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王国维：“新学语”与述学文体

王国维虽然没有对遭遇其他语言冲击的汉字与汉语发表过多的看法,但他鲜明主张积极采用日译汉词中的"新学语"以输入新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大量翻译采用双音节或三音节结构的日译汉词,由此构成汉语的"叠床架屋"的汉语造型,从语言构造内部突破了中国原有的语句结构,从而为述学文体的解放准备了语言造型。     

“前景化”对文体分析的解释力

对“突出”与“前景化”两个重要文体学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对文体与“前景化”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然后分析了文体分析的模式,最后通过实例分析,论证了前蒂化理论在文体分析中的解释力,以说明该理论在文体分析领域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和重要意义。     

“毕达哥拉斯文体”——维特根斯坦与钱锺书的对话

学术研究是一项个性化的事业,是一门创造性的艺术;述学文体不仅关涉学术表达形式,而且关涉学术思想的创造;学界普遍缺乏述学文体的自觉,至今充斥着干瘪的概念演绎和空洞的体系构架,蔓延着畸形的"学院语言"——"反黑格尔主义"是重建"述学文体"的核心主题。维特根斯坦、钱锺书等人的述学文体,彻底改变了"讲理论的态度",由对象化之思转为有我之思,由"知性智慧"转为"诗性智慧";在以语言思考的过程中,他们打通古今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动态地立体呈现独创性灼见和个人化风格:这种述学文体,可命名为"毕达哥拉斯文体",是对古代道说传统的回望。     

语图思维与新媒介“影文体”的意义传播

“影文体”是新媒体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语词-影像”混合表意文本形态,而微叙事、影文戏仿、网络动漫和数码摄影则是新媒介“影文体”意指谱系中最具有颠覆意味的存在形态。与传统“语图文本”中的语图关系格局相比,“影文体”的表意范式呈现出更加自由的交互性、多维性与混融性,因此,“语图混融”是这类文本意指过程最常见的理论图式。对新媒介“影文体”表意关系的研究,应该突破新媒体时代文学图像关系研究的固有思路,从跨学科的研究视域、基于“语图思维”的认知心理来审视这一新的文本形式对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创新的价值和意义。     

《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文体规范建构——以“话语修辞”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文艺报》以其权威主导媒介角色参与文学批评文体规范的建构。文体规范的生成与确定离不开特定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规约,而《文艺报》在“政论体”的塑造与示范以及具有“唤询”意味的结尾处理等环节建构中彰显出权威主导媒介价值观及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历史角色。     

瞄准关键,见微知著——解读《祝福》中的“我”

在普通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小说体裁的阅读教学一般集中在对人物、情节和环境这三要素的分析上,其中在《祝福》这篇小说的课堂教学中,人物形象分析的重点又通常聚焦于祥林嫂,作为故事叙述者的“我”这一关键形象很容易被忽略。本文重点抓住“我”这一叙述者形象,在了解小说情节的基础上进行文本细读,了解文本中各类人物的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剖析“我”的内心世界,同时结合时代背景挖掘鲁迅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和现实间的联系。结合新课标理念,引导学生从《祝福》的单篇阅读走向鲁迅作品的群文阅读,对文本进行深度学习,学会多角度阅读与思考和多角度、有创意的写作,以期拓展文化视野,提高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趣和鉴赏能力,进而在教学中落实对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的“阐释”与“文本细读”——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与探索

在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外国文学教师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对文本和文艺理论进行恰当阐释,调动和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其进行文本细读。通过多种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对学习内容的自觉发现,与教师的阐释进行无缝对接,以实现外国文学的高效教学。     

语域理论与短篇小说的文体学分析 ——以麦尔·汉密尔顿的“The Proposal”为例

运用语言学的语域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一篇英文小说,是一种新的尝试。文章从语域理论包含的三方面,即语场、语旨和语式探讨了其在短篇小说“The Proposal”中的语用分析价值,通过发现和归纳该短篇小说的语言形式和特征,不仅能探寻出作者的真正创作目的和思路,还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挖掘出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     

“重划疆界”与“厚描”——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键词

格林布拉特曾指出,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疆界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划界和重新划界乃是文学研究的特点。作为当代多元文化产物的新历史主义,其文学批评即肇始于对历史和文学的重划疆界,它打破了历史与文学、文学文本与其他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固定界线。在批评实践中,新历史主义吸纳了人类学中“厚描”的方法,注重多种文本的“互文互动”,这是其新型历史观和文本观的必然结果。     

