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农民”叙事的价值取向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流动农民”叙事,是最引人瞩目的叙事现象.乡土作家作为叙事主体,其不同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叙述选择,使被表述的“流动农民”及其流动经验和城市体验呈现出斑斓驳杂的文化色彩与复杂多变的精神向度.如何理解和评价现代城市文化与前现代的乡村文化,如何理解和评价“流动农民”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及其各种悖谬,所有这些现实矛盾与疑问,都给中国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带来了价值选择的巨大困惑.     

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

以后现代语境下对维多利亚时期历史的想象和重构为切入点,探讨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所采用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认为这一叙事模式创造性地糅合了通俗小说中的罗曼司叙事因素与现代小说中的元小说“自我指涉”技巧,对现实主义再现式的叙事手法以及建构于其上的传统历史叙事观念构成了双重的质疑与颠覆.进而深入剖析该叙事模式背后蕴含的新的历史观念以及福尔斯在维多利亚与后现代两大时空之间建构“对话性历史”的努力.     

叙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叙事教学法”是关于语言教学的一种新思路。“叙事教学法”的核心在于以“故事”的形式对教学内容进行叙述,教师以“叙事”风格组织教学。“叙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科学运用,令学生在可能世界或真实语境中学习词汇、在交际中运用词汇,能促进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目的的有效实现。     

新时期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谱系及其文化内涵

由于多元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作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主体形象,农民形象审美特征及其文化内涵丰厚充盈.依据其自身审美内涵的差异性,农民形象谱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文化表征型、现实镜像型和生存喻指型.文化表征型农民形象源于作家文化批判与重建的强烈诉求,农民的文化能指意味愈趋明显.现实镜像型农民形象则折射出现实乡村变革对于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的改变与塑造,农民与土地的矛盾冲突成为作家的叙事焦点.生存喻指型农民形象突出农民的生存意识,彰显出作家以自由自在的乡村文化心态和自足自立的乡村民间生存原则对抗意识形态同化改造乡村的文化意图.随着时代文化语境的迁移,农民形象谱系及其文化内涵必然会产生新质,克服当前农民叙事缺陷也成为作家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修改与洁化叙事

在 2 0世纪 5 0年代至 80年代初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作几乎都作过跨历史语境的修改 ,性是其中最普遍的修改内容。经过洁化处理 ,形成一种洁化叙事规范 ,性开始沦为反面人物的叙事特“性”。这类修改改变了文本释义和文本本性 ,使现代长篇小说付出了意义流失、艺术损耗的代价 ,同时也带来文学史叙述的尴尬。     

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民间文化的改造——试论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叙事策略

周立波在<山乡巨变>这部小说中采用了革命承诺和现实政治攻势相结合,以反映农民内部"不流血的矛盾"为特色的喜剧性叙事策略,从而力图讲述和证明"农业舍作化运动"开展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写出了民间文化形态如何被主流意识形态"改造"与"利用".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他笔下"事务型"干部身上"光芒"性的缺失,注定要遭受主流政治话语的质疑与批评.     

图像叙事:空间的时间化

如今,有关各类图像研究或者宣称"图像转向"、"图像时代"到来的文章越来越多,但很少有涉及图像叙事的理论文章,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陷。本文首先论述了图像的空间性与时间性,接下来对图像叙事的本质做出了探讨,认为图像叙事的本质是空间的时间化,即把空间化、去语境化的图像重新纳入到时间的进程之中,以恢复或重建其语境。最后,本文概括出了单幅图像叙事的三种模式:单一场景叙述、纲要式叙述与循环式叙述,并对每种模式的特点及其运作机制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极花》乡村叙事的空间向度

贾平凹作品《极花》是一个具有空间向度的叙事文本.作家在妇女被拐的表层叙事下面绘制了当下农村生态破坏、民生凋敝、文化失范等现实图景,构建起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相互交织的乡村社会空间形态.《极花》以胡蝶身体作为叙事话语,将其身心的摧残、撕裂、修复叙述成传统权力和现代法则对女性身体的深入干预和深度观照,以此实现精神哲学的理性反思.同时通过交织、分割、反复等方式,将极花、血葱、石头、星象等叙事意象与故事演绎混合推进,营构出“水墨”与“现实”兼具的“水墨空间”,扩大了传统意象的内涵和容量,将小说推向了形而上层面,也让《极花》的空间建构成为作家艺术探索的新标识.     

意识流小说的叙事美学

意识流小说家认为小说的首要任务是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要求“作者退出小说”,专注于人物的主观世界,把多层次的意识活动直接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来观察、体验和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情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淡化叙事情节、弱化叙事主体和转换叙述视角等叙事美学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图像与叙事——关于古代小说插图的叙事学考察

小说插图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全像和绣像,无论是哪一种插图形式,都具有图像叙事的特征.图像叙事主要体现为对某个情节的“最有孕育性的顷刻”的把握,把这个“顷刻”以图像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形成了图像叙事.图像叙事的形式虽然是时间的空间化,但从本质上说,又是空间的再度时间化.在小说插图中,叙事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单情节叙述和多情节叙述.在图像叙事的情境下,特别是在并置型的图像叙事中,作者可以同时对几个故事情节进行叙述;而从阅读方面来说,亦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体验.     

