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众文化的“狂欢”气质及其渊源——兼论《故事新编》与“无厘头”影片

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与周星驰“无厘头”风格的影片这两类作品无论从创作时间上、地域上还是形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反差,但在这两类反差较大的作品中却都能看到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痕迹。通过对它们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化中不乏“狂欢”气质。而追溯中国文化的渊源可知,这类作品正是在我们文化的内在熏陶和其所属的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同时,这种“狂欢”气质也是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注解。     

试论鲁迅笔下的鬼魂形象

鲁迅先生在他写的小说、杂文、散文中塑造了农民、地主、知识分子、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等多种艺术形象,有些已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但在研究鲁迅的作品中,也使我们非常感兴趣地看到在他写的《无常》、《女吊》等回忆文章中,给我们塑造了一些男女鬼魂形象。鲁迅塑造的这些鬼魂形象,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不仅使我们在思想上受到启发与教育,而且在艺术上也是个享受,当然,对于创作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可是,在研究鲁迅的文章中却很少有人涉及,只是在二十多年前刘有宽、许钦文两位同志在介绍“绍兴大班”于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去北京     

文化解码与价值重估——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志异叙事

20世纪90年代，将奇异现象纳入文学书写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影响广泛。无论奇异的物象、人的异禀，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人间发生关联的鬼魂，它们通过对“天道”“义理”“因果”等中国文化隐形结构的文学性激活，建构起自足的世界。在以物观世的文化传统、天人合一的精神诉求、因果循环的历史观念以及虚妄世情的摹写等方面，90年代长篇小说体现出与传统叙事资源的深层次关联。同时，这一现象与传统文化勃兴的时代氛围、民间文化的深层滋养以及多元语境下文学的本体性回归有密切关联。从审美角度来看，志异叙事固然对扩展小说的表现领域大有裨益，但也提醒我们注意甄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警惕消费语境下“为奇异而奇异”的书写现象和对传统文化的狭隘性处理。只有深入发掘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学创作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节日狂欢氛围与歌谣的共——论吴越婚礼歌谣的“狂欢化”特征

婚礼仪式对人进入新的角色有一定的文化塑造作用。在婚礼歌谣中,作为相互邀约手段的歌谣,因为仪式的狂欢化而体现着狂欢的主题。吴越婚礼歌谣中表达的这种狂欢种类繁多,有的表达了身体的解放,有的表达了以“性”的狂欢,有的表达则以语言为主的狂欢。在吴越婚礼歌谣中,狂欢化主要体现在以“性”为描写对象的狂欢化主题;以夸张为重要特征的狂欢化的体语言;以“歌”“谣”结合的狂欢化体裁。通过婚礼歌谣的念诵,可以缓解新娘的不适、思念或欢悦之情,宣泄内心的不安,达到身心的平衡,因此,具有一种“狂欢化”的“叙事治疗”效果。     

余华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余华被不少人认为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从余华的小说中探寻鲁迅因子，探寻余华在文化精神和创作上对鲁迅的继承。余华在对弱势群体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上，在“批判国民性”和“反思历史”的两大启蒙文学主题上，都体现出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解读《皇帝的新装》文本的狂欢诗化精神

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深深扎根于民间文化的土壤，《皇帝的新装》继承了欧洲童话文学叙事传统和欧洲狂欢化文学精神，建立了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狂欢精神对文学的浸淫和渗透，使文学真正成为人类存在的“诗性之思”。在狂欢化的文学世界里，人类自由自在，释放生命的激情。巴赫金的文艺理论思想帮助我们揭开了这一童话文本深层次的含义。     

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

瘟疫文学是瘟疫流行后留给西方的直接“遗产”，在后疫情时代，瘟疫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被不断的重构和重新想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西方瘟疫文本中，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上有着诸多共享的症候,这些症候的存在既来源于对传统瘟疫文学的模仿与继承，也是瘟疫文学内在生成机制的表征，为西方“黑暗的文学经典”的重构和瘟疫叙事的文化塑形提供了生成力。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提升了人们对疫病的认知，起到了心理治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其成为人们进行反思的催化剂，使人们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狂欢化:韩寒《光荣日》的后现代叙事特征

“狂欢化”是巴赫金在研究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及文学创作的基础上提出并系统阐释的一种文化与文学理论。在中周小说界经历多种“现代性”探索与实验后却仍然迷茫于“不知路在何方”之时,狂欢化理论为小说创作指点了“后现代”之路。韩寒的《光荣日》是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狂欢化叙事特征的小说,主要表现为空间戏仿化、人物边缘化、情节双声化和语言粗鄙化。     