“症候式分析”与文学批评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热潮的展开，蓝棣之的“症候式分析”应运而生。蓝棣之从掩藏的“症候”，虽显犹隐的“症候”、“症候”与历史文化、理论的“症候”四方面入手，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以“症候”的发现为突破口，以“症候”的解决为切入点，以其新颖独特，成为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记叙文:体裁模式与文体分析——以格林的短篇故事为例

记叙文是一种常见的写作体裁,它具有目的性、程式性等特征和明显的体裁模式.本文在简要介绍记叙文体裁特征的基础上,着重从叙述视角、叙述评议和人物会话三个层面对格林的短篇故事进行文体分析,以期对故事语篇提供一个可行的文体分析模式.分析故事语篇时,应注意把语言描写与作品的主题思想或美学价值紧密联系起来.     

“平行文本”比较模式与“文本分析”模式之对比分析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应用文体翻译及其理论研究在翻译界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平行文本(parallel text)比较模式和由德国功能派翻译学者Christiane Nord提出的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模式在应用翻译中都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实用性。本文以一则应用文本的英译为例,试图比较两种模式的异同,以期译者能认识到二者的优点和局限性,将两种方法综合运用到翻译实践中。     

散文的“政治话语”与“文化话语”——冯伟林与余秋雨散文的文体比较

冯伟林与余秋雨的散文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艺术构思、语体风格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对比性差异,这些差异集中到一点,就是散文的"政治话语"与散文的"文化话语"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创作主体的官员身份和文化学者身份密切相关。可见,作家的主体精神是其文体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     

“宫体诗”的界定及其文体价值辨思——兼释“宫体诗”与“宫体文”的关系

本文辩驳了视徐摛为"宫体诗"创始人之说,指出徐摛所创"宫体"实为"宫体文",首先体现于教命之书的写作上,其后再扩大至其他文类;其特点为文体的创新.由此判断,这之后的由萧纲为主创立的"宫体诗"当与之一样,都在于文体的创新,而无关乎特定题材(包括女性题材).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萧纲诗歌为分析对象,探究其与前人作品的语言差异,总结渗透于萧纲女性、写景等不同题材诗歌中的共同语言追求,由之观察"宫体诗"的文体价值.     

体贴与审视个体生命的“泛悲剧”处境——毕飞宇中短篇小说文体论

不论是阅读毕飞宇的中短篇小说,还是《平原》《推拿》等长篇小说,总是能够在故事之外,强烈地感受到其小说文体的独特的个性风格。他善于以感性与理性、具象与抽象交织的方式来实践他对个体生命的形而上探寻。因而,他的小说给读者所带来的既有感性的审美奇遇,又不乏思想闪电的洞照。联系毕飞宇的精神探索,以其小说的文体嬗变为对象,探究"毕记"文体萌发、成熟的过程和特质,恰恰是把握毕飞宇的小说在辛酸哀怨、引人动容的人生故事之外,其能以独特的文体给人带来丰沛审美奇遇的原因所在的最好途径。     

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笔谈)

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总是处在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从文学与政治的“一体化”,到文学与政治、甚至社会的“疏离”,再到文学与社会的“亲密”,其间自然携带着沉重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同时也敞开着通向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在反思文学与社会“疏离”的文学观时,“直接、急迫是否一定是最应选择的态度”?“强调”本身是否蕴含着“遗漏”,并再次导向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社会批评为什么不能代替文本分析,以及文本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及意义何在?基础伦理学是否可以构成文学批评的惟一伦理学?在沟通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方面,缺少的仅仅是某些“方法”,还是一种“围绕着自身特殊历史、特殊问题展开的处境感”,一种历史建构力?本期我们约请了几位学者,对上述及更多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限知视角与“欧·亨利式的结尾”

"欧·亨利式的结尾"来源于其匠心独具的限知视角。其一,"选择性全知"模式:叙述者选择性地限制自己的"观察之眼",从而不露痕迹地造成特定情节的"叙述空白",为骤然突转的故事结局预设下至关重要的伏笔;其二,"人物有限视角"模式:叙述者时常用人物的眼光替代自己的眼光来聚焦,增强故事的悬念感和戏剧性。限知视角所营造的文体效果促成了"欧·亨利式的结尾"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