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哲学简论

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神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中世纪的政治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神权政治哲学。中世纪的政治统治与宗教神学是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哲学从思想基础到内容主体都是唯心的、错误的,其影响是消极的．本文试图从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哲学的伦理基础、理论依据、从教会派和世俗派神权政治哲学的内容主张等方面,对欧洲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哲学作以简要的分析、论述．     

论商周神权政治的嬗变

商周之际是我国制度变化剧烈的时期，而犹以神权政治的变化最为重要，神权政治经由商代的绝对神权到周初的神权改良，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神权表面上的衰落，是商周神权政治变迁的订轨迹，神权政治的演变，主要表现在卜，巫的地位，作用和分化。卜巫传统或巫史精神，成为中国政治及化的一大特色。     

论殷周神权政治的特点

神权政治,或曰“宗教政治”,乃是以宗教理想为核心,由多种文化因素构成的一种政治形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神权政治虽曾在人类的古代、中世纪、现代都存在,但只有在古代才最具典型意义。中国的殷周社会就是这种典型的神权政治。通过对殷周神权政治若干特点的剖析,不但对人们认识过去,而且对透视当代世界,都会有所助益。     

我国政治价值体系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我国政治价值体系的历史变迁经历了五个阶段:商周时期的神权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元阶段;封建社会儒家一元主导阶段;清末民国时期的多元阶段;当代儒家传统权威主义与西方新思想并存的二元政治价值体系阶段。政治价值的竞争和冲突促成了政治价值体系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特征,新阶级的产生和利益结构的分化是政治价值体系变迁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同社会整体转型一样处于过程之中,还存在着官本位主义、权威主义、等级思想与人民自由民主并存,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做主没有完全得到结合,理论期望与实际功用存在差距等等问题,未来应朝着将二元政治价值体系转变为具有很强代表性、稳定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一元政治价值体系的方向发展。     

传统钱币的宗教神权特征——兼论“天圆地方”形制的大一统政治学意义

传统钱币的“天圆地方”形制一直有“经济说”和“政治说”两种说法。本文在赞同后者的基础上 ,依据近年来考古学和文化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追根溯源地梳理出这种货币形制的上古神权渊源及其大一统政治学内涵 ,指出这一宗教神权特征的发展演变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背景 ,认为这一延续了数千年的币制形态 ,其神权政治的象征意义大于商品交换的经济意义。     

索洛维约夫神权政治社会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索洛维约夫所设想的自由神权政治社会,是神圣王国与世俗王国自由联合的社会,是天主教、新教与东正教实现和解的社会.在民族宗教矛盾和冲突不断的今天,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和解思想对于推动宗教间的对话,促进民族和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藏传佛教信仰体系与神权政治特质

从整体看,藏传佛教不仅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教义,还保留了原始苯教中的许多重要思想,从而在民间传说、伦理风俗、信仰体系、宗教仪轨等诸多层面带有雪域高原的鲜明印记,成为最具地缘特征和神权政治特质的宗教文化体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的历程及其特点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商周时期的神权政治观与敬德保民的政治哲学,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滥觞;秦汉时期对先秦政治理论的整合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范型的确立,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定型;隋唐与明清时期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制作,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演变的波澜。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有鲜明的特点：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形式之异与精神之同,政治思想的兼容性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的历程及其特点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商周时期的神权政治观与敬德保民的政治哲学,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滥觞;秦汉时期对先秦政治理论的整合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范型的确立,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定型;隋唐与明清时期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制作,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演变的波澜。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有鲜明的特点: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形式之异与精神之同,政治思想的兼容性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     

描述性政治哲学的近代形态：功利主义与契约论

从功利主义和洛克的契约论所赖以产生的描述性政治哲学的理论背景分析中 ,本文认为 ,它们是在反对神权政治和世俗专制中建立起来的 ,其共同的理论旨趣是“自由 ,只有因为自由而被限制。”但是 ,由于它们把政治等同于社会 ,把政治工具化的同时 ,也将社会工具化 ,导致生活表层化和价值表象化。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社会”是对功利主义和洛克契约论的最准确的批判     

