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利簋铭文笺释

陕西临潼新发现的利簋,是有关周武王伐商的一件重要铜器。武王以甲子朝灭商诛纣,见于《尚书·武成篇》及《史记·周本纪》。《武成篇》是孔安国所献的壁中书,是真古文,其可信实与二十八篇的今文《尚书》相等。其书虽亡于建武之际(公元25—57年),但《汉书·律历志》三引其文,其中尚有“甲子,咸刘(杀)商王纣”之说。司马迁作《史记·周本纪》也说:“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这些记载虽属可信,但是它还是几千年来輾转传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究竟如何,尚是问题。现在我们从新出土的利簋看到当时第一手的直接史料,为之再度证明,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相信《武成》和《周本纪》所载有关武王征商之事,都应属于信史范畴。利簋之可贵,就在于此。     

“约法三章”不宜割裂

中华书局本《史记》、《汉书》，把汉高祖刘邦为三秦父老“约法三章”四字割裂开来解读标点是不妥当的。它既与流传已久的成语相悖，又不符合马、班原意，且历代史家也无如此解读者。此误很可能源于对原典文句中“与”字词性的误判。     

“舞象”考辨

《辞源》将“舞象”释为“古武舞名”,所引语例出于《礼记·内则》。在《礼记》等文献中 ,“象”可指乐舞名 ,指两种乐舞 :一为周武王时代创制的乐舞 ,因其舞姿象周文王时击刺之法 ,故名《象》;一为周公时代创制的乐舞 ,以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之武功为内容 ,故称《大武》,又因其象武王之事而称《象》。故《辞源》不应将“舞象”收为词目 ,也不应将其释为“古武舞名。”     

《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的几点意见

商承祚同志以本年第二期《中山大学学报》见寄。其中有《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副题为“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其与我商榷之处,我提出六条意见于下: 一,商文说:“利簋铭文是周灭商的胜利纪录,且在武王立命之后不久。既然他们认为世界一切皆上帝所安排,灭商是‘受天命’者,在既成事实,实现上帝这一意旨之后,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按商说语意含混。“立命”二字不知有何根据?什么叫立命?武王在什么时候立命?均没有加以说明。既然周人以为是受天命而灭商,则灭商之后追述“岁贞克闻”之事,而强调灭商出于天意,本极自然,商文为什么说“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试谈《鸿门宴》的主题、人物及其他

本文准备谈谈《鸿门宴》的主题、人物及语言,而以分析人物为重点;在分析人物时,以谈项羽、刘邦二人为中心;在刘、项二人中,以谈项羽为主。 一 《鸿门宴》选自《史记·项羽本纪》。《项羽本纪》记述了项羽的一生,写了他身上的优点,写了他的成功,写了他在反秦斗争中立下的功绩;也写了他身上的缺点。写了他的失败与灭亡。在《项羽本纪》中,最被人称道的是“渡河救赵”、“鸿门宴”及“垓下之围”三部分。其中“渡河救赵”突出了项羽的功绩,在“救赵”中,项羽是一位了不起的盖世英     

明清小说与泰山文化

齐鲁是中国古代小说之乡,明清小说名著大都为山东人写或写山东事,而尤以与泰山文化关联最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绿野仙踪》等五大小说名著,其作者或为泰安人,或隐以泰山为背景,或明确写在泰安发生的故事等,多取自于泰山文化,可称之谓“泰山小说”.“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与时俱进的产物,与泰山相得益彰,而泰山更需要“泰山小说”携程.“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研究和旅游开发的重大课题,有关方面应予以重视.     

从《史记·五帝本纪》看司马迁的学术研究方法

《五帝本纪》作为《史记》开篇之作,被誉为“中华正史第一本纪”,历来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史记·五帝本纪》体现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资料收集的广博性、田野调查的广泛性、甄别选材的严谨性、研究思考的深入性等方面.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秉笔直书,更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现,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跟随武王伐纣的“八国”考

《史纪·周本纪》载:武王伐纣,跟随的有“庸、蜀、羌、髳、微、(纟卢)、彭、濮”八国.《集解》引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纟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马融曰:“武王所率,将来伐纣也.”《正义》:“髳音矛.”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纟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纟卢)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古文献对此“八国”的记载不一致,其历史、方位、迁转究竟如何,值得探讨.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钱澄之对《庄子》的佛学解读

明末遗民钱澄之在《庄子内七诂》中引用佛教的话语对《庄子》中的文句进行训诂.他将《逍遥游》视为《庄子》继《易》的集中体现,将《齐物论》视为是对“物论无端”、“物化无常”之真理的揭示,将《养生主》视为庄子对追求长生久视的反驳,将《人间世》视为是对众生福报寡浅、充满各种痛苦的证明,将《德充符》中“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解释为禅宗所说的“绝后复苏”,将“圣人将游于物所不得遁”解释为佛教的“从众生异类中行”,将《应帝王》中壶子与郑成斗法解释为佛教所说的“他心通”.钱澄之对《庄子》的训诂反映出明清之际的学术追求由体验心性自我向重视考证本意的转换.     

