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唯物主义视野内的“实事求是” ——兼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一个实践唯物论的概念,它吸收了中国经世致用的优秀学术传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实践论思想,具有普遍意义。“实事求是”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探求事物的固有规律以得到对真理的认识,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它不仅是一种认识原则,也是一种实践方法论。践行这一思想和方法,就要从全面、具体的客观实际出发,将其当做人类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避免主观倾向的干扰,既重视实际,又不轻视科学的理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产生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体现在学理上就是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矛盾问题。要走出这种困境,就要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与发展变化,正确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实际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

在20世纪末“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叫嚣的西方学术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概念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发展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用生产的观念连接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有力证明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性。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有力阐明了意识形态理论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现实有效性,从而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价值。     

从“美的规律”到“美学伦理”——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热”的理论谱系

20世纪80年代,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刘纲纪等理论家纷纷将研究视角转向马克思前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在自然的人化、美的规律等问题上进行了论争,试图从《手稿》中找到人道主义、人性发展和人的自由的论据,从而确定“美学热”的合法性存在价值。朱光潜、李泽厚等从“自然的人化”理论出发,建构起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主体观与实践观。同时,也带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热潮。理论家们认为审美不仅构成了主体实践的一部分,更是参与到作为社会历史实践的“人的解放”进程。“美的规律”问题的探讨则完成了美学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和主体性美学延展的目标,成为人道主义思想在美学领域的深化。当美的本质问题和人的本质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以主体性为核心、以人学为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框架,从而具有知识分子文化启蒙的历史价值。     

从“意识形态对抗”到“文化协作”——“文化研究”的渊源及其演进轨迹

盛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知识转型,其与阿尔都塞等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境遇中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曾历经过俄苏知识分子对“民粹文化”的发掘、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发,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一系列学说的演进过程,最终才形成了以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倡导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这一全新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倡导者的目的主要在于,走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二元式“阶级对抗”思维模式,以工人阶级自主创造的“工业-大众文化”为基础,借助“文化协作”的政治实践来推进现代社会趋于良性的发展。     

论“互联网+”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

提出“互联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个命题,是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要求,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举措。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努力占领网络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以创造新的网络生态,开创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代。“互联网+”时代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互联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在“互联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过程中,要敢于创新工作机制与方法。     

哲学“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与政治“实践”——葛兰西、柯尔施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葛兰西和柯尔施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其关于哲学的“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以及政治“实践”等范畴和思想而得以体现的。在哲学“幻想”中,他们通过对哲学以及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对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各种思潮和表现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实践哲学式的理解范式;在意识形态“常识”中,他们通过对“常识”等日常心理和思维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探索的新维度,即文化和具体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他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阐释;在政治“实践”中,他们通过对“市民社会”、霸权、政治与意识形态(主要是上层建筑与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政党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探讨,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实践哲学思想。     

“三全育人”视域下构建大学生和谐宿舍人际关系研究

宿舍是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最小单元,帮助大学生构建和谐的宿舍人际关系,是做好大学生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由之路。笔者通过对工作中处理的大学生宿舍矛盾处理案例进行分析,同时面向大学生开展了问卷调查,分析高校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现状以及宿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三全育人”的角度思考,提出构建大学生宿舍和谐人际关系的几点建议：一是健全“三全育人”培训制度与培训体系,促进“以理服人”发展;二是全面构建“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文化体系,展现“以文化人”风貌;三是全面推进课程思政改革,发挥“以学养人”功能;四是全面改善居住环境,实现“以美育人”高度;五是建立和完善面向学生社区的奖惩制度,开创“以德塑人”局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逻辑与“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个科学的有机整体，是人民立场、唯物辩证的科学观点与方法的辩证统一，其“理论与现实双向趋同”的整体性逻辑构成“两个结合”的深层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源于青年马克思对“理论与现实”矛盾的解决，开启于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深层剖析，以哲学立足现实，创立唯物主义大历史观。在这一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剖析，让现实印证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由此，社会主义学说被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奠定了科学前提。“两个结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根本途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双向趋同，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     

