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创期中国新诗的“非诗化”倾向研究

在“诗体的大解放”旗帜引领下,白话诗的先驱们立志与古典诗歌“划清界限”,以使白话文取得正统地位。草创期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语言、音韵、结构方式、创作手法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错位的新诗评价标准--对新诗合法性的文化反思

在诗歌一元论理论前提下,中国新诗的评价标准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中国新诗为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原质",进行了一系列"非诗化"的探索,从而获得诗歌现代性品格,因此,以古典诗歌的意境理论作为新诗评价标准是错位的。对新诗合法性理论的文化反思,是确立新诗评价标准的前提和基础。     

论现代新诗民间化的弊端与启示

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中,诗歌的民间化曾经对新诗本身的建设以及诗歌的社会功能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民间化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诗歌的＂非诗化＂倾向,为新诗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弊端,也给新诗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草创期中国新诗的“非诗化”倾向研究

在"诗体的大解放"旗帜引领下,白话诗的先驱们立志与古典诗歌"划清界限",以使白话文取得正统地位。草创期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语言、音韵、结构方式、创作手法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新诗“竹节式”结构的诗路探寻

竹节式结构特征指汉语字词序列的组接仿佛"竹节"排列,规定了汉语诗化的节奏和音韵。中国古典诗歌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以古代汉语单音节为主的竹节结构,形成了一套臻于严密的诗的"律令"。五四白话文运动以破坏这个诗性结构为代价促成了新诗的诞生,新诗近百年变异的过程实质上是受以双音节为主的现代汉语竹节结构诗化特征制约的过程。寻找现代汉语竹节式结构与诗歌特征契合的规律,对新诗的发展不无启示。     

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政治背景

功能的改变带来文体的改变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革命改变了汉语　　白　话　诗　及　新　诗　革　命　的　政　治　背　景　　　　　　　　　　诗歌的应试、自娱功能 ,成为革命者“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 ,形式谨严、格律呆板的古代汉诗还被革命者视为保守的象征 ,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清末民初的历史形势及政治背景决定了汉语诗歌的特殊生态 ,使汉语诗歌的文体革命成为政治文化改革的先锋。新诗草创期的生态决定新诗是一个由非诗因素较多的政治及文化激进运动催生出来的“早产儿” ,因此新诗革命具有急功近利性和非诗化的诗体改革的极端性 ,决定了新诗的职能主要是为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的 ,从而奠定了新诗的基本形态 :形式上松散自由 ,内容上题材单一严肃     

意义的寻求还是诗艺的探索——论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坛出现了在当时著名的“二梁之争”。表面上看，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是意气之争；但是，在逞才使气的背后，他们的争论是由于各自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迥异造成的。“二梁之争”发生在中国新诗从“非诗”走向“本体的诗”、从“散文化”走向“纯诗化”的分歧路口，在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上有其丰富的内涵。     

部分新诗的失误及其原因

从内容上看,当前一部分新诗远离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退回内心或封闭于自我小天地;从形式上看,这一部分诗放弃作为诗歌外在形式方面最重要特性的韵律,语言走向“极涩”与“极俗”两个极端。这种内容上的封闭与狭隘及形式上的非诗倾向,使中国诗歌的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对人类理想和前途的迷惘,诗歌修养的缺失,是造成部分新诗失误的内因,新诗批评的某些混乱则是重要外因。     

论诗文学派对草创期浪漫主义的超越——朝鲜现代文学流派研究

诗文学派是朝鲜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显著地位的文学流派。在草创期,新诗因过分迎合激情崇尚和口语诗化的历史要求,最终导致尚感情而轻智慧,放纵人性并放任诗歌形式自流。而诗文学派则崇尚理性,主张意象的呈现和情感的客观化,扭转了新诗的极端化趋向,引领诗歌走上现代化的轨道。但是诗文学派做出上述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古典的韵味。     

