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R&D经费投入强度为中介变量,研究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正向影响中国人力资本、R&D经费投入强度、出口技术复杂度;人力资本与R&D经费投入强度具有链式中介效应,存在"数字经济—人力资本—R&D经费投入强度—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路径;人力资本是数字经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中介变量;R&D经费投入强度是数字经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中介变量;大学生毕业人数占比调节了R&D经费投入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因此应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完善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高管技术经历与企业创新质量: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11—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CEO技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CEO技术经历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质量,体现在创新成果突破性、原创性和价值性的提高上。细分CEO技术经历后发现,技术经历的层次越高,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越强;相比本土技术经历,海外技术经历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相比非学术技术经历,学术技术经历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CEO技术经历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比非国有企业更强,CEO技术经历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为企业构建“技术型领导力”和政府完善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要素扭曲影响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了吗?

基于2004—2007年我国29个省级区域24个行业的出口数据,分析要素扭曲对各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要素扭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并且,要素扭曲通过阻碍FDI、R&D投入的正向效应抑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这表明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控制严重阻碍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就要全面加快和推进我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此外,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FDI、基础设施水平、R&D投入与对外贸易依存度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了积极作用,非农业产业就业密度与国有企业比重的影响恰好相反。     

中国服务业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方法和116个国家服务业分行业的出口数据,探讨1980-2012年中国服务业及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变迁与异质性,高、低复杂度的服务产品对国家复杂度的贡献程度,服务贸易国家复杂度与人均GDP的关系以及服务业各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异质性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显示：中国服务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稳步提升;资本及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较快;与英美日及印度相比,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出口技术结构显得相当低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明显低于其出口规模及人均GDP的发展,中国服务业目前仍停留在中低端服务品的延伸和扩张阶段.     

创新、生产率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增长和经济进步产生了显著影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直接的影响,而创新、研发、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开放度等则是通过影响生产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间接的影响。不论是用研发资本存量代表的创新,还是用专利申请数量代表的创新,对高中低收入国家的生产率都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人力资本、开放度等指标也对生产率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比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大,贸易开放度对所有的国家都有显著影响,而知识产权保护指标对生产率没有直接的影响,这可能源于法律上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一国实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有一定的差异。     

国家能力、出口复杂度与经济增长波动 ——来自178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作为生产产品所需要的不可交易的投入品集合,国家能力的增加不但有利于经济产出的增长,而且能够增强经济体系中供给和需求的稳定性,进而有利于降低经济产出的波动性;出口复杂度的高低可以反映一国能力的多少,因而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可以降低供给波动、需求波动和产出波动.对1998—2017年178个样本国家的分析发现:出口复杂度的提高...     

CEO贫困经历会影响企业税收激进吗?

利用2008-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CEO童年时期是否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为切入点,可实证检验CEO贫困经历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以及CEO权力、审计质量在CEO贫困经历影响企业税收激进程度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CEO早期贫困经历会显著降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CEO权力的增大会增强CEO贫困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作用,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增强了 CEO贫困经历对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作用,同时外部审计对CEO权力的调节作用也有抑制效果.作用机制检验表明,CEO风险偏好在CEO贫困经历影响税收激进程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创新发展动能,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化带动新的技术进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目标。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于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而言,这种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不仅能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加强市场正面预期,而且会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的实证结论可为政府部门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以及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进而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     

股东特质与企业技术资本存量的效应分析——来自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证据

基于股东特质的视角,以2007-2011年我国A股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股东对企业技术资本和绩效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技术资本存量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对二者的关系不存在调节效应;内部管理人对二者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调节二者关系的强度;国有控股对技术资本与公司绩效呈负向调节作用,为纯调节效应,调节二者关系的方向和形式;第一大股东对二者关系呈U型调节效应。     

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提升——基于OECD-PMR指数的实证分析

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提升是当前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国际贸易规则日益由边界间措施转变为边界内措施的背景下,以OECD-PMR的服务市场管制措施为基础,从"政府控制"、"企业障碍"以及"贸易和投资障碍"三个政策领域评估一国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水平。借鉴程大中等(2017)的方法,利用计算的42个世界主要经济体2000～2014年的服务出口增加值数据,测算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指标,并运用OLS法和GMM法实证检验"政府控制"、"企业障碍"、"贸易投资障碍"领域服务业市场开放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一国整体市场管制放松的服务业市场开放对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不同政策领域检验的结果表明,"贸易投资障碍"领域的管制放松对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作用依次大于"政府控制"和"企业障碍"。上述结果在考虑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依然稳健。结论为提升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服务业市场开放实践提供了较好地实证支持和政策借鉴。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CEO薪酬的影响

合理制定CEO的薪酬问题,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我国自引进独立董事制度以来,尤其是在设立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中,CEO薪酬水平以及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而第一大股东的国有股属性严重影响了CEO的薪酬水平以及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联性。因此,独立董事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同时进行产权改革,以及通过设立次级委员会的方式,加强独立董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     

产业数字化对部门技术复杂度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投入产出表中42个经济部门的面板数据,在改进Hausmann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2002—2018年产业数字化对我国部门技术复杂度影响。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总体上促进了我国部门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在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验证后,该结论依然保持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即市场化程度超过门限值时,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数字化对技术复杂度提升较为明显的部门主要是高技术制造业、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变迁——基于动态化分类方法的考察

本文使用1985-2006年53个国家人均GDP数据和制成品出口数据,运用动态化分类方法,考察了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变迁。本文发现:(1)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同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仍然主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生变迁;(2)尽管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已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中国目前依然没有摆脱以低技术制成品出口为主导的局面。基于世界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的演进规律,本文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低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将继续下降,中偏下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不会大幅上升,甚至有可能开始小幅回落,中等、中偏上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会表现不俗,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也会有所提升,但大幅提升的可能性很小。当然,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道路并不平坦,依然充满着挑战。     

汇率波动与制造业财务风险——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汇率改革不断深入,汇率波动对涉外企业经营管理造成冲击不能忽视。本文选择制造业行业25个行业样本,结合汇率波动特点,选择2005年7月汇率改革启动至2012年12月观测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验证了汇率波动对财务风险(主要财务指标波动)的影响,分析了汇率波动对财务风险传导途径的狭义渠道与广义渠道,并进行了验证;就汇率波动对行业的产业地位及技术、劳动属性影响的非对称性进行了分析,为防范汇率波动风险提供了思路。     

创新、模仿与企业效率——来自制造业非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

产品创新是市场竞争中决定企业绩效成败的关键。运用中国制造业非国有企业调研数据,考察独立创新、合作创新和模仿三种产品开发模式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发现,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逐步回归分析法和技术效率值的计算结果均显示,合作创新企业的效率最高,模仿企业的效率次之,独立创新企业的效率再次之。这表明,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合作创新是优于模仿和独立创新的产品开发模式,因而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最佳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