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梁启超的词学思想

梁启超论词以“意态雄美”为审美理想 ,其作也多呈现“意态雄美”趣味。其“新意境”、“旧风格”的创作主张 ,即坚持保存诗词固有之本色 ,也应该是填词所遵循的原则。但当前学界对梁启超词学思想研究出现了一些偏颇观点 ,主要表现为 :一、认为梁启超对宋词的兴趣自晚年始 ;二、其词作多儿女情长和伤春伤别。这些观点均须一一辩驳     

试析梁启超的“政治革命”论

众所熟知，在辛亥前夜那场规模宏阔的大论战中，梁启超无疑是立宪派一方的理论旗手。而“种族革命”论则是他反对革命的主要或者说唯一理由，即他认为：“排满革命”是革命派利用蕴藏在民众心底的种族复仇情绪发动起来的，并不是民众在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水平的前提下发动起来的，所以，这种暴力革命必然流于复仇性质的“啸聚性”即“无秩序性”，这种无秩序的自然暴动不仅不能达到实现共和政体的目的，反而只会导致武人争权，导致外国干涉，导致新的专制。见于此，他建议革命派的职责应该是“从辩理心浚发之（“之”指民众——引者），以…     

论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

<正> 孙中山有三民主义,梁启超也有“三民”主义.不过,前者经过孙中山本人和他的追随者的概括,已为世所公认;后者却未经梁启超本人和别人概括,故世人不知,而笼统以“改良主义”称之.以“改良主义”统称所有维新派人士的言行是否科学,本文暂且不论;而以此称呼梁启超的一切主张,起码显不出其个性,正如以革命民主主义称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必将失却孙文学说的特点一样,毫不足取.     

也论“讲正气”

最近一个时期,江泽民总书记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提出,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干部队伍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举措,对于推动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宏伟目标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是一个辩证的整体。讲学习、讲政治,必然要贯穿到讲正气,而讲正气又是讲学习、讲政治的一个     

梁启超论自我

社会发展需要对新人进行设计。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梁启超对新自我的设计,即新自我与社会、自我特性的设定、自我开展的限制、自我开展的方法。指出自我设计必须与社会设计相统一,否则新自我难以进入新生活。     

论梁启超的佛学

在近代佛学复兴的背景下,梁启超潜心佛学研究,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梁启超的佛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以致用为目的,以己意进退佛说,对佛教教义进行改造和利用,形成了经世佛学思想;后期则是以学问为目的,使用科学的方法,对佛教历史、佛教经典和佛教哲学等进行学术研究,结出了佛教文化研究的硕果。最后,研究梁启超的佛学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梁启超的爱国论

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的爱国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因救亡图存的刺激,以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戊戌维新运动为载体,以西方社会进化论为中介,最终实现了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要角和敏锐的思想家,成为了实现三者融通和最早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代表性人物,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主义的第一人。他的爱国论与政治论浑然一体,相辅相成,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富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指导,充满着激情、创意与启迪。不论事实上存在有多少失误,其论说在不同的阶段上总是虎虎有生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惟如是,他的许多隽永和富有哲理的观点至今仍不失现实的意义。     

梁启超的“常识”观

从1910年2月创办《国风报》开始,"常识"即成为梁启超关注的一个中心议题。《国风报》第2期刊载的《说常识》对其"国民常识"的理念首次作了详细阐发,"国民常识学会"则是为实施此一设想而有意组建的机构。尽管梁启超的诸般计划当时未能如愿实现,其"常识"观的构成又有从偏重社会科学(尤其是政经法),转向人文科学(特别是国学)的前后期之不同,但经由1916年出版的《常识文范》的串联,不仅贯穿梁启超一生著述的启蒙意识得以凸显,而且亦清晰展现出其关于"国民常识"的思考与实践在近代国民知识的建构中确实一脉流衍,影响深长。     

也论“回族的形成”

从历史上来讲,回族是汉化的穆斯林。其形成年代大约在元至明中叶以前。伊斯兰教大约在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至唐德宗贞元年间传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影响不大。直至南宋时,岳珂著的《程史》才第一次用了“回回”的称呼。这个称呼的来历一直不甚明确,但是也反映了“回回”中的某些情况已值得史笔一提。按泉州《蒲氏族谱》记载,仁宗时的西域人蒲孟宗,“二世与苏子瞻是亲戚,四世为     

论梁启超的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是近代文化转型的产物．梁启超是其中的奠基性人物。他以亦报人亦政治家亦文学家的组合角色,进行着报告文学的文体实验。其作品由新闻、政论、文学三元组合而成．成为发生期中国报告文学的代表作。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梁启超研究”导论之一

一、梁启超研究简述 梁启超研究近年已渐成显学,这从梁启超研究著作的数量之多即显示出来.此次为备课,检索国家图书馆目录,在"题名"一项输入"梁启超",结果中文文献出来了245条.单是传记,就有30多部,这还不包括连环画、儿童故事、长篇小说之类,并且,已经剔除了合传与重版,后者包括两岸的同一版本或同书异名.其实,这个统计仍不完全,起码,香港亚洲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毛以亨著<梁启超>,国图就没有收藏,而这部传记是早期梁启超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部,虽然它放在"少年丛书"中,且篇幅不大.     

