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叙事文本中的抒情因素——以《驿站长》为中心

道德情感是重要的情感类型之一。叙述者、情节和环境描写是叙事文本的三种重要抒情因素,也是道德情感抒发的主要渠道。《驿站长》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的叙事名篇,其成功塑造了维林形象,是描写"小人物"命运的开山之作。文本中叙述者与维林的视角融合,对道德情感抒发产生影响;《浪子图》、作者、维林叙述视角各异,分别呈现三种情节模式,共筑道德情感的抒发渠道;环境描写则借助于叙述者、小人物、自然环境进行道德情感抒发。揭示三种抒情因素在作者道德情感抒发中的作用,剖析叙事文本抒情性的源起和脉络,为《驿站长》乃至叙事类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契诃夫“喋喋不休”的“小人物”创作

从小人物外部生活环境和自身生活方式以及作者创作的角度,对契诃夫短篇小说进行了分析,得出“喋喋不休”不仅意味着小人物孤独的境遇,还体现了小人物随遇而安、聊以自慰的生活方式,进而展现作者对这些人奴性心理的鞭笞;“喋喋不休”还表达了契诃夫对小人物生活近距离的表现以及他仁爱之心的轻轻长叹。     

《三国演义》的女性形象及其思想道德意蕴

《三国演义》虽是一部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男性小说文本,但也描写了为数不少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多是为作者所肯定的良母、贤妻、节妇、烈女,成为小说宣传“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和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的不可或缺的另一人物系列。作者突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站在肯定的立场,以钦敬的态度、干净的笔墨来描写女性,从而提高了女性形象的道德品位,使《三国演义》成为历史演义小说中不可多得的、肯定妇女的正面作品。     

生活总得继续下去——读张鲁镭小说集《小日子》

短篇小说集《小日子》叙述了当代中国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作者张鲁镭通过重新诠释底层小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揭示了现实社会中常被忽视的那部分生活的真实面貌,并借此发现了小人物、“小日子”独具的“俗气之美”.     

以小人物展示时代风云——论吴刘维作品中“小人物”形象

吴刘维以严肃的态度和调侃的语言叙述社会变迁中"小人物"的琐碎人生,以机敏的思维和朴拙的语言叙述城乡社会中"小人物"的生存境况,其作品颠覆了"小人物"逆来顺受、麻木愚昧的传统形象,赋予了他们不一样的智慧与激情,对他们在社会规则中寻求自我价值最大化给予高度的赞扬和欣赏,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展示了时代的风云变幻。     

"信仰之海"潮退的哀歌--读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

文章从对马修·阿诺德创作《多佛海滩》的时代背景进行脉络梳理着手,深入剖析了当时英国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阿诺德情感波折的个人阅历及其对于诗歌创作和评判的独特理念,由此进一步分析理解《多佛海滩》中作者对“信仰之海”潮退及“人类苦难”哀叹的深刻寓意和丰富内涵,并指出《多佛海滩》为阿诺德后来的道德重建和“文化批评”确定了逻辑起点。     

形象建构的“镜像—溢出”效应——论跨文化形象学的认识论原则

“跨文化形象学”讨论国家形象在异域中的建构性表达与传递,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可将其归结为形象建构的“镜像-溢出”效应.其中“镜像”效应针对表达,包含了“想象动机污染”、“事实无涉”、“具体情境”和“主观置信”四条原则,涉及对西方国家建构“中国形象”的分析与阐释;“溢出”效应针对传递,含有“霸权”、“形象差序”、“合谋”和“多元排除”四条原则,涉及西方“中国形象”建构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流动的问题.这些原则源自康德的知性范畴论,在逻辑上体现层层递进的关系,为解读跨文化形象学提供明确的范畴体系.     

《红楼梦》的艺术构思及其悲剧美

《红楼梦》的艺术美,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研究的课题。我这里仅就这部作品的艺术构思及其悲剧美,谈点粗浅的看法,提供参考,并请批评、指正。(一) 艺术上成熟的长篇叙事作品,都有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这个形象体系既体现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也体现作者的艺术构思和美学理想。《红楼梦》里所出现的刘姥姥是一个社会地位极其卑微的小人物,但在作者的艺术构思中却占据重要的地位,并在描绘作品形象体系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红楼梦》有没有一个“纲”?近年来,红学界曾经很热闹地议论过一阵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女性观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严格遵循“现实”原则,真实表现了在封建社会中女性被“工具化”的悲惨境遇。蒲松龄塑造了两类女性形象:超凡的女性形象、平凡的女性形象,一部分超凡的女性因具有超凡能力而拥有自己的意志,保持着独立人格;另一部分超凡的女性和平凡女性因将封建道德理念内化为自身需求而无力拥有独立人格,依附于男权社会。蒲松龄尊重、欣赏女性,对她们受“制度”控制无法冲破现实藩篱的无奈与不幸给予了同情和怜惜。     

