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中的共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思考

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比较复杂的表现形式,它一旦形成,必然会对现实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主流意识形态达不到其推行主体预期效果的现象,甚至会出现“主流”与“流行”、“上层”与“民间”意识相冲突的现象。如何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我们除了要制定一些“技术性”的宣传和传播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形成和传播机制。由于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呈现阶级性和特殊性等多种特征。在现代信息技术等因素的作用下,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各种挑战。因此,我们要关注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研究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交往中自觉构建新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他性”之维:论戏剧《维纳斯》和《在血泊中》的“他者”形象与建构

“他性”是美国当代杰出戏剧家帕克斯戏剧的一个重要主题,《维纳斯》和《在血泊中》即展现了种族和性别维度上的“他性”。非裔女性由于人性和性格弱点以及主流社会的合力导致了自身的悲剧命运,成为黑人社区和白人社会双重视阈下的他者和受困者。而舞台演员、剧院观众和戏剧读者共同见证了这些非裔女性形象的生存困境,于是她们成为“他者”和面对“他者”的二元性在剧中得以凸显。帕克斯戏剧通过揭示非裔人物他者形象的呈现与构建,以期引起人们对非裔女性生存境遇的广泛关注并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从而实现真正的种族和性别平等。     

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策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经历了酝酿、发展和成熟阶段.媒介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在二元化的叙事框架中展开的:一是时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往昔自我”之间的叙事;另一是空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叙事.正是通过对这两种框架的策略性运用,媒介完成了对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的描画,实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建构.     

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的多维透视

“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列为中国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情况和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导致各种社会思潮纷纷登上意识形态舞台争夺话语权,“理念崇拜”的历史心态容易接受西方的社会思潮,消费主义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等诸多原因造成的。     

论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功能

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 ,2 0世纪以来发生了两次深刻的变革。 2 0世纪 30年代 ,“罗斯福新政”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 ,开始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第一次转型。二战后西方各国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 ,确立了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的现代化道路。2 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撒切尔主义”、“里根革命” ,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升为主流经济政策取向。英美新保守主义政府上台之后 ,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学说取代了凯恩斯主义 ,推动了欧美国家反滞胀的改革 ,引发了西方世界 2 0余年历久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新自由主义中确有一些反映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内容 ,它的一些政策主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从本质上看 ,它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 ,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 ;其基本功能是调节西方社会政治观念 ,维护西方社会政治制度 ,欺骗和控制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 ,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 ,同时又是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阶段的思想基础。     

左翼意识形态的规训与缺位——论夏衍剧作之二

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夏衍把戏剧艺术当成“抗战建国”最有力的武器,其左翼思想表现出来的“阶级意识”让位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而他带着这种思想倾向创作的抗战剧作,必然遭致后来50年代社会重视以“阶级意识”为主、呼唤塑造时代英雄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否定。     

女性文摘

胡玉坤、郭未、董丹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上撰文《知识谱系、话语权力与妇女发展》中指出,在国际发展领域,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围萌发于上世纪70年代。它既植根于主流发展与历史遗产,又是对后者的结构和超越。该领域处于发展研究与妇女研究的交界处,既有厚实的学术底蕴,又受到主流发展努力以及诸多社会运动的滋养,遂形成了自成一体、熔理论与实践于一炉的知识、话语和实践体系。从历史与理论视界出发,本文回顾了国际发展界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的嬗变、检视了妇女发展的话语的机构化进程,并就这些权力话语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发展机构和各国政府发展议程、政策及项目的巨大影响做了一个系统概理。梳理表明,女权主义发展思想与实践业已在主流国际发展界赢得了重要一席之地。从wII）（妇女参与发展）崛起前“社会性别盲”的主流发展,到WID运动中专门设立针对妇女的项目,再到关注社会性别关系,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努力,它们无疑都是世界妇女发展进程中的一座座里程碑,然而无论是以渐进改良为取向的“妇女参与”,还是更激进的“妇女与发展”和“社会性别与发展”,抑或作为当下战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它们显然都不是解决妇女发展问题症结的“万灵药”。     

利益分化格局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整合工作提优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社会阶层的持续分化,导致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呈现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距显著化的特征,致使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工作面临引导力被弱化、凝聚力被消解、包容力被降低等诸多障碍。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群体思想的有效整合,必须坚持“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的同向发展理念,培育社会各利益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增强党和人民辨别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判断能力,创新以主流意识形态立体网络为载体的整合手段。     

论2O世纪5O、60年代的革命小说对“传奇性”的规范

20世纪50、6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通常都具有某种“传奇性”，“传奇性”在这个历史阶段处于一个两难的位置：“传奇性”有利于突出革命英雄的精神优势，但“传奇性”的过分膨胀则将导致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直接抑制，因为“传奇性”的过分有可能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所以，在当时的革命小说中，“传奇性”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被提倡的文学想象方式，而是一种被“规范”的对象。     

