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政治研究的基础。本文按照经济社会分化水平与社区记忆的强弱 ,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并构建了村庄权力结构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工具。文章重点讨论了非体制精英在四种理想类型村庄村级权力运行中的作用及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结构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村民自治制度下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潜力进行了尝试性的比较。最后 ,作者指出 ,随着缺乏分层与社区记忆偏弱类型村庄大量出现 ,如何在这些村庄中进行村级权力合法性建设 ,是今后农村研究的重要课题     

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福州3镇6村的调查

村民自治成为村级治理既定的形式,村党组织直接参与村民自治的各项活动,镇(乡)党委政府是村民自治的组织者。本文把村党组织的发展与完善纳入村民自治的范畴,在全面考察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村庄经济、村庄权力结构、村庄宗派及村庄文化与历史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提出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的具体建议。     

宗族关联视阈下的村级选举

村级选举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成效的标志性举措,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几年,东南沿海地区在村级选举方面凸现新的特质,特别在宗法秩序“回潮”的条件下,该地区村级选举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与宗族存在着诸多的关联,呈现了宗族关联与村庄选举事件“相耦合”的趋势。宗族关联以宗族动员、派性动员和精英动员等方式影响着村级选举,使得村级选举出现了负面效应。要运用民主法治等手段逐步消除其负面效应。     

行政吸纳村庄的逻辑——S市农村调查

"行政吸纳村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将村组织变为代理人,向村庄输入大量的物质性资源,再以奖惩制度激发村级治理积极性;二是村组织以行政民主保证资源分配的形式正当性,吸纳精英建立咨询性组织保证权力结构稳定,以过密化资源输入缓解对抗力量维系表面的村庄秩序。"行政吸纳村庄"使村组织规模不断膨胀、物质性资源的利用越发低效浪费,村级治理强行政色彩与去政治性共存。只有夯实村民自治制度赖以实施的基础,以资源下乡为契机促进自组织发育,"行政吸纳村庄"的治理模式才会被扬弃。     

乡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特点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Y村的调查

分析陕西Y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过程可见,乡村政治精英权力的变迁一般经历三个阶段：权力建立阶段——身份性权力、权力发展阶段——能力性权力、权力强化阶段——契约性权力,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导型权力的阶段性、各权力类型的相互依存性及角色转换和权力变迁的相互关联性。这种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体制的安排、资源配置方式、乡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精英个人因素等,其权力变迁与村庄发展相关,实践逻辑包括：规范政治精英的权力变迁,发挥它在村庄发展中的具体功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加强对乡村政治精英的监督力度。     

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批经济能人在中国农村迅速崛起。他们积极介入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形成了独特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经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的进一步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民主—权威政治,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治理的传承和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其二,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经济能人主导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突破了人民公社那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其三,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是村民群众根据村庄治理环境对村民自治理想制度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形式。从发展趋势看,经济能人治村势必产生一种具有乡土性和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分化,村庄治理模式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经济能人治村则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一些非农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它已经成为村庄治理的一种基本趋向。     

当代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新变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呈现出规模更大、流向集中与精英流动等特点。由于当代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影响,村民自治制度在村民的政治实践能力、基层政权与自治组织关系、自治组织的公共财政能力与乡村其他社会组织的政治能力状况等制度实施要素与环境方面出现新的重大变化,使村民自治制度运行出现新的变数。为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从制度的组织主体、运作过程及结构功能等方面作出新的调适。     

村治研究的分层与深化——对乡村政治研究的一项初步分析

村治即村级治理。村级治理是指村庄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调控。因为村庄公共权力的产生方式及其性质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村治研究事实上也就是对村庄社区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其运作(组织、管理与调控的方式及过程)的研究。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重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被提上议事日程。实践中,以《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实施为主导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起了“乡政村治”的框架1,但是,当前村级治理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理论界对村治的研究远未形成共识。对村治研究…     

问题与根源：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本文从理论上归纳了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即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关系尚未理顺 ;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关系尚未理清 ;农村精英人才的流失 ;村委会换届选举存在的违法行为和村民政治选举冷漠化 ;村民民主监督的软化。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制度层面的原因。     

