俗文化价值

婚嫁仪式歌是哈萨克族习俗歌的主要种类之一,纵观整个婚嫁仪式,从"沙仁"、"加尔——加尔"、"森斯玛"、"阔尔斯"、"阔什塔斯"到"别塔夏尔",可以看出它是用歌唱串联起来的一部完整的"组歌"。本文以女性作为切入视角,从女性经历的"分离"、"通过"、"再进入"三个仪式出发,来探究哈萨克族女性婚恋观、家庭观,进一步揭示其体现的女性民俗文化价值,即:标记功能、文化符号、交流教育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