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天坛宪草》政体设计

1913年的《天坛宪草》因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在他的干涉下,终成一张废纸。它的立宪技术有很大进步,也有诸多不足,特别是政体的立宪技术方面有许多不妥之处。分析该宪草中政体立宪技术之不足,不在于指责其不当,而在于如何完善当代中国的政制架构,建设宪政中国。     

论清末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之误

晚清政府欲从改革官制入手推动立宪,结果官制改革遭遇了来自官僚群体的强大阻力,在最高统治者慈禧立场转变之后,官制改革无可避免地走向龙头蛇尾的结局.虽有改变,但根本未动,效果有限,非但不能廓清积弊,反使积弊愈积愈多,愈演愈烈.龙头蛇尾的官制改革重挫晚清政府的统治威信,使其立宪之路更加艰难,自救的机会更为渺茫.清末立宪首先应做的不是改革官制,而是开议院,扩大政治参与,增强改革的力量.立宪从官制入手,无议院为助力,官制难改,立宪难行;立宪从开议院入手,先有议院,则官制可改,立宪可行.     

毛泽东的立宪思想分析

在长期的宪政实践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从立宪目的、立宪主体、立宪机关和立宪实质等四个方面的探索入手,回答了在中国为什么立宪、由谁立宪和怎样立宪这些困扰中国近百年的难题.其丰富的立宪思想,为新中国的宪政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

立宪选择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选择,它需要来自政体理论的支持。问题是,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针对这一问题,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我们给出的回答是,政治科学的政体理论为立宪选择提供知识依据、价值引导和操作指南,从知识、价值、操作三个维度支撑了人类的立宪选择。     

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

立宪选择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选择，它需要来自政体理论的支持。问题是，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针对这一问题，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我们给出的回答是，政治科学的政体理论为立宪选择提供知识依据、价值引导和操作指南，从知识、价值、操作三个维度支撑了人类的立宪选择。     

清末官吏对立宪与地方自治关系的认识与表达

立宪与地方自治的关系是清末的官吏阶层立宪主张中的核心议题,他们主张以地方自治作为立宪的基础,并纷纷上奏朝廷请求立宪,并以地方自治为先导.他们或以立宪国的经验为据,或以宪政生成的逻辑为理,或以中国国情为凭,各抒己见,说服朝廷锐意立宪,首先推行地方自治.但他们的主张,多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以强国为宗旨,把立宪的希望更多寄托于地方政制的改革.     

梁启超对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研究

梁启超研究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理论建树,构成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重要部分。该问题作为中国宪政模式的核心问题渐次展开,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成型,进而成为梁启超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设计现代政治制度的开端。以政治哲学为视角,以梁启超宪政思想为对象,以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对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路线——国体与政体的基本原理、何为国家、何为国体、何为政体、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予以了清理和归纳。这些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基本特点,把握梁启超国体与政体问题的思想主线,而且其对于转型期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亦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立宪君主制与《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选择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最为典型的,其建立与发展对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各种立宪思潮风起云涌,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双重压力下,清廷以英国议会君主制政体为模式制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君主制宪法文件,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其还没来得及实施清朝就灭亡了。《十九信条》命运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对西方宪政文化的排斥。     

卷首语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最为典型的,其建立与发展对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各种立宪思潮风起云涌,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双重压力下,清廷以英国议会君主制政体为模式制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君主制宪法文件,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其还没来得及实施清朝就灭亡了。《十九信条》命运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对西方宪政文化的排斥。     

仿行宪政与维护国制间的困境——预备立宪后清廷辫服政策的讨论和调整

仿行宪政后,清廷就剪发易服问题展开讨论,试图借此巩固统治.但剪发易服对辫服国制的否定性迫使清廷继续执行严禁政策.徐锡麟案的爆发使辫服政策的讨论和调整最终回到坚持严禁的老路.这不仅使清廷在仿行宪政与维护国制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而且使社会认清了清廷立宪的真相.     

