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译者的地位和自我定位

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现有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翻译观中译者角色确定表示质疑,并提出"译者自我定位"概念,其基本定义为,译者在动态过程中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位置和角色,从而尝试重新确定文学翻译译者的地位。旨在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什么是文学翻译译者适合位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自我定位?为解决该问题,作者试图对影响译者自我定位的主要因素以及译者自我定位在实际翻译过程的体现做出详细分析,并提出文学翻译译者三个基本的定位:文化传播者,文学再创作者,和协调者,从而为"译为所有"找到依据.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例

文学翻译一直是国内外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各国间文化传播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文学翻译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从最初只强调原文作者及目标语读者在翻译实践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到意识到译者地位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即译者从"隐身"到"显身"的过程。译者的显身,是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不断得到认可和强调,主要指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包括译者主观能动性和受动性。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的确会影响译作的类型,应该强调译者的地位,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再创造

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的文字翻译,它离不开译者的"再创造"。本文从文学翻译的特点出发,讨论译者的"再创造"是合理的和必需的,并且用译例说明什么是译者的"再创造",从而强调指出译者的"再创造"与译者的"隐身"并不矛盾。     

译者主体性影响下的译者在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长期受制于传统翻译观的束缚,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翻译活动的文化转向研究,译者主体性地位逐渐凸显出来。而文学翻译实践中的"创造性叛逆"正体现了其主体性影响下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而且还是原作生命的延伸形式——译作的作者。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

以接受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从"不确定性"、"期待视野"、"隐在的读者"三方面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产生的原因.以期说明译者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必然性,从而论证译者劳动的创造性价值.     

论本雅明的解构主义文学翻译观

文章阐释并演绎了解构主义文学翻译理论的奠基文献<译者的任务>中的文学翻译理念,揭示出本雅明在该文中构建的解构主义文学翻译观:文学翻译的"纯艺术"、文学作品的"可译性"、文学翻译的"纯语言"以及文学翻译者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本雅明文学翻译观的局限性.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现代阐释学视阈下译者的文化过滤

跨文化语境下的译者研究是新时期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跨文化交际行为,由于文化的异质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对原语的文化进行挪用、改造与同化。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原则"与"视界融合"的观点为译者的文化阐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译者的文化过滤行为不仅体现在对译本对象的选择上,而且更多地体现在翻译过程中。文学翻译中译者的文化过滤的现象更为突出,这种过滤现象从意象、内容以及形式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     

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以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三个中译本为例

文学翻译在跨语言的文学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最高标准是"化".由于语言、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原作进行文化过滤,使文学翻译无法实现彻底和全部的"化".正确认识文化过滤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译者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翻译中的"化",也对我们以何种态度来面对外来文学和文化具有借鉴意义.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三个中译本为我们认识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试析翻译文学的相对独立地位

翻译文学作为特殊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译者的诠释理解和语言转换后已经成为了相对独立于原作的个体,理应拥有相对独立的文学地位。翻译文学相对独立地位的确立有赖于译者相对独立地位的确立。译入语环境中译本和原作者是真实存在的,而原文本和译者成为附庸,这无疑是一个悖论。译者的主体差异和主观诠释决定了译本和原文本质上的不同,译者通过赋予译本新的意义来占有译本。本文旨在通过对译者主体地位的确立来论证翻译文学的相对独立地位。     

模糊：文学翻译的客观属性

模糊性是文学翻译的客观属性,它体现在文学翻译的各个层面:从译者对原著的理解过程、转化过程以及读者对译文的评价过程都包含着模糊性。正确认识文学翻译的"模糊性"对指导文学翻译实践和文学翻译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学翻译需要文学理论

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类型,在质量标准上有其特殊性,而译者对于源语文本的理解和目的语文本的创造使文学翻译的全过程被置于文学理论的制约之中.基于文学翻译的固有特性,以及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与文本的关系及其创造性作用,文学翻译同样需要文学理论.     

异域的他者,文化的放逐——飞散视角下“三位一体”翻译主体模式构建

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随着世界各国经济与文化的高度互融,文化飞散现象日趋普遍,飞散的视角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有效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与视野,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与启发意义。尝试构建飞散视角下作为原创主体的原作者、作为翻译执行主体的译者以及作为受众主体的以读者为主的译文使用者的"三位一体"翻译主体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飞散译者与原作者深度沟通、密切合作的译者模式,丰富了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谁来译"之问的解答,以期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译者模式的探讨提供借鉴与启发。     

论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兼论文学翻译的标准

通过对翻译标准和文学审美艺术性的探讨,结合相关实例,论证指出,在文学翻译作品当中,文学性是实现译作忠实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过程中,应遵循"信、达、美"的原则,在保证译作忠实性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其文学性,使文学翻译最终成为翻译文学.     

生态视角的庞德译作解读

庞德是开创现代主义诗歌的诗人和翻译家。庞德的翻译涉及面广,大量译作反映了明确且系统的翻译理念。庞德译作体现了翻译生态的平衡、翻译生态的"适应和选择"规律、翻译生态的进化,其平衡体现在译者和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和谐统一,适应选择规律体现在庞德对社会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行为和其主观选择对环境的促进作用,进化则体现在庞德"译有所为",利用译作推动意象主义诗歌、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作用上。     

从文学翻译目的层次性谈译者主体性

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面对不同类型的文学文本,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根据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的发挥要依据文学翻译目的层次等级性划分,来举例说明文学翻译的目的层次性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从而证明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是任意的,而是由文学翻译的目的层次决定的。     

从文学文体学角度看《名利场》之翻译

在小说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认为小说的形式是自由的,从而忽略了文体价值,在翻译中只获得了"假象等值"。为了更科学地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文学文体学被引入到翻译研究当中来,申丹教授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受其启发,本文旨在通过对《名利场》的两个中译本的对比,证明在小说风格的翻译中,只有应用文学文体学的分析方法才能更好地帮助译者增强文体意识,提高翻译质量。     

从翻译伦理视角析清末文学翻译的策略趋势

清末文学翻译的整体趋势是采取了"归化"式翻译,在这整体"归化"翻译的背后,是翻译伦理道德对译者的时代要求。严复和林纾作为这一时代翻译的领军人物,他们的翻译策略是有共通之处的。文章在翻译伦理的框架内,深入分析翻译活动中的译文受众、翻译中间人和历史时代背景等因素对译者在翻译时产生的影响,指出翻译不是一时一地一人之翻译,而是结合受众、历史背景和社会需求的综合式翻译。     

从本雅明的翻译观透视“译者的主体性”

从传统尊重原文及原著者的"信、达、雅"理论,到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开启了译者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德里达等人更提出"文本主体性"的观点,凸显了后现代翻译美学的精神。拟从此后现代理论中,探索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任务及其操作空间。     

禁忌文化与翻译中的“雅化”

译者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必然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加以变通,从而产生符合目的语文化的文本。由于中西文化在道德伦理价值观上的差异,在英汉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雅化"的方式对源语文本中不符合目的语文化的禁忌文化进行淡化。本文以文学翻译实例为佐证,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翻译中的"雅化"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