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两岸新闻交流政策诠释

两岸新闻交流的深入开展是落实“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对台政策的应有之义,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新闻交流政策,体现了当局对台湾人民的“尊重、信赖、依靠”,也彰显了台湾人民在两岸新闻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更为两岸新闻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历史与现实表明,两岸媒体能够在促进两岸人民间的理解与沟通,消除误解与隔阂,增进诚意与善意,不断凝聚共识,夯实互信基础,以期为两岸最终实现统一发挥良好的舆论环境作用。当前,两岸已实现在经贸、文化、体育、学术、政治等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同时,两岸媒体的报道也从过去的特殊化“宣传”逐渐发展到以“新闻专业”为原则的常态化交往。这正是两岸人民交往与新闻交流实现互动的显现。     

岛内“修宪谋独”现状分析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台海形势复杂严峻,风险挑战上升,其中“台独”分裂势力图谋利用“修宪”等方式为“法理台独”预留空间,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会从根本上冲击两岸关系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两岸同胞切身福祉,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台海方向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十年写“文革”十年史

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研究,最早始于1977年。“三次斗争”研究小组1977年3月,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出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课程设置依然为“老五门”,即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中共党史。     

解构的意义观与“寄生”式批评——从米勒与人文主义者的论争说开去

20世纪70年代末,解构批评主将希利斯·米勒与人文主义者艾布拉姆斯及韦恩·布斯之间爆发了一场精彩的笔战。审视这场举证扎实、论理严谨的笔战,可以让我们了解解构的主张与方法,借此澄清学界对解构意义观及"寄生"式批评的误解。     

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到“反击能力”——日本构建远程打击能力的战略意图与实施前景

2022年末日本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保有所谓“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变相发展远程打击能力。表面上,日本意在增强威慑力以应对中朝等“周边威胁”,同时提升日美同盟的对等性和互助性以减少“被抛弃”风险,但实质上,日本意在由此进一步增强军事行动自主性,以渐进式突破实现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同时将其作为印太战略的构成要件,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提升日本的领导力,服务其“大国化”目标。保有及运用“反击能力”存在法理争议、面临国内及周边国家反对、防卫费来源等现实障碍,构建远程打击能力在具体推进中仍有问题尚未解决。但辩证地看,日本此次修订安保政策文件已完成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防卫性到攻击性的实质性转变,将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论媒介批评效果的发生及其条件——以《人民日报》等媒体对“非诚勿扰”节目的批评为例

＂非诚勿扰＂栏目是江苏卫视打造的一档新派婚恋交友节目。该节目开播之始,围绕节目内容、道德取向、文化内涵等在各种媒体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极性评论。在节目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舆论监督范畴的媒介批评始终顽强地存在着,并以价值评判和理论鉴别的方式对该栏目的每个元素进行评说,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对大众传媒有效规制的作用,显示了媒介批评在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价值。     

实施“兰白都市经济圈”战略的思考

＂兰白都市经济圈＂作为一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就甘肃而言,由于经济的落后,实施这一战略必然困难重重。虽然目前国家区域经济战略规划中有＂关中-天水经济区＂,但若使＂兰白经济圈＂上升为国家级区域经济战略,不仅对甘肃,而且对整个西北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九·一八”后舆论空间与集权政治的关系（1931-1935）—以《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为中心

“九·一八”后,为应对国难,舆论界出现了评议时政的热潮。他们以某一刊物为聚集地,形成了宽泛的舆论空间。在众多新创刊物中,以《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为典型代表。舆论界尽管有着强烈的民主宪政的呼声,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对领袖权威的推崇逐渐达成了共识,赞成建立强力政府,主张实行集权政治。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集权政治形成。然而,舆论空间与集权政治存在着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如何保持一个自由的舆论空间,加强舆论对政府监督,是国民政府一直未能解决的难题。     

对新世纪前十年“红色经典”改编剧中价值取向的审视

回顾新世纪前十年,"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发展轨迹表面上展示了"红色经典"与新的时代语境之间的文化共振,但更多地呈现出"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与当下社会文化之间的不适与错位。以"红色经典"改编剧引发的一系列文化与政治事件为镜像,折射出"红色经典"改编剧对"红色经典"基本价值与理念传承过程中的变化;从主流文化、文化怀旧与商业资本三个维度对"红色经典"改编剧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发掘"红色经典"改编剧对"红色经典"价值判断和情感诉求的继承与重构。     

“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挑战与中国的选择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对全面提高国家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双重安全挑战:其一,以大国政治博弈、领土和岛屿争端以及区域内个别国家政局动荡为主的传统安全挑战;其二,以恐怖主义、海盗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为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分析"一带一路"区域内安全合作现状的同时,本文提出,为应对安全风险,中国除了发展自身力量外,还需要贯彻"三个重视",即重视合作中提供安全公共产品、重视美国与俄罗斯的利益关切和重视巴基斯坦的"支点"作用。     

“后危机时代”我国石油进口战略及政策选择

石油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产品,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推进,国内需求不断增加,对石油的进口依存度也在逐步提升。当前我国国内的石油进口现状是进口量大、来源地集中且运输方式单一,存在着很大的进口风险。据预测,＂后危机时代＂我国石油进口需求仍将稳步提升,国际油价波动或将更加频繁,世界范围内的石油争夺将愈加激烈,由此必须尽快制定相关对策,化解风险并维持石油供应安全。在具体措施上,本文提出了＂二大重点,八项战略＂的应对方法。     

“印太”视域下日本强化防务外交研究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着力强化防务外交。日本的防务外交与其国家战略、外交战略密切相关,在防长会谈、联合军事演习、防卫装备技术合作以及军事援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既是日本提升战略自主内在驱动力的结果,又反映了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维护美国主导下“印太”秩序的外在需求以及力图控制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缘考量。日本持续推进防务外交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其战略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同时也加大了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给“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局势、台海局势和中日关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试析“综合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政策选择

“综合安全观”是指突破了传统安全观的限制 ,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国家安全问题。而中国“综合安全观”的“综合”性特点 ,主要体现在安全的内涵、外延以及安全威胁来源三个方面。本文提出 ,在“综合安全观”思想的指导下 ,为了谋求一个安全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中国的外交工作必须处理好内政与外交、“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四大关系 ,妥善对待“睦邻外交”和“不扩散”两个热点问题。     

“入世”十年:中国农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以"入世"为标志的中国农业全球化导致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量大增,促进了中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过渡,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步伐明显加快。"入世"后的实践显示,中国的密集型农产品并未如想象获得国际市场中的更多机会,中国农产品的贸易逆差格局将长期存在,中国的农产品供给应该首先立足于本国,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任务丝毫不能放松。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主要政策选择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从全国来讲,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发展现代农业要在稳定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在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的同时,要防止一些工商企业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名,圈占农民土地,损害农民利益。中国农业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必须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措施来促进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50年代“一个中间地带”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形成于70年代初期。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冷战时代背景为历史平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依存与文化超越等领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则,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司法政策的治理化与地方实践的“运动化”——以2007—2012年的司法改革为例

当常规的司法资源不足以应对高发的社会矛盾、而维稳又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时,司法政策就会从法治化偏向治理化。而在治理化逻辑的主导下,地方司法实践就很容易出现"运动化"现象。这说明运动式思维以及支持运动发生的社会结构条件还依然存在。如果这种运动思维及支持运动发展的社会结构条件不能得到彻底改变,那么司法政策的治理化和地方实践的"运动化"就有可能还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