武王“乱臣十人”及相关问题考论

“乱臣十人”语出《尚书·泰誓》,见于《左传》《论语》等文献征引，历代学者对其解说存在诸多分歧。其实，武王言“乱臣十人”,与孔子言“九人而已”本非一事，后人据孔子之言注《尚书》,致二者牵混。综合文本差异、史实情况、人情物理等诸种因素，今传《论语》引马融注“乱臣十人”恐遭后人窜改。有关“乱臣十人”的争议，大致经历了据经文改注文、由注文改经文、再由经文证注文的历史演变。     

君陈、君牙臆解

《尚书》中的《君陈》、《君牙》两篇久已亡佚,今可得见者唯有见引于《礼记》的寥寥数语,故而君陈与君牙的身份难以得到确证.新出竹书《良臣》将君陈与君牙列于武王之世,且地位与周公、召公相匹.根据这一线索,或可判断君陈即曹叔振铎而君牙则是太公望.两位都是辅佐武王建功立业的重臣,基本上符合《良臣》与《礼记》引文的记载.至于《书序》对此二篇的说解,则可能并没有准确依据.     

《三国志》“以·宾”结构考察

“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是汉语语法史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三国志》“以·宾”结构的考察表明：“以”在宾前这一结构到《三国志》时已趋于稳定成型,到《搜神记》时则已经确立;《三国志》中“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趋于只作状语和补语,《搜神记》中则固定于作状语和补语;“以宾＋动”中的谓语结构比“动＋以宾”中的谓语结构复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向;从上古到中古,“以”表“工具”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中古时“以”引介“涉及对象”的用法被其他介词取代;“以”的固定用法体现出介词“以”进一步虚化的特性。     

从圣王到圣人——从孔子作《春秋》看孔孟的人格建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孔子是否为《春秋》作者的问题存有争议。笔者依据现有史料试图通过逻辑推论的方法证明孔子确为其作者。文王之后,其子武王与周公分别继承“君”位与“师”位。孔子认为“师”,而非“君”才是“天命”的承接者。基于此,自视斯文在兹的孔子受命而作《春秋》,经此“僭越”完成了对传统“德行—政权”二元结构的改造,一个“德行—人格”的新结构于是诞生。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辨析“师”与“臣”的身份差异,强调了“师”高于“君”的地位。同时,他将孔子推上了无可无不可的“圣之时者”的高位,以彰显其作《春秋》的历史意义。通过圣化孔子,孟子建立起一个超越政权与道德束缚的“最高人格”的形象。     

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尚书·金縢》新探

清华简《金縢》提供了研究传世本《金縢》的新文本,清华简《系年》所载周初史事对《金縢》的研究也至关重要。这些新材料澄清了周初重要史事的基本脉络。周公所言"我之弗辟"指诛杀武庚,而非三监;周公遗《鸱鸮》诗于成王未获谅解是因为周公对摄政之事只字未提;最终使成王释疑的是周公以身代武王死一事的公布;成王与周公二人最终和解,进而开创出周人的基业。     

《史记》对武王伐纣灭商具体时间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兼论其他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

司马迁在其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中,关于周武王伐纣灭商年月日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处: 《殷本纪》:周武王于是遂率诸 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 日,纣兵败。” 《周本纪》:“乃遵文王,遂率 戈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     

《芮良夫毖》与文献相类文句分析及补释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有《芮良夫毖》篇,内容为周厉王大夫芮良夫告诫同僚之语,文辞、篇幅约略与两篇《诗经·大雅》相当.《〈芮良夫毖〉与文献相类文句分析及补释》一文根据《芮良夫毖》用韵情况将试为该篇分章,并与《诗经》、《尚书》、《左传》等传世文献中相类文句对照,据此对该篇的训诂和文字考释在整理报告的基础上做出修订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