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河之役原因初探

北宋王朝在神宗以前一直对河西、河湟吐蕃诸部采取笼络、联盟之策,以期达到“联蕃抗夏”的目的。然而,在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宋朝却对河陇吐蕃诸部发动了一场民族征服战争——熙河之役。之后,宋朝控制了原来古渭以西的“化外”之地,在熙、河、洮、岷、宕六州之地设置郡县,史称熙河开边。从而     

河湟“花儿”的民族特征及其传承

河湟“花儿”以其古朴原始的风貌，体现了青海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特征和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生态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河湟“花儿”艺术积淀厚重，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凝聚着青海各民族群众的理想与感情，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应加大对河湟“花儿”传承与保护的力度，使之成为西部民歌中的标志性艺术精品。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民族关系研究——以青海河湟地区为例

［摘要］本文立足于青海河湟地区自古以来形成的多民族杂居、多种文化现象并存的实际,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及田野调查情况,着重从语言、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族际通婚和经济交往等方面,分析并论述河湟地区各民族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和谐的民族关系,探寻其兼容并包、寻求共识、共生共荣的民族关系发展特点及原因,从而为我国建构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一个良好的范例。     

略论宋神宗时期西北开发中的文化因素

北宋神宗时期,在王安石变法的推动下,变法派展开了一系列开拓边疆的军事活动,成为变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王韶开拓熙河,由于提出复河湟、灭西夏的重要主张而受到有着同样愿望的宋神宗和为振兴国势、力行变法的王安石的高度重视。因而,从军事行动的顺利推进到战后熙河地区的开发建设,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宋王朝的大力支持。宋王朝在西北地区不单注重对经济领域的开发,而且注重对蕃部少数民族智力资源的开发及中原封建文化、科技的传播,并成为当时的一个突出特征。     

完善城市民族区民族政策的建议——以河南省三个城市回族区为例

城市民族区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开封市顺河回族区、洛阳市渥河回族区进行田野考察，剖析城市民族区民族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调整完善、创新民族区政策的对策和建议，使城市民族区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为城市民族区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以寿龄为人名看明清时期河湟民族融合

以寿龄为人名是明清河湟地区各民族中流行的独特习俗。这种习俗主要受蒙古族以及西域民族的影响,其中尤以蒙古族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河湟地区,这个看似再平常不过的习俗却折射出丰富的历史,它不仅涉及到蒙古族、古代西域民族和女真族等众多民族的风俗,而且还展现了极为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河湟地区的社会及风土人情提供了鲜活的社会档案。     

历史上河湟地区回汉民族的社会交往

历史上由于河湟地区回汉民族在居住空间上的杂居特点，因而使回汉两族在文化、经济等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从而使回汉民族不仅在思想文化上有许多共通之处，而且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形成了一种比较亲密的主流关系。回汉关系是我国民族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族际关系。探讨这一关系形成的原因及特点，不仅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稳定边疆，而且对各民族共同发展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明代河洮岷的地位及其三杰

河洮岷,是历尽沧桑的战略要冲。 在我国大西北,河洮岷与湟中并列,都属于战略要冲。随着时代的推移,它们各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的重点,各在民族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河洮岷地区,简言之,就是明初河州卫所辖的河、洮、岷地区,它包括洮河、大夏河、白龙江上游及西抵河曲一带的地区,是我国大西北的兼绾甘青川三省边区的枢纽,是以洮岷道为动脉,东下三陇,南通益州,北控河湟,西蔽河源的要冲。早在公元前,我国羌人就在这里劳动生产,并与各民族相互往来。一部《西羌传》就反映着诸羌诸戎凭借这个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和西汉政府斗争与联合的史实。洮岷地区的18大戎区(rongchenbcobrayad)是否就是古代戎人发祥地之一,尚不能完全肯定。但拥有“胜兵十余万”的钟羌等,是洮     

试论北宋在西蕃地区的屯田

熙河、河湟之役后,北宋攻占了熙、河、洮、岷、叠、宕、湟、鄯、鄜等州,为了稳定蕃部,巩固边防,解决兵饷,北宋在新复地区置州军、动甲兵、开营田,展开了全面经营.本文就北宋在西蕃地区的屯田作一论述.一公元842年,朗达磨赞普被弑,吐蕃王朝崩溃.原驻守在河陇一带的吐蕃军队以及随军     

观念与方法：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理性阐释二题

对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观念的强化及方法的运用两个问题进行了学理性探讨；阐明了强化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观念，必须与文化对话意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学学科意识相关联；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表明了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要采用跨文化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释爨及西爨白蛮

本文依据古籍文献及碑碣资料,对历史上南中大姓的主要代表爨氏家族的历史源流作了全新的考证,并对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中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黄花”=“yellow flowers”?——从一例中诗英译看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必要性

互文性理论是西方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中的一种。该理论认为所有的意指系统都是对先前的意指系统的转换 ,文学作品总是与其他作品乃至整个语言文化体系相互关联、交织 ,对任何文学文本的释义总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其互文关系的基础之上。本文拟从一例中诗英译来具体分析译者在识别与传译原文中的互文关系时的一些得失 ,以进一步论证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必要性。     

孔子"礼""命""仁"概念及其意义

"礼"命"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概念,"仁"和"礼"之间是双向互含的关系,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命"是仁礼能否合一的关键.孔子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立足于仁,着眼于礼,礼是一种手段,仁礼合一是一种最高境界."仁"礼"命"的关系影响了儒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     

论含混与不确定性

“含混”与“不确定性”同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批评术语，都指意义的难以确定性，二者都和语境有关，在方法上都采用关注语言细节的“细读法”。然而，由于它们分别隶属于新批评和后结构主义，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首先，产生含混的语境是饱和的、可穷尽的，而产生不确定性的语境则是非饱和的、不可穷尽的；其次，从含混到不确定性是批评重心从文本向读者的转向。     

论"文字"的本称是"书""契"

汉民族文字,即汉字,这一称谓毋庸置疑。但是,汉字在其初造的时候,是不是就叫“文”、“字”?抑或是其他称谓?试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角度论证汉字的最早称谓应是“书”、“契”,而“文”、“字”是后来的假借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