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家谱治生观与徽商发展

明清徽州家谱收录了大量有关族人治生的文献资料,揭示了经商是徽人治生的重要手段。徽州家谱四民观在客观上肯定了徽州族人外出经商的行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徽州家谱勤俭观引导徽商朝着健康和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徽州家谱治生观的具体展现,对明清徽商的发展壮大产生了积极影响。     

徽商的诚信观

徽商的诚信观郭振香（安徽大学哲学系合肥２３００３９）关键词徽商诚信活跃于明清经济舞台上的徽州商帮，由于它孕育于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氛围之中，又直接来自于儒风盛行的徽州地区，所以徽州商人身上往往不免刻有“儒”的印迹，他们不仅能“审积著，察低昂...     

著名徽商胡雪岩的“官商结合”之道

一、徽商的“贾而好儒”徽商是我国在明清时代十大商帮中最辉煌的一个,它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兴盛于明朝中叶,衰落于清末。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徽商经营之道的最大特色,就是自觉地以儒家思想约束和规范自身的商业行为和处事之道,贾而好儒,贾儒结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色。它使徽商可以更方便地与“官”结合,通过“官”的力量来获取利益。无论是通过结识官吏还是让家族的人直接进入官场,“贾儒的结合”最终都会变成“官商的结合”。而在商场中,官商结合,永远会获得最丰厚最稳定的回报。“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这是世人形容徽州人从商风格的一段话。虽然略带夸张和讽刺,但却生动地概括了徽商经营的风格。“其权无所不握”,说的正是徽商在做生意的时候,十分注重权力在商场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来说,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商人极力想以其财力通过结营仕宦或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的官吏)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所以,只有“官商”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利益。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徽商做生意的大局观是很强的。因为,在商场的得心应手,首先必须建立在官...     

徽商与浙商的差异及其现代价值——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分析

徽商和浙商作为中国历史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商帮,对中国商业的发展影响较大。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对商人价值的认知心理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主要经营的商业范围的不同,使得他们在“核心价值观”“对商的认知”“财富观”等方面存在差异。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徽商和浙商差异的形成做出解释,并对徽商和浙商的当代价值进行阐述,为理解徽商与浙商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     

徽商与扬州

徽商,是我国明清时期一大商人集团,对全国社会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对某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资料表明,徽商与扬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对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均产生过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因此,研究徽商与扬州的关系,对了解明清时期扬州城市历史发展的原因,是有所裨益的。     

明清徽商捐纳之风及其原因和影响

明清时期，商人捐纳已成风气。徽商热衷于捐纳是为了牟取更大的商业利润、保护其财产及其在地方的利益、博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免除徭役，而明清社会风气的转变也为徽商捐纳营造了比较轻松的舆论环境。明清徽商捐纳之风对徽商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徽商实现了由“绅”向“绅商”的角色转换和在徽州地方的崛起；其次，徽商商业利润的封建化不利于徽商资本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另外，也给徽州带来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败坏了徽州的学风。     

论徽商的"好讼"

在“无讼”的传统法律意识下,论者分析缺乏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下,徽商惟有主动依附封建政治势力,锻造出徽商“好讼”性格,也不可避免地给徽商的发展带来诸多弊害。以史为鉴,一方面尝试着在传统徽学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以法律史学的视角研究徽商的一块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当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立法者如何处理好“官”与“商”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徽商文化与高职商科院校校园文化的融合——以安徽部分高职商科院校为例

徽商文化是古徽州商人在长期商业活动中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业文化,至今影响深远.将徽商文化与高职商科院校校园文化相融合,对高职商科院校人才的培养和健康、和谐、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的培育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通过“进出”结合、主题活动、专业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等途径实现徽商文化与高职商科院校校园文化的有机融合.     

朱熹理学对徽商影响之两面

朱熹理学对徽商的影响 ,虽然强固了这一商帮的封建性 ,消弥了其作为“变革性因素”的作用 ,但也应看到 ,朱熹理学的精粹 ,塑就了重视商业理性、有高尚人文理性追求的一代儒商。朱熹理学对徽商影响之两面都值得认真探析。     

论徽商的价值观

徽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即孝悌为本的家庭观、立品为先的教育观、虽富犹俭的生活观、重信崇义的伦理观、积而能散的财富观等,这是徽商延续几百年的精神支柱.徽商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价值观,是因为他们信仰上天意志、信仰儒家思想、信仰朴素真理.有信仰才有敬畏,才有文化自觉.徽商的价值观是我们今天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我国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无讼”的传统法律意识下，论者分析缺乏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下，徽商惟有主动依附封建政治势力，锻造出徽商“好讼”性格，也不可避免地给徽商的发展带来诸多弊害。以史为鉴，一方面尝试着在传统徽学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以法律史学的视角研究徽商的一块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当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立法者如何处理好“官”与“商”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儒家文化之仁义礼智信与徽商的市场营销艺术

徽商称雄中国明清商界三百余年,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重儒”.本文探讨儒家文化的要义“仁义礼智信”与徽商成功营销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徽商营销活动的指导作用.对此问题的探讨,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商业经济之间的关系.     