论新世纪小说的狂欢美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的创作普遍呈现狂欢化倾向,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形而下状态”的“肉体的体验”为狂欢化叙事作出了具有转喻意义的注脚。另一方面,余华、莫言、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格非等已经有相当影响的作家,也选择狂欢化叙事作为其创作的转向和突破。狂欢化叙事已经溢出了既有的“知识”视野,主流文学的知识谱系无法对它作出有效的指认和判断,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狂欢化的人物、艺术思维的狂欢化和狂欢化的语言特征集中反映了这一变化。     

南社与“左联”——鲁迅的历史选择与政治价值取向

南社与“左联”是晚清以来历史上较有影响的政治文化社团。前者,鲁迅与之发生过联系而未参加。后者,鲁迅被推举为盟主。从鲁迅对这两个社团的历史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同中存异的政治价值取向。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鲁迅对待文化遗产态度概观

鲁迅对待文化遗产一贯持正确的态度，其观念系统深刻、独具特色：早年对中外文化遗产都有丰厚积累，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原则；五四时期侧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却也敞开了“将彼俘来”“自由驱使”的襟怀；后期对中外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多有辩证论述，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鲁迅对待文化遗产态度源自其对反封建现实斗争的执著：以现实斗争的需要决定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以丰富的文化思想经验帮助和指导现实斗争。鲁迅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对我们建设新世纪民族文化富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空间政治与权力结构——鲁迅小说中的“本家”问题

本文尝试从“本家”问题入手,讨论鲁迅小说中所内蕴的中国社会权力关系问题。作为家族、宗族制度的体现,“本家”不仅仅指涉小说叙事中具体的人物关系,鲁迅还有意识地将之引入对空间政治的塑造与表达,从中揭示新式知识分子在面对乡村权力结构时所遭遇的紧张张力。     

论谭恩美小说的鬼魂叙事——以《百感神秘》和《接骨师的女儿》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通过她的特有视角和写作手法,重现了神秘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鬼魂叙事.在小说《百感神秘》和《接骨师的女儿》里,移民母亲通过亦真亦幻的鬼故事重拾记忆和重新叙述过去,这是弱势群体的无奈之举.而美国女儿对此强烈反对、排斥,甚至给母亲贴上“他者”标签.但一番激烈冲撞后,两代人达成和解,女儿打开了关于中国的神秘感官,通向了中国文化的记忆之门.在一定程度上,鬼魂叙事策略有效地缩短了“两个世界之间”的间隙.     

剑与书:越文化模式与鲁迅的精神结构

鲁迅与他所属的地域文化联系之紧密,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所罕见。越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剑·书”的文化模式,对包括鲁迅在内的越人,特别是越地名士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乃至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起着制约、规范作用,形成了人的生存的深层维度,此实为决定鲁迅精神结构之“固有之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略论鲁迅杂文幽默的语言形式

语言的文化内涵研究是近年来语言研究工作者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文化底蕴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本文以发掘鲁迅杂文中“幽默”的历史传统为宗旨，以鲁迅作品特有的语言形式为例证，从鲁迅作品的修辞特点入手，揭示鲁迅作品的“幽默”来自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一个方面，以见对鲁迅作品的解读还大有可为，并进一步认识和把握鲁迅作品继承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疏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论鲁迅与莫言鬼魅叙事的不同形态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鲁迅与莫言都对鬼魅叙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鲁迅不仅从文化角度肯定了民间鬼神信仰存在的合法性,也在“无常”“女吊”等鬼魅形象的创造中烙印上了自身的精神特征与批判立场。莫言从民间经验出发,从追求奇幻的审美趣味到借鬼魅来书写国家历史,一以贯之地使鬼魅或多或少地在小说中充当了作者叙事伦理取向的“代理服务器”。两位作家都以鬼魅书写超越了启蒙史观的线性叙述结构,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元的中国经验。     

鬼文化与《牡丹亭》情节的形成

鬼文化包括鬼俗、鬼魂观念、鬼魂巫术等子系统，鬼文化对《牡丹亭》情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冥婚风俗是人鬼恋故事原型形成的基础，鬼魂及地狱观念是“梦”、“魂游”、“冥判”等情节单元形成的基础，画像巫术、姓名巫术等通魂巫术对于“玩真”、“叫画”情节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后现代文化多元格局对鲁迅资源的消费

在后现代多元文化空间中,作为国民精神引导者的鲁迅无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思想观念的挑战,学界甚至围绕鲁迅直接展开了精神道统以及社会道路的选择辩难。无论将鲁迅作为自由主义诉求的资源,还是把鲁迅视为革命正义性或非正义性的资源,包括日常叙事的道德或伦理资源,这些或明或隐的观念的探寻都是消费性的,无法生产出新的意义和价值。但是,直面这种消费的逻辑和立场,将能够为21世纪的鲁迅继承提供有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