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行政制衡引导善政思路思考

公共管理的演进趋势,是从政府主导转向社会主导,我国目前还不具备社会主体主导公共管理的社会条件,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社会和政府失灵都较为突出的情况之下,制衡引导的善政思路应是我国公共行政相对合理的选择,即政府同社会相互制约,并充分利用合理政治资源,实施政府对社会的     

善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各种关系处于一种协调、融洽的状态。从公共治理的角度讲,善政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善政应具备几大要素:民主法治、公共服务、责任诚信、公正透明、高效廉洁。由此,要求政府实现五大转变:即从传统管制型向现代民主型转变;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从推诿型向责任诚信型转变;从封闭型向公正透明型转变;从高成本、低效率型向高效廉洁型转变。善政是实现善治的基础。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亚里士多德的善政之道

善政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重要范畴,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其经济社会前提是私有公用的财产制度与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其制度安排是法治之上的混合政体,其人文基础是城邦主导的德性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善政理论,为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启示.     

善政与善的社会--德治的定位研究

《善政与善的社会——德治的定位研究》是苏州大学李兰芬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十五重点基金项目《以德治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伦理之维——中国传统哲学伦理价值的新思维》的最终研究成果。“以德治国”既是一项横跨多门学科的繁杂课题,更是一个饱经理论讨论和实践挑战的敏感话题。《善政与善的社会———德治的定位研究》,致力于以“统治·治理·善治”的治理文脉及其发展趋势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赋予现代德治合理合法性的时代意蕴,又以“一体两翼六卦”的逻辑结构和话语系统,即以“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为主体,分政治取向(善政)与社…     

人民的公仆应勤政、廉政、善政为人民

新时期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新时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党的基层干部,人民的公仆,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们的党风建设,做到勤政为民、廉政为民、善政为民,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不辜负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亚里士多德的善政之道

善政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重要范畴,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其经济社会前提是私有公用的财产制度与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其制度安排是法治之上的混合政体,其人文基础是城邦主导的德性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善政理论,为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启示。     

善政:政府在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价值取向

突发公共事件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非制度化的群体行为表现方式。近年,突发公共事件在我国表现出高发、频发的态势。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根源,学界对其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我们认为,从社会精神价值层面出发,依伦理学视角分析事件的发生根源是一个不错的视角。细致分析突发事件的发生和传递机理,也应该是我们正确处理突发事件所做的重要准备工作。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突发公共事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思路和途径。     

从善政走向善治--县级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取向

治理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市场的失效,如何使治理更加有效,最好的路径是实行善治.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县级政府是靠近基层的一级政府,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县级政府从善政走向善治,不仅可以为国家各个层级的政府治理提供典范,也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善政”到“善治”：我国城市治理的现代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会转型的加速,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问题,传统“善政”管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局限,“善治”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善治”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治理结构。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公民主体意识日益明晰化、国家政治生活日益法治化,为“善治”提供了现实性基础。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完善法治体系、创新治理手段,是我国城市实现“善政”向“善治”转型的实践理路与方法论选择。     

“善政”及其正当性问题——孟子“以生道杀民”说新探

《孟子·尽心上》第十二章“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之说,历来为注家所疑,当下学界亦无定论。对于这一章的解读,关乎对孟子民本与王道思想的整体性理解。有关“杀民”的解释,以赵岐的“治狱说”和程朱的“淑世说”为代表,而这两派都未能很好地解释“杀民”的动机与目的。实际上,对“生道”之哲学意蕴的阐明是正确理解“杀民”的前提。“生道”包含了明确的价值内涵,其与“仁道”相通,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下则展现为“王道”。王道政治包含“善教”与“善政”两个方面,“以生道杀民”属于后者的范畴。“善政”的正当性原则就是“义”,其具有外在规范与内在规范的双重维度。从“义”出发,政治实践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得到保证,而违背“义”则可视为对王道政治秩序的破坏。这一点应为政治共同体内的全部成员所认同和遵守,故背义之民被杀而无怨。     