“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

“三言”“二拍”着力刻画市井百态,商人生活是冯梦龙和凌(氵蒙)初关注的焦点之一。它们反复渲染经商不易,明确表达了两位作家对于商贾生活的理解和对商人命运的深切同情。其中所描写的商人,尽管全国各地都有,但要角无疑是徽商,5部短篇小说集画出了他们的各种形象。这一个个艺术形象,映衬出一幅明代商人、尤其是徽商生活的多彩画面,这幅画面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商人是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人,所以“三言”“二拍”中的徽商形象,正反两方面角色都有,但正面人物明显居于多数,徽商中不乏正人君子,对于研究冯梦龙和凌(氵蒙)初的思想,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     

论徽商的文化理念

徽商的兴盛、发展与徽商的文化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徽商的文化理念主要表现为:崇尚儒家文化、信守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道德、重视文化教育、追求高品位的艺术理念。     

论信用管理

企业伦理是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尤其是信用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讲 ,它是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元素。信用涉及的诚信与风险问题是可以进行管理的。信用问题产生不只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去研究 ,还应从“社会现实人”假设出发去研究 ,信用问题产生还涉及交易方式的演变。基于问题发生的本源去设计信用管理策略、政策才能有效进行信用管理。     

传统信用观及其现代性转换

中国传统信用观是以人情或亲情为纽带而形成和运作的 ,不可避免存在自己的局限性。这种信用观人为地把人分为熟人和生人两种群体 ,使信用有了程度上的差别。因此 ,传统信用观必须进行现代性转换。     

试论明清时期徽商的经济伦理

明清时期的徽商是一支很有影响力的商人力量,其资产之盛、足迹之广、声势之大恐怕只有晋商堪与匹敌。徽商遍布天下,以致世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在这里,我们发掘徽商的经济伦理,旨在探讨徽商经营发迹的内在的非经济因素。这对今天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会有某些警示和启迪作用。     

徽商之德与晋商之德

徽商是徽籍人商帮，唐宋以後，“黄巢之乱”和“靖康之乱”连续两度造成徽州移民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以当时的徽州耕地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几是达到饱和，於是民众生存空间更小，徽民们“非经营四方，绝无生治策”。於是“天下之民寄命於农，徽民寄命於商”。正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商遂在南宋时开始形成。但早期的徽商还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山林盛产的茶、木、瓷土等换取徽州所需的粮、布、盐等的缺盈互补贸易，明以後徽商才得到大发展，不再局限於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而是面向全国，经营规模也越…     

中国现代信用观的诠释及其构建——基于道德、经济和法律的视角

与中国古代的传统信用观相比,现代信用观不仅重视从道德的角度解读信用,更强调从经济和法律的维度展开对信用的全方位解读。从道德、经济、法律三个角度来诠释信用,会使我们形成一个丰富、立体的信用观。信用固然是人的立身之本、交友之道、经营准则和为政之基,同时它也是一种资本和财富的体现,在契约社会里守信还是公民的基本法律义务。基于此,在构建中国现代信用观的过程中,既要重拾中国传统信用文化之精华,又要汲取西方契约信用文明之营养,更要建立完备信用法律制度之体系,最终形成一种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现代社会信用文化模式。     

徽商的生活情态与价值观念──从明清小说看徽商存在

明清一批徽商小说突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模式，艺术地写照了徽商的商贸活动、生活追求与价值观念，显示了徽商的存在价值。小说以或真或幻、亦庄亦谐的笔法揭示了边商、盐商、典商等徽商的发财之道，宣传了经商赚钱天经地义的商人哲学。小说再现了徽商久涉江湖、婚外恋多的生活实相，反映了徽商不重名分重情分的情恋观。徽商的价值观念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念，它提倡商贾为第一等生业，以谋利多寡定个人身价；它信奉金钱万能，又向往官府至尊，故特别注重兴校办学，化贾为仕，官商一体；它还鼓吹发财第一、个人至上的道德观。这批徽商小说推动了明清市民文学的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