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体制转轨与新时期文学的转型

在文学被构造的过程中 ,出版起到了重大的调节作用 ,对此 ,研究者应予以足够的重视。新时期特别是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的出版体制出现重大转轨 ,形成了一系列根本变化 ,诸如地方出版业兴起、自主原则得到加强等。出版机制的变革引发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转型 ,促进了出版策划的形成和发展 ,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上改变了文学领域的状况 ,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和场景。     

“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之我见

“新时期文学”是尚有明确社会改造目标引导的文学,而在“后新时期文学”中,这种理想的目标已经淡出并趋向干无。这是决定两个分期文学现象呈现质的不同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分期的文学阶段的所有相异之处,都来源于此。     

"五四"传统与新时期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信仰并没有提供一套性别语言,使研究者能够在启蒙思想内部描述出妇女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五四"启蒙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影响是综合、复杂的它一方面赋予此期女性创作以"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另一方面却也同时规定了女性问题提出的限度.     

新时期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的前提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文学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历史契机,使"怎样来有效框架和引导社会主义文学"成为可能,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又受历史语境的影响和制约.实际上,新时期以来一系列文学制度的建立和探索本身就是这一时期现代化追寻的重要面向.     

新时期当代题材的"苦难文学"与审美价值

新时期当代题材的苦难文学,是指新时期以中国当代社会性苦难为审美对象的创作.它们对苦难的描述,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某些根本矛盾与普遍问题,体现出对人的基本权利及生命价值的尊重,显示着文学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它们破除了"社会主义没有悲剧"的神话,证明中国当代文学存在严重的伪现实主义现象.它们也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态度,总体上具有文学史意义、严肃文学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等多种审美价值.     

政治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景观变迁

在新时期文学叙事中,政治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成为审视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视角。而当代文学中对宝塔山、天安门、长安街、长江大桥等一系列景观的书写也暗合着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体叙事。这种迁移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表达出不同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审美观念的更新。     

政治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景观变迁

在新时期文学的叙事中,政治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成为审视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视角.而当代文学对宝塔山、天安门、长安街、武汉长江大桥等一系列景观的书写也暗合着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体叙事.文学叙事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表达了不同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审美观念的更新.     

文学制度与文学的边界

文学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制度性分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而,自现代以来,文学必然是寄寓于一定的制度场域.并且,作为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文学制度,就成为界定文学或确定文学边界的重要因素.     

关于"阶级斗争文学"的再反思

阶级斗争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个突出现象,作为"文化习语"的重要案例及政治文化产物,尚需不断地给予反思和正确把握.尤其是对由此而兴起的"热战"文学与批评及决然相反的观念要进行深入的再反思,消解其生成的热战冲动及延宕的冷战思维,为建构"和而不同"的多样化文学世界作出持续的努力.     

论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问题--以寻根文学为发生中介物

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在文革潜在写作和反思文学阶段还处于萌芽状态,并没有被社会认同.待到寻根文学阶段,作家们对道家话语的张扬和建构已经自觉化、公开化.韩少功、阿城们在他们的理论陈述中鲜明地表现出对道家文化的张扬姿态,阿城所塑造的王一生等形象与道家的"真人"人格理想具有相同之处,汪曾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桃花源情结"及对"水的感觉"的追求也与道家"质性自然"等思想相同或相通.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寻根文学作为发生的中介物,终于使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完成了"继续不断的建构",并使之获得了话语的合法性.     

中国新时期文学叙事视角的演变及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

叙事视角指的是一部作品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是叙事谋略的枢纽。中国新时期文学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完成了对传统文学“全知”视角的反叛和对西方叙事视角理论的接受:由全知到限知,由内视角到外视角,由单一视角到多元(复调)视角的转换。中国叙事视角的革新,是以西方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著作为范式的,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     