北欧监察专员:通过行政问责促进善政与法治——兼论对中国行政监察制度改革的启示

议会监察专员是源于北欧的一种特殊的权力监督机制,监察专员拥有法定职权和独立地位,接受公民投诉,调查官员违法,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权力腐败,促进了政府的勤政与廉洁。中国的纪检监察制度与其存在较大差别,但亦可从中获得改革的借鉴与启发:增进纪检监察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并加强与媒体的沟通,重视廉政文化建设以创造充满正气的社会氛围。     

文化品格文化隐忧

曾几何时,那些五彩缤纷却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几乎垄断了文化市场,流行音乐、卡拉OK替代了古典音乐,迪斯科替代了芭蕾舞,通俗文学代替了严肃文学,千篇一律的肥皂剧替代了风格化的电影。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文化转型期,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再追问当下的文化品格。那么,当下的文化品格发生了哪些转变,它带给人们是喜还是忧?     

文化与文化力

文化是精神性的存在,以"精"—"神"看待文化,必须建立"文化"与"文化力"统一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迈进"文化时代",突出表现为文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综合国力"、"软实力"、"文化强国"的提出,就是文化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标志,为此必须在理论上建构国家文化的战略话语:"文化力"是总体性话语;"文化时代—国家文化战略—文化力"是国家文化战略的话语体系的理论表达。"文化力"是"文化"与"力"的统一,从"文化"向"文化力"的概念演绎,是文化发展由理念向战略的扩展,是基于"力"的文化理性和对于"力"的文化自觉。由此可以建立由性质、大小、方向、作用点、合力五要素构成的"文化力学",形成基于"文化力"的文化理念与文化战略。具体地说:"力—人文—化成"的文化理念;"培育—评估—激发"的"力"的发展战略;"意识形态—文化形态—文化规律"的"方向"自觉;"着力点—互动点—转换点"的"作用点"战略;"文化生态—文化理解—文化体系"的"合力"理性,以上几个方面构成"文化力"的话语体系和战略体系。     

文化先进性与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设

文化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可比较性以及文化具有先进与落后之别。文化自信要基于文化的特殊性更要基于文化的先进性,先进性是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础,是否承认文化的先进性是衡量是否真正具有文化自信的标准,判定文化先进性的根本尺度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总方向和总目标。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文化和文化矛盾

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文化"是人类对生存意义的追求,它体现为一种活的精神,这种精神塑造着人和人类社会,并以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总体性、超越性把握,是一个动态的、处于生成中的把握。文化全球化是当今文化发展面临的现实和必然趋势。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中,文化全球化面临着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样、冲突与共生、固守与变革等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系统中,人类文化生生不息,演绎着复杂多样而又鲜活生动的历史。     

科学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由于文化对于科学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因此它应当作为科学思想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考察。通过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简单比较,可以看出科学文化是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     

信仰文化、俗世文化与先进文化

信仰文化、俗世文化与先进文化各有特定内涵、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在文化光谱中它们各司其职,其要素水平和耦合方式决定文化先进程度.构建先进文化,必须整合信仰文化、俗世文化之精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将先进要素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耦合成全球伦理、科学伦理基础上的高能文化.     

闽越文化与客家文化

本文认为,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南迁至闽粤赣边的汉人与当地的土著民都是客家先民,而土著民中闽越族的成份占有较大的比例。 在客家文化事象方面,从其宗教信仰中透视出的对蛇、石、树、鸟的崇拜,都源自闽越族的古老思想观念;妈祖信仰和临水夫人信仰原来都是闽越土著不同族类的原始崇拜,被客家顺利引进,流传广泛,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客家具有广泛的闽越族信众基础和闽越巫文化背景。客家妇女不缠足之俗亦源于百越或阅越文化,客家方言的一些特殊词汇和特殊语法,据研究是受古百越语影响所致。如此等等,说明客家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南迁汉人文化与闽越文化交融的结果。     

文化危机与文化进步

文化生成的原因虽然是复杂的,但文化生成的基础无疑是人的实践。一种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归根到底应从人们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中去获得最终意义的解释。然而,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历史的、变动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性与变动性决定着文化的变动性。文化的发展是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在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常是会伴随着文化危机的。文化危机通常会对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巨大的冲击。因此,人们谈到文化危机时,通常有一种谈虎色变的感觉,大多给予消极的评价。其实文化危机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仅仅具有消极的意义,更多的具有积极意义,没有文化危机就没有文化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