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以智的《通雅》

方以智(1611—1671),安徽桐城人,字密之,晚号无可道人,是十七世纪明清之际著名启蒙思想家。其主要著作有《通雅》、《药地炮庄》、《物理小识》、《易余》、《东西均》、《周易图象几表》、《愚者智语录》、《青原志略》、《禅乐府》、《一贯问答》及诗、文集等共约数百万言。他的文化遗产尚待进一步研究发掘,上海古籍出版社拟近年陆续出版《方以智全书》,日、美学界对方以智亦多有研究。本文拟将方氏《通雅》一书的写作过程、成书背景、内容梗概以及后世评价等作一综合论述。     

务头论(续)

下篇棠按:务头者,曲中之强调回应律也。平仄重复,使全篇声音紧严,令读者重闻故音,作者受个人自己美感之支配,非如此不能使声调得协和之妙,读者感到重复处有起伏颤动之余波,而击节称善。西国大音乐家之作品,其乐势之最高度常在篇末或后半,故曲中之务头亦常在曲尾即此故也。兹举《中原音韵·定格》而详证之: 【仙吕·寄生草】《饮》: 长醉后方何碍?不醒时有甚思?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评曰:命意、造语、下字,俱好。最是“陶”字属阳,协音;若以“渊明”字,则“渊”字唱作“元”字。盖“渊”字属阴。“有甚”二字上、去声,“尽说”二字去、上声,更妙。“虹霓志”、“陶潜是”,务头也。     

《物理小识》著作续考

<正> 拙稿《〈物理小识〉著作考》在《江淮论坛》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发表后,今年三月我有机会到北京各图书馆查到一些新资料,特作此续考。《物理小识》为方以智的中期著作,北京图书馆藏《青原山志略》内有方以智的《随寓说》云:“揭子宣刻我中年之《物理小识》,入(?)(当为篆文“(?)”的印刷体,入(?)为人名——引者注)大好之,因与子宣穷天学、究物理。儿子中德、中通至,中德与言史疑及决事;中通精算法、律吕、等韵,与之详解,入(?)皆得其概。”(《青原山志略》卷五)方以智的这段话,有力地证实了《物理小识》为其中年之作。     

潮州刻书述评

<正> 考潮州刻书,似可上溯至唐。《唐集叙录》载,朱熹校《昌黎先生外集》题识云:“惟只夏卿以为《明水赋》、《通解》、《崔虞部书》、《河南同官记》皆见于赵德《文录》,计必德亲受于文公者,比他本最为可信。而李汉不以入集,则疑凡外集所载,汉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也。”又,方崧卿(莆田人,宋孝宗时尝知台州)撰《韩集举正》淳熙己西(1189)刊于南安。此书一出,传为善本。方自序云:“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参互证征”。又,宋本《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之“韩集所收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开列唐代姓名之三便为“天水赵氏,名德,编集韩文,号《文录》,有序”,之四为“陇西李氏,名汉,字南纪,编集并序”。又,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三》有云:“杭本(指嘉佑七年杭州刻本)并无目录……赵德之序文录列于李汉之先。”据以上引文,可供证征者三:     

方以智“∴说"解析

方以智“∴说”是理解方以智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图像并非方以智所自创,它来自佛教,“∴”的思想与《易》和《论语》也有关。尽管方以智“∴说”一文已佚,但是通过对《东西均》和《周易时论合编·图像几表》等的解析,我们还是可以理解“∴说”的大致内容,并剖析出其中蕴涵的哲学思想,如本体论思想、“尽天地古今皆二”的辩证法思想、“三为约法”的方法论、集大成与三教合一思想。     

《燕丹子》简论

《燕丹子》一书，《汉书·艺文志》不载，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一卷，不题撰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作三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一卷，皆题“燕太子丹撰。”其后传本罕见流传。清修《四库全书》时，纪昀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列入小说家类存目。此书钞本后为孙星衍所得，由孙冯翼刻入《问经堂丛书》。孙星衍后来又重加校订，先后刻入《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清光绪时，又刻入《百子丛书》。《平津馆丛书》本有孙星衍题叙，并有详细的校勘，故《燕丹子》通行之本皆源出于此。古人著书多有不题篇名之例，后人常…     

记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

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一部,十卷。每页二十二行,行大字二十三,注文略小,约三字当两字。卷一扉页有阮元题辞。题辞为: 此毛氏影抄本,精审已极,首钤“希世之珍”小印,真希世之珍也。书末有段茂堂 先生跋,足见此书之蕴。毛氏但知此书之佳,而不知其蕴也。     

《启颜录》及其遗文

1 《启颜录》一书,最早著录在后晋刘煦等《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小说家类,后之著录如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元脱脱等撰修的《宋史·艺文志》亦都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古人所称“小说”者与今义不同,而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残丛小语”,内容包括甚广,诸如神异志怪、琐语轶闻、笑话谐隐,甚至笔记杂录、箴规诗评之类都属之。那么《启颜录》一书应归属哪一类呢?唐《启颜录》写本残卷有四篇,分别为《论难》、《辩捷》、《昏忘》、《嘲诮》,内皆为谐笑之作;宋初《太平广记》引录《启颜录》时,收入“诙谐”、“嘲诮”,“辩捷”等门;明万历陈禹谟辑引其文入《广滑稽》笑话集;明万历许自昌辑引其文入《捧腹编》笑话集;王利器先生辑引其文入《历代笑话集》中。无疑,历代都将其归入了笑     

北宋诗文革新中的苏轼诗词

《宋史·苏轼传》有这样一段话评论苏轼:“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宏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读《濂溪志·周敦颐年谱》书后

