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史分期问題初探

分期问题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毛主席在《矛盾論》中說:“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們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我們研究历史,如果不注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就不能科学地揭示和把握历史发展     

关于中國文学史分期问題的商榷

本文是陸、馮两先生提交本年“山东大学科学討论会’一篇科学论文,曾在“文学研究”創刊号发表。我们因为本文是奠基在“中国文学史稿”著作上的科学研究成果,本刊作为学报,赋有纪錄学校科学研究成果的职能,經征得作者同意,繼“中国文学史稿”連载之后,全文轉载于此,以供读者参考。     

略論古史分期討論中理論結合史料問題

我讀了楊向奎先生寫的“解决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要先研究具体問题”这篇文章以后,基本上是同意的,但也有些不同的看法,略述我的見解如下: 楊先生認为近來有关于社会性質的文章,大家喜欢作大的,无所不包的上下千年的文章,而少有     

苏联史学家評述我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

苏联东方学雜志一九五六年第六期,刊載了謝尔金娜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全面評述了我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爭論。就文章所涉及到的中國書刊以及中國学者的爭論意見的廣泛性來看,表明苏联歷史学界对中國人民的歷史和东方各國人民的歷史十分关心。謝尔金娜把中國学者們的爭論,归納为以下几方面的問題: 1.中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观点; 2.中國学者关于中國階級社会的發生的意見; 3.殷商时代奴隸制特征的定义; 4.中國学者关于西周社会分期的观点; 5.說明古代中國生產力水平的爭論材料; 6.春秋、战國、秦、漢时代末期社会的分期問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商榷

童书业先生根据古代东方史的学说,同意并且主张中国自东汉以後才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学说。对於童先生这篇论文,在山大历史系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曾经提出反对的意见,并且指出童先生论文中的疏漏地方: (一)原文一开头就从分封制度讲起,以为分封制度不是封建社会特有的制度,因而说西周不是封建社会。这是童先生的误解,因为没有人把分封制度当作到建社会的特征,而从这一点来肯定西周是封建社会。根据斯大林同志给封建社会所下的定义,我们要从土地所有制上,地租制度上,农民身份上来肯定西     

有关古史分期一些理論問題——与杨宽同志商榷

楊寬同志在最近发表了“論中国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的三种不同主張”(見本年八月九日《文汇报》一文),富有启发性。他辨明了“民”、“庶民”、“庶人”的身份不是奴隶,“井田”制度是“村社”土地制度,是我完全同意的。尽管如此,看起来我們之间对分期問題还是有分歧的。目前还不知道他的分期意見如何,应等待他的全面主張发表以后,經过仔細研讀,再作全面商榷。在本文中,我仅能就楊文所涉及的若干理論問題,提出个人意見,請楊寬同志和讀者指教。过去,我对古史曾有一些誤解,也利用本文可能涉及的地方,进行自我批判和更正。 楊同志的文章,粗粗一看,很令人惊訝,他既否定了西周是封建領主制社会,又否定了西周是古代东方型的奴隶社会,更否定了西周是典型(希腊、罗馬)奴隶制社会。讀了以后,使我徬徨无主,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世界史上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嗎?西周是不是原始社会或資本主义社会呢?显然不是,那怎么办呢?幸而楊同志在結語中說:“西周該是奴隶制社会”,这才使我心上一块石头落了下来。但既說西周是奴隶社会,却又認为西周既不是古代东方型,又不是古典奴隶制型,在我們看,是很难說通的,就从这里談起罢!     

“中国文学史稿”讨论会发言稿

我对於陆侃如冯沅君两用生所著中国文学史稿,现在只提出两点意见: (一)中国文学史稿讲商代文学只讲甲骨卜辞和殷代金文,而不讲尚书巾盘庚等篇。他们的理由是“尚书中的……商书事实上还是後代人写的或追记的。”(文史哲1954年7期)抱有这种看法的,不只陆冯两位先生,还有些人认为甲骨卜辞和殷代金文篇幅都很短,最多不过几十个字,而盘庚三为每篇都有几百个字(盘庚上篇578字),因而怀疑盘庚是後人追记或修改。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大有问题。1.卜辞是刻在甲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当今思考