从性别自觉到文化自觉——中国当代女性电影思潮的流变、意义及悖论

1980年代以来的女性电影完成了一个从性别自觉到文化自觉,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从成长的神话到生存的寓言,从差异性的苦恼到差异性的维护,从电影主题的女性自觉到电影语言的女性自觉,从造型表现主义到静观写实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一方面是女性意识日益深化并世俗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女性社会文化空间的初步建立。女性电影的生成不仅仅是一个基于性别政治的文化实践,同时也是基于民族/阶级/代际政治的影像建构,在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对于性别政治的突出,往往成为主流文化遮蔽其他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中国的女性电影在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中也是一个共谋的角色。     

作为媒介的“红色地铁”：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空间争夺

“红色地铁”将红色文化融入地铁空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重要渠道。“红色地铁”通过嵌入式“看见”、直陈式“劝服”以及流动式“捕捉”使主流意识形态进入公众日常生活，即通过空间嵌入将主流意识形态置于公众视觉审视的中心，通过空间修辞增强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通过空间延伸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然而地铁空间中消费主义的渗入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以传播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商业广告与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红色地铁”之间形成空间竞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通过空间渗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空间争夺。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应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生活空间转向，使主流意识形态牢牢占据日常生活空间。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分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的重建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转型造成经济利益分化,社会结构变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必须相应加强。我们应重新认识国家的社会职能,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拓展理论与实践的空间和领域,重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融媒体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塑的实践逻辑

融媒体凭借突出的建构力与整合力,展现出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超时空影响。当下形塑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为实践指南,明确青年意识形态认同形塑的战略地位、深远意义及价值立场,引领擘画认同形塑实践。一方面,以价值生产丰富主流意识形态“供给侧”,从价值内容、价值主体、价值规约维度切入,为认同形塑提供坚强支撑。另一方面,以技术变革建构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延伸体”,通过促进叙事介质数据转向、内容呈现分众转化和话语表达生动转型,为认同形塑描摹现实进路。     

从“载体”到“本体”:作为意识形态出场的网络技术

随着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碰撞日益频繁,网络技术不再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出场,而是已然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本体”。当前,网络技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等各个方面,学界对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逐渐加深,从先前的“互峙论”“真空论”发展到“内嵌论”,即开始承认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与此同步,意识形态的话语呈现、意蕴阐释以及主流范式也发生了诸多转变,这使得二者在双向互动中彼此耦合的趋势愈发凸显。“技术赋能”时代,虽然网络技术革新给主流意识形态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我们的关注点不应一味地聚焦于技术批判,更重要的是要认真考察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充分考量技术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危局,从而探寻扭转局面的路径,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建构。     

英雄神话、国族想象以及叙述的政治学———“主旋律”历史小说研 究简

围绕着“主旋律”历史小说，现实政治与历史想象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对话与互动关系。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叙事的影响体现在“主旋律”历史小说文本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英雄典范的转移、大和解的愿景、父权秩序的重申以及民族主义的表达。而上述内容在文本上的呈现也透露出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与价值系统的变迁。     

海斯特的“反叛”与“回归”——基于新历史主义的《红字》再解读

“颠覆”与“含纳”是指美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霍桑在《红字》中建构“反叛性”女性话语时与清教父权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既对抗又依赖的矛盾思想。一方面，霍桑在《红字》中主要通过让女主人公海斯特诉诸于华丽的服饰、拥有神秘力量的波儿以及沉默的生活姿态三种媒介重构本来象征罪恶的红字，试图颠覆、解构主流权力话语；另一方面，霍桑与清教父权主流话语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他勾勒海斯特如此反叛的新女性形象只是为更好地说明清教社会内部存在的运行机制：清教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收编”与“含纳”激进性力量来稳定和巩固自身意识形态的发展。霍桑通过海斯特“反叛”与“回归”双重形象特征展现出的“颠覆”和“含纳”，思考了清教新英格兰时期的社会运作模式，也为后世带来了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内部机制运作模式的深刻启示。     

论李泽厚美学思想在变迁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1950年代,李泽厚美学思想雏形来源于黑格尔的“理念”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他将二者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偷梁换柱式的替换和拼接,实现黑格尔“理念”的唯物主义化。实际上,李泽厚一生的哲学美学思想中都有黑格尔“理念”的幽灵存在。1980年代,他为了适应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将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加以唯物化。李泽厚运用这种学术“嫁接”建立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李泽厚哲学的起点是工具论哲学,晚期试图运用“情本体”思想颠覆其早年的工具论思想,但是,他终究未能实现自己的学术转型。     

文化的生成——“保生大帝信俗”的个案研究

［摘要］文章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保生大帝信俗”为民族志研究对象，追溯这一民众日常生活方式从偷偷摸摸的“迷信”活动成长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程，以及其中的价值重估和意义重塑，呈现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文化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生成的过程，并探讨它在当下中国社会公共文化重构中的影响。     

"以笔为旗"的精神卫士--二十世纪90年代理想主义文学的价值向度

理想主义文学是一种侧重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现主观理想的文学形态.新时期理想主义文学的价值向度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向度基本一致.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西方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经历了巨大的蜕变与转型,理想主义文学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脱离出来,其价值向度主要表现为与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对抗性、价值立场的稳定性、对传统价值观的有益汲取和价值取向的单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