从“三言”“二拍”看晚明之徽商

“三言”“二拍”相对集中地展示了徽商的生活状况、价值观念及社会大众对其态度的变化.晚明时期,传统的四民关系备受挑战.政治源于经济的天然属性使徽商在资本富足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逐利而追逐更高的社会地位.为此,徽商从壮大自我、交好官府、改善形象等方面作出了不遗余力地努力.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及其人格内涵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倾注全部热情和笔力塑造的艺术典型。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形象有一个较漫长的形成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魏晋野史传说中的名士形象、宋代词作中的儒将形象、元明杂剧中的道教军师形象。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外部形象流泻出疏淡闲雅、潇洒飘逸、从容不迫的精神风范,表现出道家“自然”人格的特征。同时,诸葛亮又具有“儒者气象”,体现了“以道持守”的儒家道德人格,两者相济互补、相辅相成。     

生存与尊严——略论当前小说创作兼评中篇小说《城市生活》

当前小说创作领域在塑造“小人物”形象和描摹原生态社会生活时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世俗化的审美尺度，突出地表现为人格缺陷。李肇正的《城市生活》描写了大上海中一对小知识分子夫妻的生存状态、矛盾冲突。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对价值观念的不同选择，既细致入微地还原了在社会转型期间人们的困惑、无奈，又重新赋予了“小人物”以人格的积极意义。这应归功于作者历史理性的积淀和人文精神的闪光     

从《一地鸡毛》看新写实主义小说的特质

在新时期文坛上,刘震云无疑是一位风格独特且引人注目的新写实主义青年作家。本文以其《一地鸡毛》为例,从“把生活的原生态还给艺术”、“对小人物的生存状况进行关注”、“使叙述保持客观化的态度”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新写实主义小说的特质。     

主流农民工文学形象塑造的价值判断

价值负载“空缺”是农民工形象塑造的显著特点:作者既不以人物的“落后性”来展示人物的负 价值,从而间接表达自己的价值追求,也不以人物“先进性”来展示人物的正价值,从而直接从正面表达自己的 价值追求。农民工形象的特殊价值负载状况与作家的双重视角密切相关。“道德”与“历史”的双重视角,是导 致创作主体内在价值冲突的关键因素。     

道德意识和审美意识的交错——抗战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

综观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都让人感到中国知识者对于自身的严峻态度,——站在当代去回顾,你会以为那过份严峻了。这种特殊的严峻,却也正让你切实触摸到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结构的某些层面。我这里指的是“内省倾向”。它是一种长期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道德修养,以至形成一种传统的思维习惯。在知识者对自己特殊苛刻的道德眼光里,时时显露出他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理想。这就是说,现代文学在处理知识分子题材,描绘知识分子形象时,由于“内省倾向”的加入,他们的创造物较之其它也更多地包容了作者个人的精神体验,即对于自己内在世界的观照,从中体现了他们道德意识和审美意识的交错和融合。     

我亲爱的奔儿奔儿

“从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民族是否伟大,其道德是在进步还是在堕落。”     

“阿丽安娜线”:《安娜·卡列尼娜》的隐喻特征

隐喻作为重要的艺术手法,仿佛“阿丽安娜线”贯穿于《安娜·卡列尼娜》的八个部分中。杂乱无章隐含着过渡时代的动荡对家庭及社会的巨大冲击;赛马场喻为角斗场,标志着整个贵族社会文明的衰退;生与死、“同心说”暗示着作者对人生价值的道德判断;漩涡则是作者有意制造的安娜悲剧性格的形象隐喻。隐喻是托尔斯泰遵循艺术规律架构作品表达道德理想的“引路石”,但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大西洋和太平洋商场》成长主题探析

《大西洋和太平洋商场》是约翰.厄普代克短篇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一些学者从社会道德、文学的社会功能、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等角度对此文进行过细致解读。本文作者认为,此短篇小说亦是关于小人物或者“反英雄”成长历程的典型之作。本文从个人与社会矛盾的外在表象入手,探析故事主人公本我与超我的内在冲突、成长中顿悟与困惑的悖论。论述了人物成长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妥协、融合以及个体的存在意义。     

从明清小说看明末仕商思想的两重性

“三言”、“二拍”等明清小说中大量体现出道德说教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士人与商人等在实际生活中对道德礼法所持的态度并不一样，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物形象，对待道德标准具有明显的矛盾，这反映了作者对道德礼法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混乱思想。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隐含的是劝善与趋利之间的复杂关系，二者既有重舍又有分离。     

罪与赎:苔丝"中介新娘"原型形象分析

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女主人公苔丝是"从罪孽中得到救赎"的"中介新娘"--<圣经>原型形象.这一形象既保留了最基本的<圣经>叙事单元和人物原型,又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带上了现代人的痛苦和反思.这个"中介新娘"原型形象反映了哈代对僵化的宗教道德说教的鞭笞以及对博爱、牺牲等宗教精神的讴歌,具有丰富、深刻的现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