论朱湘中国古典风诗歌的“渐变”得失

朱湘的新诗有很明显的个人特征,他力争用复活的旧诗词语灌注的新诗语言系统来恢复古典诗歌的理想形态,个人化地试验诗歌,进行从旧向新的渐变。他模仿古诗的题材、主题、意境、词句和形式技巧,但艺术价值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其诗的“隔”、古典套语的烂熟、跨文化融合的排异与冲突。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代台湾新诗在语言构造上有一个重要维度,是时“古典”的执守与坚持。通过考察台湾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1970年代的“乡土诗”和19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诗歌的状况,可分析当代台湾新诗语言对“古典”进行挪用、转化与重置的情形,“古典”资源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其间得失会给大陆新诗带来启示。     

废名对古典诗传统中“想象”的再发现

废名在重新考察古典诗传统时重新发现了“想象”的重要性,并重新发现了梦、典故的联串、自由联想等想象方式,这正是废名自身诗歌建设经验的折射,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中想象力量的再发现,也启示了新诗自身的建设,是对“五四”以来一直占据主流位置并且同一时代仍在盛行的写实倾向的反拨。     

历史与现实语境中的90后新诗

90后新诗生存在两大历史语境中。一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和辉煌业绩的古典诗歌,古典诗歌在文体的基本范式、演变历程和价值标准上成为新诗的重要参照;二是新诗初期发展历程,期间新诗的文化身份基拳得到确认,在标准建立和创作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新诗的现实语境是建立在以竞争为基本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在这个体制之上形成的具有竞争陛质的文化生态环境。90后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潮流,增强竞争意识、发展意识、满足市场的意识,在真善美统一的价值追求中延续中国诗歌传统。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重探林庚的“半逗律”和“典型诗行”理论

在中国现代诗人努力重建中国新诗格律诗体的背景下,林庚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探寻能被广泛运用的格律诗节奏模型。经过长期的诗歌实践和对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回顾与总结,林庚提出了“半逗律”和“典型诗行”的格律理论。林庚的探索过程和研究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半逗律”与闻一多的“音尺”说及卞之琳的“参差平衡律”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但“半逗律”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形式的归纳是不完全的,运用于新诗也存在过于严苛的问题,节奏划分上有较大的主观性,这使得“半逗律”无法成为约定俗成、广为大众认可的格律模型。     

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精神

中国古典诗歌是古代先民精神追求、情感生活、生存方式的符号体系和信息储存。中华文化以仁为核心的根本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中,使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精神突出体现为民胞物与、国身通一、天人合一三大精神。同时,中华文化又在思维方式、语言表达、人际交往、社会风习和文学创作等方面被中国古典诗歌“诗化”,体现出乐感文化的特征。     

“数码诗人”与新诗的新媒体传播

新媒体时代,中国新诗的生产和传播生态发生了变革,“数码诗人”应运而生。“数码诗人”是中国新诗新媒体传播的主导者,他们遵从数字媒介的技术法则和游戏规则,实践“自己动手”的美学,由此生成多路径、交互性、复合式的超文本诗歌。在给予读者自主性的同时,“数码诗人”让渡了建构经典文本的权利。数码诗歌的游戏倾向可能构成消解诗性的力量,超媒体的表现形式靠拢了大众的趣味,交互式的嬉戏也逗引了局外人猎奇的目光,但诗歌本身的处境并未改变。对于浸淫于大众文化中的网络受众来说,诗歌的智性挑战足以令他们敬而远之,因此,数码诗歌难免沦为诗人圈子内部的“游戏”。新诗的“数字化生存”由此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困局。     

诗应该有共同的审美空间——兼对20世纪90年代诗歌创作的非诗化倾向的批评

20世纪90年代诗歌创作的非诗化倾向,是造成了当下诗歌诗性贫乏,读者远离诗歌的重要原因,对传统诗美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诗应该有共同的审美空间;诗意是诗歌不能失去的生命与灵魂;可读、可懂是诗歌不容遗忘的审美标准;音乐性是诗歌的内在精神特性.     

借诗歌艺术手法增说部文采情韵——唐人小说诗化倾向初探

唐人小说往往以诗行文,甚至融入诗歌的手法,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的创作倾向———“小说诗化倾向”。其原因固然是前代小说创作积累使然,然时代风气也不无影响,且小说的作者大都是当时诗人,而“行卷”、“温卷”的盛行又更加推动了这一倾向的发展。唐人小说的诗化倾向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