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非理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领域内普遍确立的一项规则,其依据主要是限制公共权力,保护人权。但根据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理念的差异和我国的现实状况,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非理性的。     

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非理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领域内普遍确立的一项规则,其依据主要是限制公共权力,保护人权.但根据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理念的差异和我国的现实状况,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非理性的.     

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中的比较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发现案件实体真实.由于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因此证据排除规则是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中规定的,再加上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不同性质,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诉法和民诉法中的内容也是有区别的.我国立法应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适宜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这是完善我国诉讼立法和证据立法的重要内容.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选择和理性基础

非法取得的证据 ,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 ,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 ,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确立什么样的排除规则是证据法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因此 ,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选择和理性基础进行分析研究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构建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确立,但从其规定来看,无论是排除程序的启动,还是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分担或非法证据的认定程序等,由于没有相应制度的保障或支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表现出水土不服之状.因此,我国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本土化构建,使其能够真正发挥排除非法证据、保障人权与促进刑事司法文明的功能.     

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较为复杂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一个对非法证据加以排斥,并运用证据查明案件真相的认识过程,还是法律价值选择与诉讼目的实现的过程。在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必须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观。应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度,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审前阶段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我国检察机关具有权能多元化和刑事诉讼全程参与的独特属性,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适用过程中应该而且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检察机关在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探讨,应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重点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与证明和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极强的操作性, 然而理论界的研究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对操作中的问题探讨不多.作者从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到的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入手,探讨了该规则实施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涉及到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资格,法官的相关作用;在决定排除非法证据方面,法院与检察院的不同职能,法院程序的设置;侦察人员作为非法取证人作证人出庭的理由;控辩双方在探明取证合法性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     

对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

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是否可采 ,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规则 ,是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问题。对此问题作一深入探讨 ,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化防范——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举证责任和排除程序上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一步完善.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与国际人权保障标准有一定距离.更重要的是,在配套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运行有困难.我国应该在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完善其他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制度,以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树立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论法院难以排除非法证据的深层次困境

尽管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技术上日臻完善,但是影响其贯彻落实的运行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就刑事庭审的功能而言,我们很难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找到用武之地。一方面,我国独有的公检法关系以及以审前程序为重心的刑事诉讼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辩护方很难通过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来彻底颠覆检察机关的指控。即使辩护方偶尔通过强有力的证据促使法院排除非法证据,也难以改变被告人最终被定罪的命运。另一方面,在法庭调查流于形式而且审理与裁判相分离的情况下,再加上刑事审判对事实真相的过度追求,被寄予厚望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然有可能像以往那样,再次无法逃脱名存实亡的尴尬境地。     

略论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

德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通常被认为具有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特征。但从其证据制度的立法角度来看，它没有独立的证据法典，其刑事证据规则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典中，蕴含在证据原则和一般程序规定里。学界对德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解仍存在误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判例对证据规则的确立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对我国有借鉴意义。     

非法证据在庭前会议中的排除方式研究

2013年1月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庭前会议程序,其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对庭前会议司法实践的实证研究表明庭前会议程序本身还存在法规模糊、制度欠缺等问题,其中对于非法证据的处理更是争议的焦点。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中有关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条款,考察了司法实践情况以及法学理论界的不同观点,从我国当前刑事司法体系发展阶段及特点出发,提出除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情况以外,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原则上应当在庭前会议中解决,同时法律法规应明确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决定的效力。     

英美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比较与评析

在对待非法自白与非法搜查、扣押所得实物证据的处理问题上 ,英国采取自由裁量方式 ,采证与否由法官在权衡证据价值与证据对诉讼公正性的不利影响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美国则采取强制排除加例外方式 ,法官不享有自由判断与取舍的权力空间。两种非法所得证据处理方式体现了英美两国刑事诉讼价值倾向的差异 ,在技术层面上优劣互现。但与我国整体法制环境 (包括司法观念、司法资源等方面 )及司法领域变动不居 ,纷繁复杂的状况相适应 ,英国的自由裁量方式对我国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的合理设置更具借鉴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探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规定存在若干缺陷。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我国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改革和完善,对"非法证据"作出明确界定,对非法取证的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并针对不同证据种类采取不同的排除规则。同时还应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并建立起相关的配套程序机制。     

论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依据性

司法改革中,司法权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在中国运用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讨论,各国对这一规则的表述也不一致,本文对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依据和理论依据做出阐释。     

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在我国刑诉中的确立

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国际通行的刑事司法准则 ,其产生是基于朴素的自然法学研究 ,并且被资产阶级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思想武器。它的贯彻实施 ,对于保障被告人基本人权 ,维持刑事诉讼控辩平衡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些合理内涵 ,但并不全面。我们应当在基本原则、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审前羁押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的主要问题,在于该规则适用范围的模糊性、程序启动的艰难性、庭审证明的形式化及裁判程序的滞后性。故应从遏制刑讯、强化职权及尽早排除的原则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厘清和解决。对非法证据应做狭义理解,对它的排除是基于证据能力而非证明力的排除,瑕疵证据不同于非法证据,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应克服非法证据证明形式化及证明标准的虚化问题,严格掌握证明标准;确立独立前置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倡在庭前会议中解决非法证据的问题。     

论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依据性

司法改革中,司法权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在中国运用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讨论,各国对这一规则的表述也不一致,本文对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依据和理论依据做出阐释.     

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建立。“两个证据”规定虽彰显公安司法机关力图追求司法公正的态度与决心,然而,如何将制度规定有效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仍需一套具体的、稳定的、有效的操作程序。而要使“两个证据”规定付诸实施,首当其冲要面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建构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可从主体、影响因素、可能的展望等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