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管理中的非政府组织

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所管理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政府的张力面临严峻的考验。而扩大政府规模受资源的有限性制约,空间不可能很大。通过建立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使之广泛地参与社会管理,是破解社会管理难题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的做法。非政府组织是一柄双刃剑,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遏制其消极作用,使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日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实践

近年来日本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个新特征,即非营利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参与进来,通过与政府、企业之间的相互支持、承担与合作,在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非营利组织在参与法律和制度建设、满足社会需求、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现,有效地弥补了政府服务和市场的不足。日本非营利组织介入社会治理并在其中承担重要职责,预示着一个单纯依靠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多重主体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政府承担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责任。我国政府以国家干预、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农业农村政策,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现有农业政策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限度日益显现。有鉴于此,急需构建一个政府调控和引导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的分析框架,在其中,政府需要界分与市场、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边界,在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农村社会自主管理的基础上,体现政府职能的＂兜底＂特征;而且,政府在构建市场/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匡正和补充市场/社会失灵、培育市场/社会主体等职能中需要进行逻辑先后排序。应用这一新分析框架,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就需要基于农业市场化取向改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注重对农业生产市场主体的培育;需要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需要基于城乡一体化要求重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确保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落实。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社会管理主体刍议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社会管理格局中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定位、社会组织的协同功能、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以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推动“多中心主体”社会治理。     

公益创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实践与探索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公益创投模式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新的探索,有助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具有资金来源广、参与主体多、强调社会组织提高服务的独立和相互竞争、项目实施周期短等特点。社会组织需要在公益创投中平衡自身发展定位与政府服务购买偏好等方面的问题,政府也需要在厘清政府部门之间职责和协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突破瓶颈。     

非政府组织与捐赠主体关系探讨

非政府组织作为国家和社会管理工作参与主体之一,与政府及一系列公共行为主体共同承担着对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在促进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优化政府政策制定、动员社会成员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各捐赠主体对非政府组织捐赠的资金是非政府组织立足之本,正确理解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支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初探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共危机治理,可以将公共危机治理放到社会结构这个更大的"网格"背景中来,旨在将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内化为公共危机治理资源,为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着眼点。从现实问题出发,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依然存在着民众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社会规范对部分不合法或不道德的行为约束力不强、能起到承载作用的社会组织网络少等难题。基于此,可以尝试从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相关法律和拓展民众参与网络这三个方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     

福利治理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基于北京市S社区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案例分析

福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利治理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对于一个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来说社会工作服务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应该被看做是政府对于社会福利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一项制度安排。目前,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福利制度趋于完善和福利政策趋于成熟。本文以老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机制为切入点,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例,深入分析政府福利制度与政策的制定在社会福利治理方面的作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表明政府在福利供给方面有了新的政策视角,链接了新的社会资源,在一定层面表现出政府社会福利治理方面的作为与能力。     

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基于111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枫桥经验”“最多跑一次”等在全国的推广,说明基层治理创新可能成为突破性治理变革之基础。学界针对基层政府创新的成因、发展与扩散进行了讨论,但对孕育创新的因素、条件的组合配置则缺乏关注。本文构建了一个由创新动力、环境和资源组成的分析框架,以B市H区平安建设创新评审活动的创新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对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内部驱动、外部驱动、区域发展水平、舆论支持、社会参与、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是影响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可组合成“动力主导—外部驱动”“环境资源—社会参与”“资源主导—智力资源”三种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及对广州的启示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在政府机构改革、信息公开、政府采购监督、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建立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现代政府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主要是通过参与区域协同治理、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实现的。建议广州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核心发展引擎作用,发挥公众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的主体作用,对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畅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渠道,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与治理能力。     

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史学研究背景话语的转化

20世纪 5 0年代以来 ,西方现代化研究的兴起、鼎盛及其转向全球化 ,在研究范式与学理建构上很有学术创新意义。 5 0年代 ,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结构功能主义的 ,研究取向以欧美为参照系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问题。 80年代 ,现代化研究被现代性研究所取代 ,研究取向由发展转向发达即西方社会自身。 90年代以来 ,以全球化为载体 ,把西方世界作为普世模式要求发展中国家向其看齐的全球化研究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主流话语 ,全球化研究遂成西方现代化研究的后续整合形态     

A Quantitative Estimate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Public Ownership in China and Trends in Its Development