论哲学视域中的“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新时代”意蕴着丰富的创新性的哲学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展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意味着我们依托于新情势,坚守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物质观、实践论、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等哲学原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充分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活的新境界。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特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

在20世纪末“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叫嚣的西方学术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清理和反思，在其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并且发展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用生产的观念连接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有力证明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性。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有力阐明了意识形态理论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在后现代社会具有现实有效性，从而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价值。     

历史辩证法的再发掘：卢卡奇批判实证主义的当代审思

回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发展历程,卢卡奇突破实证主义意识形态束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求索为我们昭示了创新发展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可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衰颓,卢卡奇试图以浪漫主义的理论姿态介入以至实现批判性的重塑,但最终难竟其志。转向马克思主义后,卢卡奇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实的可能寄托于克服实证主义意识形态之上。在卢卡奇看来,克服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关键在于“击穿”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神话”,阐明其孤立性、非历史性与意识形态性,卢卡奇给出的答案是强调“社会总体、社会历史和社会革命”的历史辩证法。通过重新发掘历史辩证法,卢卡奇较为出色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向20世纪挺进的理论任务,但对于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偏重使得卢卡奇未能成功。回到卢卡奇处求取正反两方面的理论经验,目的在于指引我们坚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动力构成——以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视点

四位一体的动力系统持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中改革开放的实战需求与我国原有意识形态供给所产生的矛盾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原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引领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力,重大突发事件的刺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催生力.     

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哲学思考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矛盾的同一性规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是“两点论”与“重点论”思想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体理论经验。事实证明，坚持这一理论，就会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放弃这一理论，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谫论——以上海大学为例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等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在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上的先进经验。在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利用高校优势,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上海大学的学校建设之中,逐步形成、联通和强化了党在高校、学生社团、工人群众中的领导力,构建了“以理服人——以理塑人——以人传理”的良性循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进步学生向工人群体传播的渠道,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     

“社会主义建筑与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建筑”的批判性反思

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考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本文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为例，通过对建筑艺术与社会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反思，提出建筑艺术在反映社会现实时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的发展历程证明，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中国，植根于社会现实之中的意识形态的开放与专制，极大地影响着建筑艺术的繁荣与衰落。     

“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

产生于西方、作为新的反对派的“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映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意识形态。按其立场,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1968年5月事件的时候,巴黎产生了许多千方百计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影响最大。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谫论——以上海大学为例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等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在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上的先进经验。在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利用高校优势，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上海大学的学校建设之中，逐步形成、联通和强化了党在高校、学生社团、工人群众中的领导力，构建了“以理服人——以理塑人——以人传理”的良性循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进步学生向工人群体传播的渠道，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     

从“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到“重新意识形态化”观念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库又活跃起来了。“重新意识形态化”这一术语之得到流传,标志着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新方向,而且其范围相当模糊。以“新意识形态”角色自居的,既有产生较晚的理论,也有业已为人所知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变种(首先是“超工业主义”、“后工业社会”     

“结合”根据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思考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马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提出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命题，也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不断发展的伟大事业。“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结合”的产物和表现。事物的根据是构成事物本质的内部矛盾。“结合”的根据在于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运动。理论与实践的能动性决定二者各自趋向对方，它们的矛盾本性要求二者相互结合，它们的发展本性决定“结合”是过程性与阶级性的统一。“结合”的关键在于创造。创造引起发展，构成发展，推动发展。正是因为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才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实现二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结合”的辩证本性才得以现实地展开     

“大思政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探析

马克思主义既是“大思政课”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其根本的理论支撑。“大思政课”强调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之间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后者对破解人才培养的“单向性”弊端具有重要意义。“大思政课”所倡导地发挥好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协同效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观念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后者对于从大局观念等方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大思政课”的构成要素之间以及“大思政课”与环体之间所呈现的矛盾关系,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很好地阐释。“大思政课”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可以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阐释清楚。总体看,“大思政课”建设既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更需要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大思想课”的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