稍微接触中国史学的人都知道,多少年来,在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一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所谓“古史分期”,是指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在什么地方断限的问题。古史分期的讨论,尽管意见纷呈,各持一词,互不相让,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论者们在讨论问题时,都承认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奴隶社会,其前提是相同的。其所争者,惟“分期”而已。 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郭沫若先生首先揭幕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那里,他开展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1930年作者将其研究成果编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此书试图论证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一样,都经历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历史于五种社会生产方式并不悖违。具体的历史划分是:殷代是原始氏族社会末期,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西周是奴隶社会,周室东迁进入封建时代。     

論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国古史分期問題探討之一

上海史学界最近开始集体編写中国通史,在討論编写大綱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史分期問題又展开了热烈的討論。爭論的关键,首先在于西周的社会性质問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問題有三种不同主張,即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西周典型奴隶制論。作者最近写了“論中国古史分期问題討論中的三种不同主張”一文,对这三种主張作了簡要的比較和分析,認为三說对中国古史研究都曾作出有益的貢献,但都存在着问題。我們認为,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者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更的作用,不能确切說明新旧生产关系代謝的过程,也不能具体証明当时剝削制度和国家政权属于封建性貭,相反地,它具有奴隶制性质是很显著的。又認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者过分强調了“村社”存在的特点,他們主張当时只有家內权隶,主要生产者全是“村社”农民的說法,是可以商榷的。如果只有家內奴隶,没有确立奴隶制生产关系,是不能認为奴隶社会的,相反地,西周确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主要生产。同时又認为西周典型奴隶制論者过分把社会結构看得单纯化了,他們把“庶民”和“庶人”解釋为下等奴隶,否認“井田”是变了质的“村社”土地制度,否認有变了质的“村社”农民的存在,是不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相反地,从古文献上記述“井田”制的內容来看,非“村社”就不能解釋;从古文献上的“庶民”和“庶人”来看,也不能解釋为人身完全被占有的奴隶。因为上述三说都有难通和不合实际之处,我們就提出了一种新看法,認为西周还是和殷代一样,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奴隶主貴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的生产奴隶,但由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有较多地区原始“村社”殘余形式被保存下来,被奴隶主及其国家利用、改变为奴役和剝削的单位,使农民实质上奴隶化,和生产奴隶受到相同的奴役和压迫。本文将根据可靠史料进一步提出论据,阐明这个主張,請大家討論和指教。     

压力不能“山大”

正压力山大越来越多有人认为,人活着,就会面临压力。如今,压力山大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口头语。压力山大谐音人名亚历山大,是以诙谐方式表达压力之大。当下,都市白领承受的压力不小,特别是那些北漂族、南漂族,他们在当地没有根基,面临的压力比一般人大。有哪些压力让都市白领不堪重负呢?比如,     

“中国文学史稿”讨论会发言稿(二)

五从1955年7月起到1955年12月止,陆侃如冯沅君雨教授在“文史哲”上联续发表了他俩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稿”,并附上一篇“宋诗简论”作为补充。解放以来,一般所见此类论著,像这样能够以进步的观点和方法把上下数千年间祖国的文学遗产,就其发展历史以及人物、作品,都加以综括简要的评论叙述,实在并不多见,我可以肯定的说,两教授这部著作对于读者是极有益处的书,从里面可以学得很多的东西。     

说“北發”

北又称,是北方古族。据文献与考古学考证,北为大兽狩猎民族,以多种类型的投枪与石镞为工具,捕捞与狩猎并重的部落集群。因追逐野兽群,由嫩江流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进入北亚地区,并把细石器文化带入北亚、直至带入美洲。在北亚与土著融合,形成新的民族集团－北亚地区的邑娄族、爱斯基摩族。《庄子·逍遥游》、《列子·汤问》中的穷、终为北的同音异写,先秦人已知北亚有一个北族,在他们的文化中又融合了有夷、禺强、玄冥文化。     

一个新的起点——记山东大学“中国文学史稿”讨论会

好些学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他们对学术上的好些问题,都持有不同的见解,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各人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相同,研究的方法也不一定相同,所连用的材料也有不同,见解也自然会不同。大家心里都想争一争,鸣一鸣,拿出自己的见解来,弄个水落石出。但是,最近几年来,     

