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内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应顺应贫困研究的国际趋势及其中国贫困走向的调整 ,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 ;改变政策取向 ,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 ;拓宽研究范围 ,从研究物质贫困向人文贫困转化 ;转变研究方法 ,从一般经济学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对策设计上 ,应从加强反贫困制度建设、实行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和关注人文贫困等方面加以考虑。     

浅谈中国贫困问题研究视角的几个转化

在中国 ,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解决 ,贫困问题也将由以绝对贫困为主过渡到以相对贫困为主。与此相适应 ,对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应相应转化 ,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 ,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 ;改变政策取向 ,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 ;拓宽研究范围 ,从研究物质贫困向研究人文贫困转化 ;转变研究方法 ,从一般经济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     

暂时性贫困研究——对已有文献的述评

近年来贫困研究领域出现了暂时性贫困的研究转向,在对目前暂时性贫困研究成果梳理后可以发现,划分长期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有利于我们关注贫困动态的异质性,有利于我们扶贫工作进一步有效地开展,但目前有关于暂时性贫困的研究也存在着不足,首先是缺乏专门的暂时性贫困研究,其次是暂时性贫困的实证方法问题有待改进,最后是需要增加暂时性贫困的定性分析.具体到中国的研究层面,也需要从数据资料健全及研究广度扩展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贫困、贫困风险与社会保障的关联性

贫困既是一种普通而常见的经济现象,又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社会问题。贫困概念、贫困分类与归因,贫困风险特点及其变化,对社会保障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对社会保障的形式和内容也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要缓解和消除贫困问题,需要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减贫作用机制,认清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贫困的涵义及成因,贫困风险来源及其特点。     

中国相对贫困的特征分析与指标比较——基于货币方法和多维方法

中国于2020年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低收入群体的主要矛盾从维持生存的生存性问题转变为能力不足的发展性问题。文章设计了多维相对贫困指标,并使用货币（收入）方法和多维方法测算了2014—2018年中国相对贫困发生率,从静态、动态和解释力三个角度比较了两种方法的测算结果。研究结果表明,2014—2018年中国相对贫困发生率总体不断走低,2018年收入相对贫困发生率为14.70%,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22.09%;静态视角下收入相对贫困与多维相对贫困识别的相对贫困群体之间的重合率为22.11%,动态视角下两种方法的加权同向变动率为62.26%,多维相对贫困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家庭陷入低福利状态的困境,具有更为丰富的政策含义。     

贫困问题与当代中国的贫困

贫困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中国贫困问题的明显特征是：1．中国社会同时经受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2．相对剥夺感强烈;3．贫富差距过大;4．中国的贫困问题还有很大的生长潜力;5．中国贫困者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贫困现象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负面效应是：1．限制了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2．阻碍着工业化进程的顺利推进;3．诱发了社会不公现象的生成;4．不利于民主化建设进程的推进;5．不利于现代文化的成长。     

论现代化过程中贫困的结构性前提——以俄罗斯为例

俄罗斯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多种经济类型共存,贫困类型具有多样与不均质特征。由于大多数贫困者不具有专业职业技术能力,不适应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新经济结构,从事低薪职业或者处于失业状态,他们逐渐沦为社会底层。国家没有从贫困的结构前提着手对贫困者实施救助,导致他们摆脱贫困的机会仍然很少,长此以往必然使绝对贫困和长期贫困者数量增加。近三十年经济改革完成,确保各阶层代际再生产的分层因素不断增加,社会岗位在俄罗斯阶层的代际流动中起到关键作用。贫困者职业类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使他们实际正流向社会底层,当前的阶层流动模式会逐渐把国家拽出机会平等的理想社会状态。     

关于香港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论述香港贫困问题中关于贫困标准、贫困状况与贫困原因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如下观点：香港可设立基本与非基本两个贫困线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从而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柔性调节;应当把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结合起来,分别反映香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不同状况;导致香港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香港的贫困问题属于丰裕社会中的结构性贫困,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区别。     

流动人口与城市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后,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目前的一些研究指出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来源,有关流动人口与城市贫困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绝对贫困的视角。成都应答推动抽样所获取的流动人口的数据表明,流动人口与城镇人口在收入、资产、住房与社会保障方面有较大差距,这是一种相对的贫困。     

1980年以来中国心理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依然聚焦在对客观条件以及社会制度方面的分析,对于贫困人口的主体心理现象分析以及贫困心理机制的产生缘由的研究却寥若晨星。2010年以来,在经历了精神贫困、文化贫困等研究历程之后,贫困心理学逐步兴起,其相关文献也渐为可见。但依旧不见对我国贫困心理学发展及其相关研究的综述型文章。因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已有的贫困心理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与分析,以期对相关研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论对我国城市贫困群体成因及社会影响的思考

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总的来看,体制性矛盾是导致城市贫困群体问题主要的历史性原因：体制性与结构性矛盾是导致城市贫困群体问题的现实主要原因;导致城市贫困群体问题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对较低。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估计与瞄准问题

随着农村低保的全面实施,中国的农村扶贫从开发式扶贫为主转变为扶贫开发与最低生活保障并重,扶贫资源也大幅度增加.然而,这一政策转变似乎没有带来明显的减贫效果.我们的研究发现,由于数据基础和估计方法不同,国家统计局估计的贫困人口和民政部门确定的低保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国家统计局估计的是经济上的贫困人口,而这些贫困人口绝大部分有劳动能力.民政部门确定的农村低保人口主要是一些特殊的人群(残疾人、慢性病人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这些人口中的相当部分的收入水平并不低于贫困线.中国需要建立统一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改善农村扶贫对象的选择和瞄准机制,以提高扶贫效果.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与公共治理

多元贫困理论不仅关注收入贫困,更注重对贫民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探讨,这对我国反贫困事业提出更高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实现了科技扶贫和自主扶贫相结合,在提高贫困农民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帮助其缓解了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因此更符合多元贫困论的扶贫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也有其条件约束,贫困地区应该结合当地致贫因素和资源特点,有针对性地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帮助其全面发挥扶贫效应,并防止其各类异化。     

基于空间贫困视角的扶贫模式再选择——以甘肃为例

贫困是困扰世界各国发展的全球性难题,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农村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的甘肃,则是中国农村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近年来,随着扶贫政策的不断深入,甘肃农村贫困的原因和性质也在发生着变化,并且贫困在全省范围内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即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甘肃的南部和中部地区,尤其是“两州两市”地区.因此,基于空间贫困的视角,构建新型扶贫模式,对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甘肃农村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贫困的社会建构、再生产及应对:中国农村发展30年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贫困问题表明,现代化的发展困境、制度或国家政策的政治性干预、社区贫困文化的再生产、教育的实践逻辑等构成了农村贫困的根源,而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全球化与经济危机、土地制度与政策调整、过分的财政依赖和现代化的意外后果带来了农村贫困的再生产.事实发现,重视穷人的主体性参与、增加和完善对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变国家强制性干预发展的逻辑和未来战略的重新定位等能有效应对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