以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营性资产价值量作为衡量主次地位的边界标准，估算第一产业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资产规模及其比重变化，并在前人估算的基础上，延伸估算第二和第三产业两种所有制的资产规模及其比重变化。结果发现：截至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经营性总资产约为487．53万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的资产规模是258．39万亿元，占53％；第二、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占增加值和就业规模的比重分别为67．59％和75．20％。这表明，公有制资产仍占主体，非公有制经济贡献占优，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满活力，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改革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高等学校决策制度重构的理念与思路

在高等教育转型期，高校决策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逐渐凸显，高校决策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制度创新，高校内部决策任务重心的转移也必然要求决策体制和路径的适应性转换。为与高校“自我发展、自我约束、面向社会依法办学的法人实体”的地位相适应，应在考虑我国管理传统、高校管理规律及高等教育法规的前提下，按照分层决策和分类决策并重，健全决策、咨询、执行、监督的决策运行机制，决策主体的多元化、民主化等基本思路重构我国高等学校决策制度。     

中小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人才流动状况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广州天河科技园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人才流入的来源、方式和原因,人才流出状况与原因,人才流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等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提出了完善高新技术园区内人才市场、企业自身管理、加强法制建设、树立全面和长期的人才观、优化人才环境的对策。     

Return of the Nanny: Public Policy towards In‐home Childcare in the UK,Canada and Australia

Research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ECEC) policy focuses overwhelmingly on formal, centre‐based provision and, to a lesser extent, on family day care (or childminding) provided in the homes of registered carers. Comparatively little research addresses the policy treatment of care provided in the child's home by nannies and au pai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sition of in‐home childcare in Australia, the UK and Canada, and the varied nature and extent of public funding and regulation. Introducing a new dimension into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CEC, it also explores how shifts in migration policy in each country have intersected with ECEC funding and regulation to reshape the recruitment and employment of in‐home child carers. Australia, the UK and Canada are all liberal, market‐oriented countries, but there is considerable diversity in the way governments support and regulate in‐home childcare, their rationales for so doing, and i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hildcare and migration. We argue that connecting the analysis of in‐home childcare to migration policies raises new questions about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rison of ECEC policies.     

哈尔滨:近代东亚犹太人最大的活动中心

:在近代 ,哈尔滨曾是东亚犹太人最大的聚居中心和宗教精神中心。犹太人在哈尔滨进行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活动 ,对哈尔滨的经济繁荣、城市建设曾起过重要作用。目前在哈尔滨仍保存着一批犹太人档案、历史文献、建筑遗址及东亚最大的犹太墓地。保护和利用这一文化遗产 ,深入研究哈尔滨犹太人史和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的生活状况 ,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以色列、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犹太人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     

“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自身现代化建设水平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的现代化。我们党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作为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建设必须伴随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改革创新,始终做到与时俱进,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公民社会兴起的本质要求,是高新科技革命的迫切要求,是革除自身弊端的内在要求,是跻身国际社会的客观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推进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通过加快理论和观念创新、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突出机制和程序制约、促进载体和措施更新,进一步提高党的主体素质和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运作机制,努力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科学化、队伍素质时代化、运行机制民主化和执政方式法制化,不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现代化水平,始终保持反映时代特征的先进性,更好地肩负起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使命。     

Islam, Social Traditions and Family Plann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octrine of Islam and the different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osition of Islam about family planning in Saudi Arabia, Egypt, Iran and Jordan, following the Sunni and Shia traditions. Principles that led to fatwas (rulings) in both these theological traditions, together with the main arguments of the debate between the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of family planning in Islam and the Higher Judge's interpretation (Islamic Courts in Jordan) of the position of Islam on family planning, are included. Men's and women's views are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natural group discussion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conducted in 1998 with couples and individuals within their social networks in the different contexts in Jordan. Based on a gap analysis between doctrine, policy and people's beliefs, this study shows a need for family planning programmes to address men and women in a culturally sensitive manner: Men shape reproductive decisions. It is therefore argued that if men were more pro‐actively involved in family‐planning awareness campaigns, there might be a transformation of values and perceptions around fertility and family planning. Another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e findings is that local resources, especially religious men, can be instrumental in promoting political trust in—and a sense of ownership of—family planning programmes in Jordan. Using local resources in advocacy for family planning, based o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Shari’ah, seems effective in changing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ur of men.     

抗战胜利后平津文坛的复兴与“新写作”文学思潮的兴起

以沈从文、朱光潜为代表的原京派作家或近京派作家在1940年代后期得以活跃在平津文坛,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既有其必然性又有一定的偶然性。平津地区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中国政治文化格局中所处的独特地位,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活动空间;平津文坛在战后的复兴则为他们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这一切与这些自由主义作家自身的文学创新要求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坛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