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论丛》2006年总目录

文学【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与周代社会的礼制与婚俗姚小鸥(1,1)《孔子诗论》与出土文献整理的正字法原则郑丽娟(1,4)两周金文之“追、享、、孝”正义陈英杰(1,7)从《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论《河水》为逸诗安敏(2,1)甲骨缀合十组方稚松(3,1)李斯刻石文的     

试谈出土文献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史学大师王国维曾说 :“古来新学问起 ,大都由于新发见。”①2 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之所以取得重大进展 ,和出土文献的大发现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新世纪里 ,出土文献必将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 0世纪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促进 ,大抵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 ,如敦煌变文、曲子词、阜阳汉简《诗经》、唐勒赋残篇、以及可视为先秦散文来研究的《战国纵横家书》等 ,它们的发现 ,不仅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情况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 ,甚至改变着我们以往对文学史的认识。第二是由于一些相关文…     

两则史料辨证

《光明日报》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史学》专刊(第193期)发表刘汉屏的《略谈章学诚对考据学派的评论》(下简称《略谈》)一文,读过以后,发现文中引用的史料有两处失误,现辨证于下,免得以讹传讹。《略谈》一文中“章学诚对考据学派的批评”一节开头说:“乾嘉时期考据学派盛行,造成一种繁琐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如当时有个学者秦近君解释‘尧典’二字,就引经据典讲了三万言。(见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8《答惠定宇书》)”这里说的“当时”,显然是指“乾嘉时期”。然而,乾嘉时期哪里有个从事考据并解释“尧典”二字的秦近君?查历史上确有一个注“尧典”的秦近君,不过他系西汉时人,不在乾嘉时期。桓谭《新论·正经第九》中说:     

楚简《唐虞之道》与古代禅让传说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是早期儒家集中阐述其“禅让”观的一篇专论。从伴随该篇佚文出土的相关资料、文中内证、春秋战国时局和学术思想的变迁综合考察 ,可推知其成书年代应在战国前期。传世文献中 ,《尚书·尧典》之后 ,诸家说“禅让” ,以墨、孟、荀相对较集中 ,其余多以零碎记录散见于一些篇章。而儒家在孟子以前关于“禅让”说的系统观点 ,全然不详 ,《唐虞之道》的出土 ,填补了这一空白 ,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尚书》“越某日”解诂

《尚书》屡见“越某日”。如“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召诰》)“甲子,王乃洮頮水……,越翼日乙丑,王崩。”(《顾命》)对“越某日”的“越”,古注有三说。或释“逾”(蔡沈传),或释“及”(王引之《经传释词》),或释“于”(孔颖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回眸

1999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该报记者李丹撰写的消息《要重视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报道了当年12月11日-12日在北京广播学院所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这次由北京广播学院语言文学部、河南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论《西游记》的滑稽美——猪八戒滑稽形象探析

<正> 古典小说《西游记》“每杂解颐之言”(鲁迅语)、“逸趣横生”(郑振铎语)、通体一致地保持着它的基本美学风格——喜剧美,这是作者吴承恩“善谐剧”的禀性在创作中的鲜明表现。《西游记》问世四百年来,之所以吸引、征服了无数读者,并且驰誉全球,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喜剧美的魅力。著名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得好:“在世界文学中,《西游记》是最有趣的小说之一,应该让世人共同欣赏。”《西游记》同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喜剧作品相比,确实是毫无愧色的。本文探讨《西游记》喜剧美的重要一支——滑稽美,余项幽默美、讽刺美,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新树兰蕙葩

新树兰葱葩①杂用杜衡草②。 终朝采其华,日暮不盈饱③。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馨香易悄歇,繁华会枯搞④。 怅望何所言,临风送怀饱。 【说明】 这首诗写游子怀念在故乡的“所思”,先说采摘美花香草,终日不盈抱,欲有所赠;次说“所思”在远道;然后以馨香易歇、繁花易搞作比,发抒青春不能久保的感慨。 【注释】①蕙(hui会):多年生草本植物,有香味。葩(pa趴):花。②杜蓄(hong衡):香草名,可供药用,即土细率。③终朝:或作“崇朝”,指从天明到早饭时一段时间。这两句本于《诗经·采绿》“终朝 采绿,不盈一掬”和《诗经·卷耳》“采采卷耳,不盈…     

辨“欇”、“(聶木)”——《辞源》修订琐记之三

单字“欇”与迭字“欇欇”应有别;“欇”与“(聶木)”形略异而实为一字。“欇”字单用,指虎櫐,即紫藤。详见《尔雅·释木》及清郝懿行《义疏》。这里不必细说。又,《尔雅·释木》说:“枫,欇欇?薄端滴摹吩蛟?“枫,木也。厚叶,弱枝,善摇。一名(聶木)。”二书说法有些不同:一,前者为迭字,后者为单字;二,前者意符在左,后者在下。”清钮树玉说:《说文系传》作“一名欇”,《韵会》重一欇字,盖本《尔雅·释木》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屈赋楚简补证