此《谱》见诸道光已亥镌，爱莲堂藏版《濂溪志》。乃南来宁宗嘉定间度正所编，距周敦颐之世相去不远，史料或较可信。《濂溪志》传本甚少，即今之研周学人，亦多未见全志，更遑论此谱。文渊阁《四库全书·周元公集》抄录《序》及《跋》，竟无题目，且未收《年谱》正文。道光镌版《濂溪志》所录《年谱》，前有度正原叙，校之文渊阁本《周元公集》开头多“右正”二字。“正”即编者度正，从“右”字得知，“叙”是后序。原刻当系在《年谱》之后，古籍皆左行直书，如《大学》、《中庸》每章之末，作右第一章、右第二章是也。古人编书，多作后序…     

建安七子诗文钩沉

建安时期,七子与三曹并称,其所创作诗文,慷慨而多气,为形成“彬彬之盛”的文学繁荣局面作有杰出贡献。建安七子诸家诗文集,《隋书一·经籍志》皆有著录,原本历唐迄宋,先后散佚不存。今所见者,系明清时人撮钞唐宋类书、总集而成的辑本,其中以清末丁福保编《汉魏六朝名家集》本最为晚出,其所收七子诗文亦多于其他辑本。但丁氏为当时     

一二之辩与方以智三教合一思想

晚明三教合一达到顶峰,方以智亦预其流.他利用一和二的辩证关系表达了一个圆融的体系,三教皆含摄于其下.方以智认为,"二非定二,二本是一;一不住一,一即是二",一二之间圆融无碍.儒家的"一以贯之",佛家的"三谛",道家的"无知知"及"无为而无不为",都是这个体系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三家是相通的.     

周诗新诠

一、<大武>六成考《小戴礼·乐记》及《孔子家语》皆记有孔子与宾牟贾论<大武乐>之言。其文(用<乐记>文,附<家语>异字)曰: “子曰:居,吾语女。(家语作尔)夫乐、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家语邵、下同)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家语南下有反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家语分下有陕字)周公左、召公右。六成为复缀,以崇天子。(家语作‘以崇其天子焉’。)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家语作‘众夹振     

关于“水平和质量”及其他——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的选编

<正> 刘梦溪编、天津百花出版社近已出齐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下简称《选编》),三厚册,共一百七十多万字,是解放以来红学论文选集中规模最大的一部。此书选入的论文,大多数选得不错,具有较高的学术文献价值;对于有关红学的研究、教学工作者和爱好者来说,都是值得“人手一编”的。刘梦溪同志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从     

邹汉勋与清代贵州四府名志

清代是方志编修的鼎盛时期。据《中国地力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方志有8264种，11万余卷，约占我国古籍的百分之十。而这些志书中，清代就有5685种，其中不少是名志佳构。梁启超在《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列有清一代共计名志116种，其中通志15种，府志27种，州志9种，县志65种。在府志27种中，贵州为5种，其中之《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均为邹汉勋主纂或参纂于道光年间和咸丰元年。一人纂编四府府志不仅为当时所少见，且皆被列入“著作之林”更为当时所仅有。本文拟就邹汉勋其人、邹汉勋来黔事…     

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

《战国策》是一部什么书?这在历史上,有过不少争议。据刘向《战国策书录》,此书在未经集录之前,曾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不同名号。刘向认为此书乃“战国时,游土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这就不但为本书正了名,而且指明了它是一部战国时游土为所用之国出谋划策的资料汇编。因“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汉书·艺文志》即把它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一类。但宋代晁公武却在《郡斋读书志》中把它改入子部纵横家,并说:“历代以其纪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纵横家云.”(《郡斋读书志》卷第三上)这就取消了《战国策》的.“史”的资格。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赞同此说.明代杨慎也认为它是“一家言”。清代顾广圻则声称他对于此书寻绎累年,终于     

志学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一、最早的方志与志学思想 我国的方志的萌芽,当早在三千年前。《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杜注: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皆古书名”,孔颖达疏引《尚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此春秋时期尚能见到的“九丘”,“丘、州”声近,疑即是后来传世的《禹贡》九州之书。古代对于方志,是很重视的,不只著于竹帛,甚至铸在铜鼎上,而且有所论     

《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书名问题

《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一册,不分卷,原为福建南安石井郑氏后裔故家所藏,装成四册,末有缺文,一九二七年归厦门鼓浪屿李岳先生收藏,一九三一年五月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旧抄本前后霉烂,原有书题四字,已脱三字,仅剩录字。录字原文尚隐约可辨。影印本首页有朱希祖序,谓此书定名是:“余观此书体例,不以延平一生事迹为始末,而以杨英从征目睹为标准……故余改其题为《从征实录》,而冠以杨英二字,傅君孟真以为此六字上,宜再冠以延平王某官等字,否则杨为何人?征为何事?似皆不能引人注意,此书就定名为《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李岳先生把旧抄本寄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曾附一信,略谓“此书原名《先     

读《文选集注》管见三则

古写卷子本《文选集注》发现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是《文选》传本中文献价值极高的一种。本文对此书是中国唐人所编之说提出六项质疑,论证其当为日本平安时代中后期(当中国北宋及南北宋之际)日本某《文选》专家汇聚日本所藏诸唐钞《文选》单注本之编;对此书的编纂体例作了较详细的揭示;揭示了书中有关《文选钞》的作者信息资料。     

乾隆《历城县志》史误举例

清代乾隆年间历城知县胡德琳主编的《历城县志》,历来评价很高。当时学者们作序,认为其“考核之精,皆有非他志所能及者。”新近出版的《济南名士多》,也推此书“发凡起例以及考证行文等,都达到了当时的高水平。”今年五月我们校对了其中所引的正史资料,则发现错误频多。现列举三类,并附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