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阿伯拉尔的“唯情”论与陆机的“缘情”说

没有感情,便没有诗,便没有文学。感情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重要特征。较早明确认识到诗(文学)的这一特征的,在中国美学史上,当推陆机,在西方美学史上,当推阿伯拉尔。阿伯拉尔(Abelardus,1079—1142年)是中世纪最有名的法国经院学者,出身于名门望族,后来自愿放弃父亲的遗产,投身经院,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阿伯拉尔生活的年代,欧洲封建社会已经历了六百年的历史,神学权威已牢固地树立起来。而他的哲学著作《神学引论》、《辩证法》、《哲学对话集》、《是与非》等,却充满了反叛神学权威的自由精神,遂招致宗教狂的迫害,被宣布为“异端”。阿伯拉尔本人则被迫四处流浪,过着极不安稳的生活。     

闻一多的"诗缘情"论

闻一多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诗缘情”理论,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都是诗歌表现的范围,认为“哀艳”是诗歌情感的基调。他对“情”进行层级分析,指出不包含理性判断的男女之情是诗歌中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反对专凭灵感作诗,主张在创作中“节情”。把文学当成神圣的理想和事业用心经营是闻一多“诗缘情”理论的基础。闻一多的“诗缘情”为新诗向诗的回归指出了一条道路,是我国现代诗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     

论汉晋间“诗缘事”说的形成与消解

两汉诗论家在对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民歌的总结中提出了"诗缘事"说,强调诗歌的叙事功能,并在汉魏之际成为有影响力的诗学主张。但在魏晋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缘事"说不断消解,"诗缘情"的诗学观念逐渐形成,伴随着创作实践和文论建构同步繁荣,最终形成了中国诗歌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的特征。     

从“缘事”到“缘情”——论“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从《诗经》开始,宴饮诗在中国诗坛上就占有一席之地。宴饮诗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社会上君臣亲朋之间宴饮风气盛行的结果,而且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宴饮诗在其发展历程中,于汉魏之际有一巨大的转折,即由“缘事”到“缘情”,这一转折,可以“三曹”的宴飨之作为代表。本文即探讨“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爱流涌动——以《再顾已倾城》为例兼论“诗缘情”

诗缘情是当代诗学界提倡的一种创作理念,也是诗歌创作发展的必然。该文着重谈了中国诗歌由诗言志到诗缘情发展演变过程;以《再顾已倾城》为例,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做到既言志又缘情的。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说美学探幽

鲁迅曾认为,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那么是否可以说,陆机的《文赋》,乃是这一自觉时代的先声?作者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这一重大美学命题,继承发展了秦汉诗歌音乐美学思想,对文学尤其诗歌的特质,作了剀切腠理的精辟概括。本文拟就其中的美学意蕴,予以深刻阐述,以证其对诗歌理论乃至整个文艺美学的特出贡献。     

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

晋代陆机的《文賦》,是我国文艺理論批評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而《文賦》中的重要論点,应当首先数到“緣情綺靡”一說。可是,“緣情綺靡”四个字的确解到底如何?看上去,似乎不复杂;稍一追求,則問題就很多了。大約从唐代开始,人們对这四个字就有了誤会、錯解。这种誤会、錯解,在詩坛上起了     

论汉儒以“兴”说诗

<正> 汉儒说诗,标举兴体,但所言之兴,是解诗的方法,与春秋赋诗方法的兴名同而实异。由于不明白这一区别,使一些人的解释持论不当,无端地生出不少歧义,造成许多缠夹,从古至今,聚讼纷纭。本文试对汉儒说诗方法的兴的内涵及其成因做一些新的探讨,以正其误。毛诗标兴在《诗经》里,毛传明确标为兴诗的116篇(国风72、小雅38、大雅4、颂2),占38%。毛传对所标之兴的含义及标兴的标准未做解释,我们只能就毛传解诗的实例加以推论。     