在充分运用近年出土的楚简、汉简等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对《楚辞》文献中某些疑难问题,如《离骚》“帝高阳”、“三后”、“謇謇”、《九歌》“成堂”、《悲回风》“居戚戚”等作了比较详尽的补证,以做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有关出土文献的“阅读习惯”问题

出土文献“阅读习惯”是指人们以何种方法和原则释读、释写出土文献。古人在传抄、转写古代文献及异域文献时,多数情况下不会刻意保存文本中的历时、共时差异,但也有少数例外。今天楚地出土的战国简帛文献中,偶尔可见早期文字的孑遗,有的抄本还具有明显的齐鲁系或晋系文字特点。以上特点,基本反映了古人的“阅读习惯”。今人在释读出土文献时,在“阅读习惯”上往往存在“趋同”与“立异”两种倾向。所谓“趋同”就是把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意义不同之处说成是相同的,所谓“立异”则与“趋同”正相反。这两种倾向集中体现在对通假关系、通假尺度的理解和把握上。过去普遍认为在释读出土文献时国内学术界易于“趋同”,而国外汉学界易于“立异”,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客观的。科学的古文字学分析以及对相关文义的准确理解,是正确选择通假关系的重要基础。只有正确认识和理解文本抄写时代的文字形体及用字习惯,才能处理好出土文献“阅读习惯”问题。     

德行名言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贪以亡其身。 ——【汉代】刘向《说苑·谈丛》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其必养其心。 ——【明代】王守仁《传习录上》     

评荣新江《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

<正>敦煌和西域是荣新江先生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近年他不断推出文书资料的整理辑录著作,20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就是最新的一部。此前荣新江先生还主编出版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与李肖、孟宪实合编,中华书局,2008年)、《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与王振芬、孟宪实合编,中华书局,2020年)、《龟兹石窟题记》(与赵莉合编,中西书局,2020年)、《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与史睿合编,中华书局,2021年)。     

论晚明清初小说理论中的“情”

“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公孙尼子《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这是最早以“情”解释文艺的本原的说法,《诗大序》表述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又是文艺批评的尺度之一: “丽靡过美,则于情相悖。”(挚虞《文章流别论》)“情”也用来概括文学的基本内容,《文心雕龙》“情采”篇就以“情”指内容,“采”指形式。由“情”,还生发出“情性”、“情志”、“情兴”,“情致”、“情趣”、“情境”等一系列概念。     

《尚书》的德治思想

《尚书》(简称《书》)共25700字。德字出现223次,民字出现274次,奴字仅见于《泰誓下》“囚奴正士”一次。可见当时社会对德很重视,平民占社会成员的绝大部分,奴隶则微乎其微。《书》中德字频繁出现,凡说到开国首领治安之道与王朝丧亡,无不突出德的作用。如说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则分别有“克明俊德”、“玄德升闻”、“黎民繁德”、“咸有一德”、“克明德慎罚”、“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尧典》、《舜典》《大禹漠》《咸有一德》《康诰》《立政》)。说桀纣丧亡,则有“有夏昏德”、“秽德彰闻”(《仲虺之诰》、《泰誓中》)…     

“异乎三子者之撰”集讼拾得

《论语·先进》“异乎三子者之撰”中“撰”字的训释,由来各异。郑玄释为“善”;孔安国释为“才具”(王力《古代汉语》同);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撰,述”。这三种有代表性的诠释,皆值得商榷:“善”作为道德观念,在这里不应有“异”可言,且说“不同于……之善”,也不合语法逻辑。故郑说失之。通观前文,“三子者之撰”实指三子之志向(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主此说),并非其才具。所以训“撰”以“才具”颇嫌牵强。朱东润训撰以述,殊不知“撰”单用当“述”讲是用于“属辞纪事”的(先秦尚无此用例),即从手写而非从口说的,所以其解亦难成立。     

如何评价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学理论?

中国现代美学诞生于本世纪初。其代表人物,首推王国维,次举蔡元培,他们是奠基人。王国维(1877—1927)作为中国近、现代交替期间的著名学者,主要成就是在史学方面,但在美学上也有很大功绩和特殊贡献。1901年至1912年期间,他写了不少哲学与美学方面的专门著作。如《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1902)、《红楼梦评论》(1902)、《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古雅在美学上之地位》(1907)、《人间嗜好的研究》(1907)、《人间词话》(1908)、《宋元戏曲考》(1912)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美学理论与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揉合成一套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游戏说”、“天才说”、“解脱说”、“古雅说”、“眩惑说”、“境界说”等一系列观点,为中国现代美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特别是“境界说”在我国美学界和文艺评论界的影响深远,至今仍是我们评论文艺作品、进行文艺欣赏的审美标准之一。     

帛书《要》与《墨子》称说“尚书”意旨新探——兼与郭沂、廖名春诸学者商榷

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