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机会平等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与目前的机制和体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使得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要尽力消除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使更多低收入阶层的人都能学到知识和技能,增加收入,逐步缩小收入的差距.     

转型期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与利益协调——基于社会分层的视角

中国转型过程中多元利益结构的重塑实际折射出社会阶层结构由“身份制”分层向“资源占有制”分层的演化,与这种新的社会分层相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正成为利益结构调整的焦点,这是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之一。在当前中国社会分层加速分化组合的过程中,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的经济分化现象不仅仅是一种个体之间的分化,更主要地表现为群体间的分化,不同社会分层的群体在经济地位高低排序中上下滑动,各群体或阶层的经济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以阶层性的收入分配差距出现,而调控这种收入差距和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应该采取针对性的公共政策。     

“效率与公平”——谈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的解决对策

客观数据显示 ,近些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 ,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也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行业差别 ,而各种非正常收入的存在则使贫富差距更为悬殊。本文在“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前提下 ,提出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几点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居民收入分化与阶级分层问题研究

无论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还是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感受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之间、城镇居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地区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都呈扩大趋势。许多学者②运用实证方法,计算出各种基尼系数数值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比值等,着力描述和判别居民收入差距的定量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但是定量分析往往把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差距是否合理、是否出现两极分化一类的问题,而不能将收入差距扩大与我国改革、发展、社会转型的大背景联系起来。其实,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     

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异及其影响

市场经济发展 ,带动了收入分配制度变革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日趋扩大 ,差距的形成是不同行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文化程度高低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所致。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导致了消费总需求不足 ,新的分配不公又产生 ,而且使部分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一定的偏差 ,甚至危及到社会稳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 ,必须正视现实 ,应该看到 ,目前山东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虽不存在两极分化 ,但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界定与判断

由于学界对贫富两极分化的界定标准不一,对中国是否已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判断也就不一致。衡量贫富两极分化的标准主要有两个:经济层面的标准和社会层面的标准。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达到联合国规定的收入差距悬殊的标准,且呈上升趋势,W型指数高且呈上升态势;从社会层面看,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对立初步凸显。综合经济与社会两方面因素得出结论: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已初露端倪。     

论社会极化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 ,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极化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所谓的社会极化是指随着不同阶层尤其是收入最高与最低阶层之间 ,由于收入差距拉大而出现社会距离拉大的现象 ,其中收入差距产生的贫富阶层分化是社会极化的内核。在全球化背景下 ,市场经济无法自动缩小收入差距。因此 ,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手段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构筑一个公正的社会发展规则 ,保障社会不同阶层全面发展 ,就显得十分迫切     

邓小平关于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略论

邓小平关于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略论樊百华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将“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作为分配领域主要的“突出问题”提出。有学者总结出我国已经出现五种类型的收入差距扩大，即：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     

从共同富裕思想出发科学认识当前收入差距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必要正确把握其内涵,这是认识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依据。对当前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不容忽视,当然也不可轻易断定为两极分化,最终需要通过统筹安排和政策落实解决问题。     

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微观模拟

税收制度改革一直是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我们提供了一个静态微观模拟模型,用于分析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模型通过收入调整、收入时化和税收制度实施更新微观个体的收入状态,通过对微观个体收入状态的统计估算税收制度的作用效果。应用长春市的微观数据,我们进行了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模拟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虽然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使得区域经济税收收入明显降低且没有明显降低社会总体收入差距,但能够明显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并明显地促进税负公平。     

对个人诚信的思考

＂彭宇案＂引发了我国社会中对＂个人诚信危机＂的思考。比较中国历史的诚信观和西方社会的诚信观可以看出,诚信具有普遍性、继承性、不可或缺性的共同特点,但中西方诚信观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文章分析个人诚信缺失的表现和危害以及诚信缺失的原因,提出建立个人诚信体系应从构建诚信政府、利用法律严惩违规失信者和加强诚信道德教育等方面入手。     

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非转农”——基于城乡户籍相对价值变化和推拉理论的分析

中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的同时,出现了值得关注的"逆城市化"现象——"非转农"。这一现象可能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及路径。城乡户籍相对价值发生逆向变化,是出现"非转农"现象的直接原因。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二元的户籍制度显著地制约了户籍的自由转换,使主要考虑经济因素的推拉理论不能充分发挥解释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在于尽快卸掉户籍制度本身的经济价值,因此,着力点应放在户籍制度以外的相关制度上。     

工业化、制度变革与促进共同富裕：1949～2011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是国家为加速工业化而不断探索能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的历史,而其中的收入分配制度则同时包含着两个目标：一是现有制度能够保障有足够的积累可以支持经济发展,二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在加快工业化这个大前提下,前30年,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收入分配关系而言,主要是如何处理好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也就是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而后30多年,特别是1992年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就收入分配而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收益关系。     

试论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规制的基于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态系统内各自的功能及作用,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经济立法的体系构建与内容规则。经济法规制是国家实施经济治理与尊重市场调节的基本依据,也是施行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所以,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及制度生成条件,有利于真正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制的体系和内容,从而使得经济法治生态化地融入社会治理的结构体系内,达到优化社会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的作用

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并非临时性失衡,而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分工格局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其得到美国与东亚之间贸易—资金双重循环的支撑,具有长期性与持续性。在这一双重循环中,中国作为部分生产过程的最终聚合地和资金循环的重要中介,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短期内,由于美国“市场提供者”的地位难以改变,发达国家私人资本对顺差国的产业转移以及“美元体制”的存在,全球经济失衡可以维持,不致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正因为如此,相关政策调整不能仅限于中美之间,需要在全球贸易与金融领域中展开多边磋商与协调。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产生及运行环境分析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确立公务员制度的根本动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我国确立公务员制度的直接原因,对外开放为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公务员制度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要受到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在弄清公务员制度的产生及运行环境的基础上,不断调适公务员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既是现实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促进公务员制度不断改革的动力。     

科举制与士商合流

宋代以后,士大夫经商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学者一般将其归因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商业的发展仅仅是士人经商的原因之一,若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来看,可以看出科举制的实行与其大有关系:科举制的实行,导致士大夫政治、经济地位的降低,并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不得不通过从事一向被人看不起的商业活动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     

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原因的再分析

近年来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越来越严重。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 ,主要影响因素是 :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政策、经济结构的变迁、劳动者个人素质的差异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等     

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因素分析

经济周期波动是一种超越体制和发展阶段的普遍现象,在经济周期波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千差万别,而且各个因素交互作用的机制及其程度也各不相同。本文主要分析了投资、消费、价格、财政、贷款和外贸等七个内生因素对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消费增长率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财政收入和投资。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