东南亚七国政体比较研究

在全球性经济与政治自由化的浪潮中,文莱的二元君主制政体及其所表现出的权力高度集中表达出它仍处在宪政主义的萌芽状态。在其他六国中,多种政体共存,既体现了宪政主义对文化和历史的包容性,如在虚位国家元首化下,柬埔寨、泰国的君主立宪制照顾了王族和僧侣的文化性和宗教性,马来西亚的君主立宪制则吸纳了世袭苏丹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且此三国都建立了立法与行政分立的议会和政府以及相应的议会内阁制;也体现了对政体形式的超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确立的立宪主义总统制和包含总统相对实位化元素的新加坡议会制均在于防御集权和威权主义的复辟。宪政主义框架下的不同形式的政体已在东南亚各国成为主流。     

财政立宪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财政立宪是通过宪法来约束国家的财政权力,以此保证人权,它是宪政的基础。中国王朝更替循环的原因是财政崩溃但又无法建立立宪性财政,而西方的宪政之路就是通过建立立宪性财政从而走出王朝循环更替的历史怪圈。财政立宪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权力分立、人民主权,在20世纪开始则是公共选择理论。实现财政立宪的具体制度设计主要有预算监督的宪政化、纳税人诉讼制度的设立和为保证言论自由的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清末改良派思想家的宪政方案整体论

清末改良派思想家的宪政方案既包括为人熟知的君主立宪和议院思想,也包括地方自治、发展社会团体、舆论监督等构想,还包括对分权制衡等立宪精神的阐述,为时时的中国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宪政图景.清末的宪政思想一方面极为丰富,体现在其宪政方案的详细具体,包括了宪政制度的大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其对宪政基本原则及精神的探讨与宣传又失之简单,且多有误读,形式上的完整隐藏着内容上的缺憾.     

孙中山的宪政思想及其伟大实践

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是其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民主共和的政体、主权在民的保障、人人共守的法治、分权制衡的制度。其思想理论内涵丰富,系统完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卓越的独创性。而且于民国伊始,孙中山即进行了民主立宪,保障民权等伟大宪政实践。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孙中山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五四宪法具有很高的立宪成就。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精神同五四宪法一脉相承,甚至某些条文都保持和恢复了五四宪法的原貌。这体现了五四宪法在我国宪政建设中的价值所在。五四宪法从其立宪目的、立宪主体、立宪程序、立宪实质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宪政精神。     

百变不离其宗:梁启超宪政思想新论

梁启超的具体宪政主张因时而变,但其宪政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宪政实现途径的过渡论和国体与政体关系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论。究其原因有二:梁启超将救亡图存作为其宪政思想的目的,将具体的宪政主张视为手段;梁启超的哲学思想深受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的过渡论呼应了他所处的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最为遽烈的过渡时代。国体与政体关系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论融贯了他所谓的"保守心"与"进取心",既保持了其思想的连贯性,又能与时俱进。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论南诏的法律制度

唐代南诏国的法律制度既受到唐王朝政治和法律文明的深刻影响,又在军事、礼制和司法等方面继承了彝族蒙舍诏固有法律的诸多特性.南诏的法制呈现出多元、分散的特征,其官方立法主要涉及官制、军事、土地制度和重大刑事犯罪,关于调整日常生产与生活秩序的刑民事法律,则缺乏统一的规定,而主要依靠南诏国内各部族的习惯法加以调整.     

论制宪权

制宪权作为近代社会中一项重要的权力,具有原创性,至高性和政治性.制宪权属于一国的全体人民,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当今立宪国家的制宪程序主要有全民公决、制宪机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三种形式,然而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来制定宪法存在着法理上的悖论,并非是一种科学的制宪程序.制宪权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宪政价值,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基本人权,这也是衡量一国宪政成熟程度的基本标志.     

梁启超宪政思想及其评析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在中西学兼具的理论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梁启超的究政思想大致包括:废专治,立宪政;立究政必兴民权;无宪法不足以立国;立宪国必分立三大权这四方面内容.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有由于时代条件所致的历史局限性,也有其积极的历史贡献.梁启超的究政思想对于当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从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渊源、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内容、梁启超宪政思想的评价三个方面对梁启超宪政思想展开简要论述.     

论思想自由权的宪政保护

思想自由权在我国宪法中未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与国际公约和各国立宪潮流不符.事实上,思想自由权载入我国宪法完全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应当以思想自由权入宪构想为契机,顺应"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美好愿望,建立起中国的思想自由权宪政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