马克思哲学的"叙事方式"与"哲学叙事学"

马克思对传统哲学叙事方式进行了实质性变革,对现代哲学叙事方式进行了实践性开启。在对一元本质、单一线索的传统哲学叙事学的深刻批判中,马克思的哲学叙事学是现实的、具体的、生活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其“叙事线索”是双重的:“生产”是一条本质性、分析性线索,“生活”是一条现实性、整合性线索;在“生产话语”与“生活话语”的深层交汇与现实统一中,马克思哲学既是“全面生产理论”,也是“全面生活理论”。“具体生活叙事”、“社会存在叙事”标志着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真正革命性变革。     

论《小说丛报》中的辛亥革命叙事

《小说丛报》是民初重要的文学杂志,其对辛亥革命的叙述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其中"革命加爱情"的叙事形态复杂多样,其革命叙述中的民族国家话语表现在小说文本的叙述声音与小说文本人物形象的建构中,其革命叙述中的人道主义话语表现为叙述者对革命者亲人生死别离之悲苦的关怀与对战争中平民苦难命运的书写。《小说丛报》对辛亥革命的呈现与反思构成了民初小说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同时小说也以自身的话语行为参与着民初社会思想文化的建构。     

难以超越的性别视角——1949年后中国男导演的女性电影叙事管窥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女性解放的道路与民族解放的胜利获得同构性的呈现,但是中国男导演的女性叙事,一直难以超越性别视角.新中国成立之初,电影银幕上男导演对女性进行了堪称时代最强音的叙事,但这以女性性别的消失为代价,并不等于性别认同,依然是对女性性别特征的漠视.其后,虽然谢晋、张艺谋一向执著于表现女性的生存状态,但从其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来看,他们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展示和叙述依然未摆脱男性视角.香港导演关锦鹏虽是一个例外,女性角色成为其叙述主体,但他关注的却并非女性生命体验.     

中国道路的“两大叙事”: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比较论

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是贯穿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中共奋斗历程的两大历时性叙事。革命时期倡导的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即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过渡;建设时期提法从“工业化”过渡到“四个现代化”;改革时期提法从“四个现代化”过渡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或“小康社会”;新时代提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渡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叙事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建设时期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改革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演变,建构了以独立、富强、振兴、圆梦为核心的复兴话语。“两大叙事”相辅相成：生成同源,激发于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创巨痛深,受命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挫折的危难之时,打开机会窗口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与新的社会力量成长;目标同向,体现制度优越性——定位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体现发展全面性——定位于国家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定位高阶性——定位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道路同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阶段。“两大叙事”又相对分立,现代化话语侧重现代性...     

《活着》的叙事美学追求

《活着》不但意蕴丰沛,而且在叙事美学方面,亦提供了一种范式.《活着》具有典型的双重叙事结构,不仅产生了两个叙事者,还由此引入文本的叙事视角和故事的叙事视角,这就使得“我”和“富贵”在互为“他者”中,以“我”的“串场”的形式进行了视角的转换,在让文本得到“冷处理”的同时,也使故事的悲伤经过“时间”的淡化;小说还有独特的故事情节,不论在文本的叙述,还是故事的叙述,以及人物的情感方面都遵循一种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状态,使小说的叙述张弛有度;此外,作者采用交错的叙事时间,使得叙事顺序和叙事时距及叙事频率恰到好处地安排在小说之中,达到一种非凡的叙事美学效果.     

沈从文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与艺术的成熟

论文突破了通常的将沈从文小说按题材分为都市与乡村两部分,而别有新意地从叙事视角上,按沈从文小说中“自己的成分”的多少划分为影子作者叙事与非影子作者叙事.认为沈从文小说凡是以第一人称叙事,带有自叙传性特征,以影子作者进行叙述的,由于受到自身生活的束缚,特别是追求小说的真实性、感染性和趣味性而不免带来叙述上的琐碎,拖沓,冗长,而离作者自我较远一点,冷眼的作旁观者,以非影子作者叙述的,作者就能与“自己分离”,“冷眼的作旁观者”,追求小说的艺术性,让人感到艺术上的明净节制,客观沉静,一扫“自己成分稍多一点的”小说的那种令人腻烦的囉嗦散漫、拖沓琐碎.论文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沈从文从第一人称叙事到非第一人称叙事,从影子作者叙事到非影子作者叙事,从“故事”的第一人称讲述到构建叙述框架进行讲述,从“自我”的突出到“自我”的退隐等叙事视角的转换,认为正是这种转换有力地推动了沈从文小说艺术的成熟.论文并且探讨了沈从文叙事视角的这一转换与艺术规律的关系.     

"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告别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浪潮，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彻底终结。革命仍以叙事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当代生活之中，再生产，再播撒。在新的语境中，革命理念既强大有力。又似是而非，显示出适应时代变化的模棱两可的含混性。正是这种含混性，才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革命历史叙事塑造成后革命行为和文化。这主要反映在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新历史小说创作以及受消费主义影响的革命叙事。前者以反本质主义的叙事解构了革命，后者则以游戏、大话的方式对革命进行消费性书写。     

博尔赫斯反传统的小说叙事策略

博尔赫斯是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他的小说叙述风格简洁、明快,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和哲理性,融现实与幻想、真实与虚构、叙述与评论于一体,这就是"博尔赫斯式风格".他认为小说是一种叙述,为了叙述之便,他一反传统的小说叙事观,在小说中运用文本互涉、开放式结构、迷宫叙事、无限性叙事、双重叙事等多种方法,使其具有一种强烈的反传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