法治政治与规则政治

法治政治是观察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是认识社会政治现象的"广义政治"的思维方式。根据法治政治的观念,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现象,政治是通过法律规则谋求社会公共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活动;崇尚法治政治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并因此而区别于东方权力政治的文化传统;法治政治本源于自然或人的规则理性;法治政治是以规则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法治政治的最高实现形式必然是宪法政治。     

传媒政治视界中的政党形象塑造

新媒体与政党形象的关系是数字时代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新媒体的发展导致现代性政治的特质发生诸多改变,直接影响了政党的形象调整与转向。为更好地适应传媒政治发展的需求,政党必须借鉴企业识别系统,加强自身形象的重塑;加强政党形象的双重建构;展现执政党的民主、平等和务实的亲民作风,以巩固其合法性和政治认同。     

政治文明入宪要求政治规范化

政治文明的入宪将政治文明提升到法律的层面,使期待有了法律的意义具有了规范的性质。首先表现为要求政治规范化,这种要求不仅仅来自于政治文明自身的特征也来自于宪法的规范性。它必将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意识三个方面加以体现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吉登斯政治哲学思想新探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是吉登斯建构其政治哲学的两个基本范畴。解放政治是要消除剥削、不平等和压迫,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因而是宏观政治;而生活政治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被搁置一边的道德和生存问题,因而是微观政治。在后传统社会,生活政治逐渐取代解放政治而占据主流政治的地位,因而出现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型。生活政治关注生态、身体和性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新型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与现实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对立、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和门阀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形势对这个时期历史观念、历史撰述形式都有很大影响,现实政治斗争在历史撰述中往往有直接反映。首先,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这是政权对立与正闰之争在历史撰述中的表现,是正闰问题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史撰述中以一系相承或一脉相传为特征的正闰问题,虽然仅是史家历史撰述时的一种笔下安排,但在这个时期已经超出历史撰述方法的学术范畴而成为一种政治方法,在当时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次,崔浩的"国书案"是北魏前期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上的反映,是借史学问题而进行的政治斗争。重姓族、崇门阀是崔浩的基本思想,也是崔浩罹祸的根源所在,崔浩的贵族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者发生矛盾是《国书》案的导火线,国史只不过是这些矛盾的一种激烈的表现形式而已。再次,《魏书》在当时招来众口哗然,号为"秽史",这是门阀意识在历史撰述中的突出反映。围绕《魏书》的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不说是北朝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一个缩影。     

论魏晋士人的朝隐观

出处问题是中国古代士人必然面临的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士人面前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为人臣,或者为处士。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的盛行,士人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去就,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一条非隐非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具有魏晋特色的“朝隐”。     

儒家圣人政治与西方契约政治比较

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基于社会契约的西方传统政治是契约政治。在中国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因此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     

科技政治:当代科技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新形式

继资源政治、资本政治之后,当代又出现了科技政治.科技政治是当代科技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调整了社会政治的现实基础,拓展了政治的主要内容,健全了政治的运行机制,改变了政治的操作模式.面对科技政治对我国及世界政治生活、政治内容和社会各方面的现实影响,我们应及时地制定应对的战略措施.     

对劳动人本政治观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

马克思的劳动人本理论揭示了政治生活起源于人的劳动生存利益的内在需要。政治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是社会的政治主体利益的全局关系所支配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社会政治(广义政治论)同阶级政治(狭义政治论)有联系又有区别,把二者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的完整的劳动人本政治学说,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崭新成果。社会主义是从阶级政治走向社会政治的过渡,其发展之艰辛、道路之曲折,都是空前的。劳动人本政治理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发展而发展;即使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类的暂时中断,但人类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大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现实主义与文艺为政治服务——论周扬现实主义理论的特征及其理论来源(之二)

周扬认为文艺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但文艺为政治服务,必须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毛泽东《讲话》精神指引下,周扬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很好地结合起来。要求文艺工作者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满怀热情地描写人民的新生活,塑造出新人的艺术形象。文艺作品应当努力创造出为人民大众喜爱的民族新形式。周扬关于现实主义的这些理论,来源于苏俄文艺思想并受到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