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

精英视角的确抓住了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为洞悉农村民主甚至到整个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①对农村自治的民主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关于中国乡村民主的政治精英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逐步走向“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精英领导的民主模式的特点是操作主体的“体制内”、渐进式发展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薄弱的市民社会和政党竞争之缺乏。中国的案例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着通过村民选举和自治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发展经验不只解释乡村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了解中国更高层次的民主化。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作了总结:村民选举与新农村政治、农民阶级与民主政治、政治精英与民主发展模式、农村民主与国家民主化。     

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刍议--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及其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领导人推进村级民主化的努力程度相关,但其根本作用的还是村庄的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此着重分析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与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运作之间的关联,并在福建省内择取不同类型的村庄,通过对其具体运作过程和主要功能的比较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指出,村民自治实际制度的安排在村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可选择性,因而应从村情特点出发积极探寻切合实际的村庄治理模式.     

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刍议——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及其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领导人推进村级民主化的努力程度相关，但其根本作用的还是村庄的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此着重分析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与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运作之间的关联，并在福建省内择取不同类型的村庄，通过对其具体运作过程和主要功能的比较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指出，村民自治实际制度的安排在村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可选择性，因而应从村情特点出发积极探寻切合实际的村庄治理模式。     

我国农民自组织状况的历史性考察

从历史上看，社会自组织匮乏是中国传统社会一大特征，一般认为，小农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抑制和高度集权国家政治权力的禁绝是其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中间组织的影响更值得人们关注。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积极稳妥地发展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任务，已经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政府支持但不直接干预，是其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     

重新认识村民自治的政治意义

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普遍实施20多年来,正在、并且将不断地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村委会干部直选对选举制度的影响;村民自治后的乡村关系对中国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的影响;村级党组织“两票制”对党内民主的影响。可以预见,村民自治的实践和创新将会对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村民自治中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的建构

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政治在农村的主要实现形式,但由于各种原因,村民自治的优越性在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中还未完全发挥出来,其中,农村政治参与文化的低度发育是影响村民自治在农村引领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从选举制度安排层面、权力分配层面及文化教育层面创造有利于农村政治参与文化发育的空间,对激发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和促进民主政治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党“政”关系——当代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博弈

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 ,中国农村出现了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权力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 ,以村级党支部为代表的体制性权力和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权力正在进行着一场博弈。出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种紧张关系的原因是各方面的 ,其中最根本的是制度设计的原因。解决这个矛盾 ,村党支部、村委会和基层党委、政府 ,应切实转变思维方式、决策机制和工作方法 ,切实加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     

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整实践——对成都市ZQ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过程的考察

在村庄层面,城乡建设用地项目的实施,是村级组织通过对本村内农地调整的动员和组织,争取城乡统筹过程中国家对农村的资源输入,实现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这正是村级组织所代表的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行使农地调控权的过程,是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控权与村民自治制度联动的结果.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控权,不仅是村庄治权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且是村级组织丰富其治理资源、增强其治理能力及实现村庄发展的有力杠杆.     

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障碍与路径

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新时代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肩挑"在推行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一是党员队伍的现状不能很好地适应"一肩挑"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二是党内精英人才缺乏参与"一肩挑"竞争选举的积极性;三是权力集中导致腐败风险增加的政治逻辑影响村民对"一肩挑"制度的接受度和支持度;四是现行选举规则与"一肩挑"模式所设定的选举目标不协调。全面推进"一肩挑",需要提升村庄党员的选举竞争力,夯实"一肩挑"制度的民意基础,增强党组织的选举影响力与控制力,加强政府对村委会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党组织与村委会关系的冲突与协调

经过20多年的变迁,我国的乡村治理已进入权威性统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型的变革时期.然而,村民自治制度在运行中也产生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其中,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十分困难的现实问题.即受计划经济以及传统行政命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村两委会之间出现了职责不清、争权夺利、相互推诿等不协调现象.经过调研分析我们认为,要实现协调只有采取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村庄多层次分权治理模式;借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构建相互制衡的村级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积极推动村党组织内部的民主化建设;积极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等对策,才能更好地实现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党组织与村委会关系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