“鸭梨山大”对器官伤害大

正现代生活节奏很快,鸭梨山大成了一个众人皆知的网络用语,意为压力过大。虽然自我加压能够提高部分工作效率,但如果压力过大,又得不到缓解,就会给身体的一些器官带来各种问题。大脑受压——易患认知障碍如果中年时期经历过离婚、寡居、严重疾病、失业等压力事件,日后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风险会非常高。解压要点:微笑会刺激大脑回路,多结交爱笑的     

“一家言”

资产阶级学者、教授,对当前的现实问题,是不感兴趣的,感兴趣的是“发明”他秘制的“一家言”。例如,有人在课堂上为杜甫的妻子的肥瘦考证了一堂课之久;有人津津有味地探索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有人孜孜不倦地考证“西厢记”里的崔夫人与老和尚有无不正当关系;也有费了许多笔墨去考证李后主有多少宫女。……这种“研究”,过去曾经是资产阶级学者、教授获取名利的手段,然而,在新时代就成为人们讽嘲的话题了。     

談談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中的“兩条路綫論者”

讀了“‘山大’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会發言稿”中張維華先生的發言稿后,我觉得他的發言很有道理,对中國古史的分期問題,他既不同意西周派又不同意战國派和魏晉派,而提出了一个新的論点,指出了从战國之初到三國魏晉时代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一个由奴隸制过渡到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在这一个过渡时期中有着兩条紅綫貫串着。一条是封建制以產生、發展的形态出现,一条是奴隸制以上升到衰落的形态出現。照張先生的論点,封建制的逐步形成是开始于战国之初,好象和战國派說法相同,其实并不,因为: “他們否認了或说是忽視了战國、秦及西汉前期奴隸制还在向前發展的那种征象。”不同意魏晉时代开始封建社会,其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     

关于“中国历史纲要”古史分期问题及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部分的意见

尚钺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一书,我全部都看了,该书简明扼要,是适合今天水平的一部历史好参考书。书的优点很多,王介平等六同志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号新建设月刊中发表的“评中国经史纲要”一文中都提到了,该文中对该书优点的肯定方面,我大致是同意的。该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讲义,据“编者的话”,对於古代史分期问题既“不敢轻从一般的说法,又不敢作盖然性或臆测式的判断”,因此,使一般读者读了之後,几乎有自魏晋而上,不知有是什麽社会的感觉。这反映了一个什麽事实呢?就是今天我们对於学术自由讨论的认识还不足,因此,这本书对社会分期问题的看法,也就不够明朗化了。当然这种现象,现在还极其普遍,不仅仅此书为然,即以我本人而论,我也是主张魏晋才开始是封建社会的,但是我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号文史哲上发表的“春秋战国之际     

山大中文系文学史教学中的“崇古非今”

我們系文学史教学中有在的突出问题,叫它“厚古薄今”还说得太輕了,应該叫它“崇古非今”更为恰当。下面我們就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教师的崇古非今思想在我系文学課程的设置和讲授內容上,崇古非今表現得非常严重,探源求本,是由于教师的可怕的崇古非今思想。我們要详細揭一揭。一、我們的老师对古人、古代作品常推崇备至,錯誤地把他們捧到不应有的高度。研究詩经的認为只有詩经才是真正的詩,新詩不屑一顾。研究     

“家人言”辨正

对于出现在《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中的＂家人言＂一词的解释,自颜师古注、司马贞索隐以来,即不得其正,今又有钱宾四先生等将＂家人言＂解作百家之言,更将其与学术史中的若干问题关涉起来,则＂家人言＂的内涵到了非澄清不可的地步。然而要确切理解＂家人言＂的内涵,必须回到汉代的具体历史语境中,结合＂家人言＂所在的上下文、＂家人＂一词在汉代的常用意义以及汉初学术发展的概况做综合的考察。     

治古史也应“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陈伯达同志说:“考古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学术界的主要力量去考古。主要力量应该用于研究当代的实现。”这几句话对于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历来的偏向,可谓一针见血,又是剂救时良药。我个人专研古史,当然没有设想到这样全面的问题,但即就古史而论,我也主张从较近的古代,逐渐向上推求到较远的古代;谁都晓得,时代越近,我们能够掌握的材料越多,现象的观察越明朗,得出的结论也较易正确。考古,如陈伯达同志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