《文赋》的缘情说与《舞论》的情味论——中印早期诗学“情论”比较研究

东汉至魏晋时期,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士人、市民阶层的崛起促使文学转向对情的关注。《文赋》和《舞论》作为中印早期诗学的代表作,其中缘情说与情味论的提出不仅对情这一美学范畴进行了细致分析和论证,建构起缜密逻辑的情论体系,而且提升了对人的主体性关注度,通过比较分析更能从不同方面激发情论的活力与生命力。     

“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本体论阐释及其诠释学意义

“诗缘情而绮靡”的完整表达体现了这个诗学命题的本体论性质,只有在诗歌创作和理解语境的转变中才能把握这个命题的历史出场的重要性,分析其与“诗言志”的根本差异,且只有从本体论上理解和阐释才能深入把握这个命题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义。它从本体论上提出了“诗言说什么”“诗缘什么情”“诗怎样缘情”“诗如何绮靡”等问题,从而升华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理论意义的诗学命题。“诗缘情而绮靡”具有重要的诠释学意义,从本体论诠释学角度看,它体现了诗歌的自律性与表现性的统一、时间性与事件性的统一、情感性与语言性的统一。     

从缘情到言志 由类型化到个性化──论苏轼“以诗为词”的意义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词的评论。陈师道（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据说东坡曾以所作小词示晁补之和张来，问“何如少游？”两人都回答说：“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①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以上说法尽管褒中不乏贬词，但它表明词至苏武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即词的诗化倾向。对此，刘熙载（艺概）卷四说得较为具体：“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人，无事不可言也。”吴熊和先生说得更为直接明了：“凡可人诗的，亦以人词…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流变

中国古典诗学经过数千年的艺术积淀,已形成一套稳定而成熟的艺术形式,审美形态及具体的操作规范,进而在诗人的内在气质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创作心态、观照视角及写作惯势.这种美学风范已形成一种潜在的艺术气质浸入历代诗人的血液.同样,古典诗学作为一种顽健的文化因素亦影响着,甚至制约着中国新诗的草创者们.因此,将"言志"与"缘情"置于意识形态/艺术本体,与外在功利宣传的载体/内在情感表达的物化形式,这两种理念上去阐释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将会为梳理中国现代诗歌史提供新的观照视角.     

跟“负心情”说拜拜

在日常生活中,人不可能天天都心情阳光。遇到"负心情"侵扰时,如果不及时排解,会给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甚至健康带来影响。那么,该如何正确排解和摆脱生活中的"负心情"呢?走动心情不佳、郁闷烦躁时,不妨走出家门,探访久违的老朋友,到亲戚家小住几日,到名山大川玩一玩,到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走一走。通过转     

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

钟喇诗品》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 春官》记载,“督檬”的职责如下:“掌播釜、祝、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 cj赋。”诗品》各 敌、垠、萧、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种版本,或作“故诗有六<肾’。其实,钟峪在 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又一《序》的下文即说“弘斯_二义,酌而用之”。明说 次讲到“六诗”。可是,到了《毛诗序》,却径改是“三义”,上文怎么会说成“六义”呢?《诗“六诗”作“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品》明代刊本《夷门广砌、清刊本《砚本偶钞》二门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均…     

陶渊明诗“忧愤”说辨析

关于陶诗的风格,历代皆相推许“平淡”与“豪放”.但除此之外,“忧愤”亦是陶诗中的重要内容,它缘于诗人的“忧生之嗟”和“于世未忘情”,而陶渊明常以议论的手法来表达其“忧愤”之情.而在这三种诗风之间,“忧愤”是现实苦难带给诗人的感受,“豪放”是诗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平淡”则是诗人以审美的眼光品味苦难中的甘甜.它们相互渗透与交织,显示出陶渊明诗歌风格的多样性.陶渊明凭借着自由的意志,占据着精神的高度,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这也正是陶诗美学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