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与重庆妇女抗战

尽管近年来抗战史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但口述史,特别是研究重庆妇女与抗战的口述史还没得到相应的关注。事实上,口述史对研究妇女抗战史具有重要作用。它使我们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性别化了的课题,注重抗战时期中国普通妇女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反抗侵略”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释义,并重新思考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口述史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文字档案鲜有的资料,还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新的抗战妇女研究的视野。     

抗战新诗中的重庆叙事

抗战为新诗的大发展提供了机遇,抗战也使重庆步入了从未有过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众多诗人会聚重庆,共同书写了一套完整的重庆叙事,重庆以悲情之城,坚韧、乐观之城,浮华、高压之城的多脸谱形象在诗人们笔下映现,雾、嘉陵江、防空洞这些城市的地域表征也贯穿于抗战新诗的重庆叙事中,呈现出陪都重庆与传统山城融合的独特世相。     

抗战文化与面向21世纪的重庆文化

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化是重庆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是重庆历史文化中最厚重的积淀 ;而且我们发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重庆文化与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化有着一个相似的文化发展背景 ,那就是城市地位的提高 ,为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     

杭州银行公会组织运营研究（1945年～1949年）

杭州银行公会是民国时期杭州地区重要的金融业同业组织之一,以维护银行业利益、推动银行业发展为基本宗旨。杭州银行公会所具有的基本原则、制度、权力分配、内部关系等各种关系和方式是发挥公会各项职能的组织保障。组织制度是在工作中形成的一套制度化的关系、结构方式和责权分配,包括会员制度、权力机构设置制度、选举制度、奖惩制度。经费是杭州银行公会开展活动的重要经济支柱。杭州银行公会采取各种方式,千方百计扩大经费来源,来加强自身的活动能力。杭州银行公会整理后,非常重视同业交流,研究行业业务,扩大行业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建立杭州银行公会同人业余进修服务社和杭州银钱业联合准备会。     

抗战以前重庆的保险业研究

1891年重庆开埠,保险业随之传入.1933年之前的重庆保险业大多为外商保险公司所操纵."川政统一"之后,重庆华商保险业遂逐渐振兴,保险业市场的格局略有变化,华商保险业在市场占据分额上逐渐高于外商.     

抗战前河南大学教育学系教育教学情况研究

河南大学教育学系创办于1923年,其前身是河南中州大学文科教育学系,1924年开始招生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抗战前的13年里,河南大学教育学系的教师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奉献出了自己的才智。在当时,教育学系的课程设置、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实力,教育学系的这些特点和做法对现在的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仍有一定的启示。     

浅析抗战前十年的民国教育

民国教育为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而抗战前十年（1927年8月——1937年7月7日）为民国教育的黄金时期,以此时期的民国教育作为本文的论述对象,从中获得启示,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导淮事业述评

自黄河夺淮入海以来几百年间，淮河泛滥不止。国民政府成立后，专门成立了导淮委员会，参酌中外专家的调查结果，结合以往治淮的经验，制定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工程实施计划，同时通过借款或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使得在抗战爆发前基本完成导淮计划的初步工程。     

文化与文学——从重庆抗战文学的文化研究谈起

从文化视角去研究重庆抗战文学,是一个很有前途和意义的学术路子.其理论前提有二:一是辨清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并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层面去建构文化的一套概念系统,使之与文学和诸学科既相区别又有联系;二是处理好重庆抗战文学的区域性与全国性定位问题,主张在全国性意义上去进行研究.     

中苏文化协会与重庆抗战文学刍议

中苏文化协会是抗战前后一个颇具官方色彩的民间文化团体。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战时首都重庆的重要据点。其宣传与活动,就内容而言,不仅限于一般性的中苏文化交流,且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各方面,并与当时国际国内的局势紧密相联。中苏文化协会与第三厅、文协等文化机构和团体,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共同开展抗战文化活动。通过设立中苏文艺研究会、开展系列活动和译介,中苏文化协会与重庆抗战文学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关联。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组织实施进程

在中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持久抗战理念形成的大背景下,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统一规划、整体部署下,中国兵工内迁由决策酝酿开始走向执行实施,原先分布在中东部的兵工单位,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陆续搬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下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可谓是中华民族坚持全民持久抗战的“战略创举”。     

抗战时期重庆的婚姻问题初探

婚姻与家庭问题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社会变动时期更易成为社会的焦点之一.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变动,也引发了人们对婚姻与家庭在观念、态度、行为上的一系列变化.本文拟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这种变动的原因、现象与社会影响,以勾勒战时重庆婚姻的大致轮廓.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危机应对

抗战初期，我国东部地区的图书馆机构迁渝，推动了重庆的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在战时得到强化。然而，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重庆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重庆图书馆事业面临着危机。出于共同反对日军侵略的目标，国内外各方力量为应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危机而发挥各自的作用，既有重庆各级政府提供的政策或经费支持，又有国内图书馆界的不懈努力、社会人士的无私奉献，以及国际社会的"友情"援助。最终，重庆图书馆事业逐渐恢复生机。     

抗日战争与贵州近代化

贵州是西南地区一个十分落后的省份,社会发展各方面都相当滞后。抗日战争时期,贵州近代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邮电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呈现出自身特点。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经济影响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造就了中国抗战大后方重庆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推动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转型;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重庆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基础,也初步改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整体布局。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军事策略,并在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伪军。     

抗战时期陪都滑竿的作用与影响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大量人口内迁陪都重庆,对交通工具的需求和发展提出了巨大考验,一种极具山城特色的民间交通工具滑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风靡一时。分析研究滑竿盛行陪都的原因,对陪都人民抗战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在民间文化和旅居重庆艺术家作品里留存,滑竿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抗战时期重庆工业的外引内联述论

抗战时期重庆工业实现腾飞的关键是国民政府抓住了沿海工业内迁、陪都建设的历史机遇,积极招商引资、加强"外引""内联",从而使重庆工业进入了一个超常发展的"黄金时代"."外引"不仅解决了重庆地区工业建设所需资金与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奠定了重庆工业发展的基本骨架,形成了高起点的工业发展基础;"内联"则既充分发挥了"外引"工业的骨干和带头作用,又充分扩大了重庆工业生产能力,还充分发挥了对周边地区的积聚和辐射作用."外引"与"内联",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共同推动了重庆工业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