异形空间:新时期文学农民进城的现代转型与空间转换

"空间"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场域。新时期文学对农民进城的现代转型与空间转换有深层思考,城市社会/工作空间的多样繁荣、其声光电和作为全新的商业样态,对进城农民排拒或身心控制,因此,"空间"与农民的焦虑紧密相连;城市精神/文化空间呈现消费速食、等级功利、敌意隔膜,对进城农民产生蔑视或疏离。现代转型与城市化应实现城乡平权,城市对乡村应无私反哺和回报,实现空间转换的平等和互动。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新时期文学

探讨中国新时期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在这一维度中,新时期文学的基督教文化言说有其特定的发生背景,新时期文学中呈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独特言说方式,基督教文化精神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提供一种有效的参照。基督教文化不仅是一种＂罪感＂文化,更是一种＂爱感＂文化,其＂博爱＂之情与＂谦卑＂之心有利于博爱现实主义的建设与发展;基督教文化是一种＂普世＂文化,有利于消解中西文化对峙,促进文化融合,构建世界文学;基督教文化亦非＂审判＂文化,而是＂赦罪＂文化,其＂宽恕＂、＂宽容＂精神有利于善意、平和文学批评原则的倡行,从而有利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多样化发展。     

汇合与错位——论中国新时期文学初期对女性形象的建构

与五四启蒙时期一样 ,在 1 979——— 1 985的新启蒙时代里 ,男女作家结成同盟 ,共同完成控诉伤痕、反思历史、呼唤改革的时代大命题 ,塑造了一批迥异于“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 ,但是由于男女两性在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地位与生活体验的差异 ,他们在女性形象的构建上呈现着既汇合又错位的复杂局面。男作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述中潜隐着建立在张扬女性传统品格之上的重建男性雄风的写作倾向 ;女作家在分享与参与着时代主流话语的时候 ,一方面默许着男性重建性别秩序的努力 ,一方面又在强有力地解构男权中心意识。     

制度变迁理论视野中的新时期传媒体制变革

新时期以来,传媒在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也经历着自身的体制变革。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审视,传媒体制的变迁历程经历了"二元化"改革探索期、"市场化"改革发展期和"双轨制"改革深化期三个阶段。新时期我国传媒体制变迁的路径选择和体制变革包含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路径模式,只是在改革进程中各自发挥的作用不同;促使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动力因素则为明晰产权的欲求、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变迁主体的意愿。     

作为遗产和资源的“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文学"在今天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具有双重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它是来自1980年代的一份文学和文化精神的遗产;另一方面,它也是实际参与创制其后及至当前文学、文化形态的一种思想资源。但无论就哪方面而论,"新时期文学"本身都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在历时性的维度上,这种矛盾体现为以1980年代中期的"方法年"和"观念年"为界的前后两个不同追求目标、不同演变机制的"新时期文学"片段;在共时性的维度上,这种矛盾与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新时期"紧相纠结,显示出了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决定论和实证论、先验信念和理性批判等多重思想潮流错综交织的复杂局面。     

“后新时期文学”：历史语境与文学现代性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于文坛的＂后新时期文学＂是一种不同于＂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经典文学的全新文学-文化事件。这一事件的出现,既标志着中国文学在＂后新时期＂的各种文艺思潮和复杂社会语境中的巨量发展,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历史进程和民众生存生活的深刻变迁,并与一种全球性的新型世界观和一种新的社会重构认同及价值迁延相关联,是这诸多社会文化症候在文学领域的操演。基于这一认识,＂后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就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学术界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同前一时期文学的分界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使党的文艺政策作重大调整,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二、三中全会倡导的民主精神促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得到真正贯彻执行,使作家艺术家获得高度的创作自由,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营造了宽松和谐的良好环境。三、三中全会作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中国新时期电影与文学的互证——兼评刘再复《驳顾彬》

对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已成为中国新文学评价中的热点与焦点问题。仅从传播方式而言,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时期电影。张艺谋认为第五代导演的成功与新时期的文学繁荣分不开,正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成就了新时期电影。实质上,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历文学现代化洗礼后已逐渐进入成熟期,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然而,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价值取向的茫然与混乱中,导致无法建立起公正的文学与电影评价系统和体系。只有冷静分析中国新时期电影和文学,才能真正发现新时期电影和文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