论流质约款效力的制度重构

作为担保物权实现的一种方式,流质约款利弊并存。我国禁止流质约款的规定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理想的制度规范应该是赋予流质约款法律拘束力,并对其适用设置限制规则。这样的规范既有利于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又可兼顾担保义务人、其他债权人、担保权人的利益均衡。     

梁启超“国运”思想初探

所谓"国运",一般指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国运论"则指研究"国运"的思想和理论。梁启超的"中国国运论"主要包括关于国运所以衰落之原因、国运必将振兴之根据、如何振兴国运之构想三个方面的论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目标,我们有必要自觉地从这一思想遗产中吸取有助于我国未来国运日益昌隆的启示。     

论梁启超“文界革命”与汉语书面体系变革

面对科举中使用的八股文和颇具文学色彩的桐城派的古文,在"欧西文思"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了"文界革命"的主张。通过实践,"新文体"与现代报章相结合,注重"言文一致"的语言学命题,从而造就了一种适合于启蒙功用、具有开放精神和文体弹性的浅近、变异的文言书写方式,在近代以来汉语书面体系转换的进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四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读陈旭麓同志的“辛亥革命后的梁启超思想”

就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方面来说,梁启超这个人的思想,是最难研究的。难就难在他大活动于一个空前变化的过渡时代,著作最多,无所不谈,思想既极复杂,而又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天下闻名的政客,最惯于也最长于玩弄政客手法,经常披着许多漂亮外衣,喜说两面话,真假主客混在一起。我们一不小心,便会上了他的大当,或者终感摸不到他的头脑。我有见于此,所以在论他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的第一篇文中,就首先要人们注意到他的“狡猾和恶毒”的种种手法。然而在这次争鸣中,我们还是不够警惕,以致出现了一些比较属于无意的值得商榷的问题。现在为了避免泛泛的空谈,就以此次同我争论梁启超后期思想问题的一篇较长的文章为主(陈旭麓同志“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思想”,见1961年7     

梁启超对于“善变”的解释

梁启超努力利用日本阳明学以及中国自身的王学资源为他的"善变"即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摇摆做出合理的解释.戊戌政变后梁氏选往日本,经由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接触到注重实行的阳明学,为其"至诚不动未之有"的信念所吸引,用以抵抗维新失败后招致的道义压力.这一时期(1898-1906)在改良还是革命的问题上,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发生了反复的争执,为克服自己"流质易变"的性格,他重新拾起了长兴时代的功课,潜心陆王之学,援引"不欺良知"的说法,应对个人也可说是整个过渡时代的道德危机.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说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民主思潮日趋高涨。在这股思潮中,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是一支冲击封建传统观念的巨大力量。当时,活跃于论坛的梁启超,既是封建旧史学的掘墓人,又是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奠基者。他首倡“史界革命”说,对中国新史学的创立和发展,进行了有力的推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也论韩愈柳宗元的“不平则鸣”

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论点,由于其人生经历所限,他所看到的不平局限于士大夫阶层。柳宗元积极支持韩愈“不平则鸣”的主张,而且他长期的流放生涯,更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     

梁启超的道德接续论

梁启超的道德接续论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在千变万化的各种人类道德中,有无普世、绝对、永恒的道德价值?在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道德转型中,是否存在传统和现代相接续的德性之链?梁启超试图通过私德与公德、本原与条理、道德与伦理的分辨,区分道德的价值与规范、德性与戒律、共相与殊相,以寻求古典道德的普世价值,进而揭示道德演化之变革与认同、断裂与连续、革新与继承相交织的复杂性。     

梁启超论人的社会化

中国近代学者、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宣传家梁启超的人的社会化思想,是他文化品格和当时社会需求相结合的集中体现,具有时代性和综合性。本文拟运用社会学中关于人的社会化理论,从三个方面论述梁启超较为系统完备的人的社会化思想。文化发展视角：近代文化的建构文化发展视角即把社会化看作人类文化的积累、传播和延续的过程,其实质是人类文化的转移。梁启超将学习"西学"作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他个人文化结构的更新,并较广泛地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将西方先进的社会文化思想有选择地传到中国,结合中国的现状加以诠释、引申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