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说美学探幽

鲁迅曾认为,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那么是否可以说,陆机的《文赋》,乃是这一自觉时代的先声?作者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这一重大美学命题,继承发展了秦汉诗歌音乐美学思想,对文学尤其诗歌的特质,作了剀切腠理的精辟概括。本文拟就其中的美学意蕴,予以深刻阐述,以证其对诗歌理论乃至整个文艺美学的特出贡献。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情感——文学之生命

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没有情感便没有文学,便没有文学创作。文学以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人是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形象的主体就是人。以人为主体的文学必然要表现出入的思想、道德、情感等社会因素。然而,与文学所表现的其它因素相比较,情感因素占有重要地位。其意义就在于,情感赋予文学作品以生命。这种观点,早已有之。严羽曾提出:“诗者,吟咏情性也。”(《沧浪诗话》)白居易虽看重诗的说理教化,但他也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情”看作诗之根本。列夫·托尔斯泰也曾说:“没有感情,没有传达这种感情所产生的感染力量,便没有艺术。”(《论艺术》)当然,把情感说成是文学唯一的表现对象,未免失之极端,但对文学来说,情感确实是它主要的、不可缺少的表现要素。文学必须表现情感,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葛洪的文学接受理论试探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魏晋的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在我看来,鲁迅先生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既包括文学创作的自觉,也包括文学接受的自觉。在魏晋文学接受自觉的历史潮流中,葛洪的文学接受理论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本文主要依据葛洪所著《抱朴子》一书,对葛洪的文学接受思想作一初步的梳理和总结,并揭橥葛洪的文学接受理论在魏晋之际的文学接受理论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特殊的位置。 一、“华章藻蔚,非瞍所玩”──关于文学接受的能力 在魏晋文学理论批评家中,较早对读者的文学接受能力提出比较系统的要求的当数葛洪： 华章藻…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     

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一、关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周汝昌先生《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说:“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他举出陆机《叹逝赋》、《思归赋》中的例子,证明“缘情”的情与“闲情”、“艳情”、“色情”等并无干涉。其说至当。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缘情”一语是当时人常用之语,并非陆机独创。如潘岳《悼亡赋》:“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意思是,曾听说为妻子服丧礼,服制虽重而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方知其服制之所以重,乃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按儒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

就文学史的宏观演变而言,中国文学大体发生过三次自觉--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盛唐文学的自觉、盛宋文学的自觉,它们都是针对一个漫长时代的不自觉而发生的文学飞跃.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自觉,其重要标志是一变两汉空泛言志而形成以穷情写物为诗歌美学风范的五言诗体制,它标志了中国文学从两汉时代的政治附庸走向了自由的、缘情的、审美的文学.其中又经历了三个阶段:曹操孤明先发的探索;曹丕率领建安六子等诗人的群体自觉写作;曹植和甄氏五言诗传达出的深邃恋情及其所具有的人性觉醒的意义. "魏晋文学自觉"的提法,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建安曹魏文学自觉",这次文学自觉的内涵,也应该是以文学本体为中心的系统的自觉,而非仅仅是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自觉.     

古典和谐美的理想与中国古代艺术的模式

一古典主义的美学和艺术,总是把再现和表现朴素和谐地结合起来,在表现艺术中有丰富的再现、摹拟、写实的因素,在再现艺术中有浓重的主观、表情、写意的成分,再现和表现如胶似漆地纠缠在一起,不象近代艺术和美学那样,把二者分化出比较纯粹的表现艺术(如音乐)和比较纯粹的再现艺术(如绘画)。这是由古典艺术和美学共同的和谐美的本质所决定的。苏东坡曾说过:“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志林》)。其实不止王维如此,应该说整个中国古典的艺术和美学的基本特点也是如此。正如张舜民所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画墁集·跋百之诗画》):叶燮说:“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者,天地无色之画”(《己畦文集》)。诗和画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     

“踏歌”臆解

唐代是我国文学全面发展的时代。其中尤以诗为大国。唐诗艺术之精姑不论,仅其内容之浩翰,足令人叹为观止。这也为后人洞悉唐代社会风貌提供了取之无竭的源泉。诗歌是艺术,它与音乐、舞蹈、戏曲从一诞生起就结合在一起。因此,要研究唐代的戏曲,也就不能不特别地留意唐诗了。 本文仅就李白《赠汪伦》中之“踏歌”,略申其与歌舞、戏曲之缘,以就正于方家。 《赠汪伦》写于天宝十四年乙未(755)。时李白五十五岁,诗曰: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诗晓畅明白,故历来注本诠释其意者甚少。关于“踏歌”,清王琦《李太白全集》作了说明:     

《五经正义》诗学思想简论

汉儒说诗,以＂诗言志＂为论家之纲领,虽魏晋之时,另生＂缘情＂之说,然＂以志节情＂为谈艺之准绳,持而难改,贞观史家之诗论,亦大体准此,而孔颖达论诗能出新意。＂诗缘情＂、以＂象＂为体、兴必取＂象＂、三体三用与三用重＂赋＂等论诗之说,于有唐文学影响甚巨。     

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

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李文初我国历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究竟始于何时？这个问题，自鲁迅先生标举“魏晋”说之后①，学术界少有异议。这种共识大约维持了６０年，至９０年代初才有另立新说的尝试。有人把这一开端从魏晋推前至汉代，然而，...     

简论胡应麟《诗薮》的诗歌理论

胡应(?)《诗薮》的诗歌理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一、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诗薮》关于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论述表现于诗歌兴衰同时代的关系、诗歌本身的自觉过程两个方面。注重文学及文学理论与社会、时代的密切联系,是中国文论的传统特点。刘勰早就提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①     

从萧萧肃肃到超凡入圣——兼论嵇康《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的时代性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大爆发时代,鲁迅曾将它称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作为音乐上“自觉时代”代表的嵇康,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毋容置疑.嵇康的独特魅力不仅体现”俊才””奇才”的高深造诣,而且还体现后世文士的广泛景仰.嵇康生活在错综复杂矛盾激化的魏晋时代,从独尊儒术到清净无为.,文艺美学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代表了魏晋时期音乐艺术由传统儒家功利审美态度转向崇尚自然,注重个人情感体验及尊重艺术特殊规律的审美倾向.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汉大赋与建安诗歌

汉魏文人认为诗、赋本为一源 ,赋流出于诗。汉大赋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十分密切 ,建安文人对于汉大赋是十分仰慕和推崇的 ;建安诗歌在内容、艺术、诗体三方面深受大赋的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质 ;建安诗人在审美情趣上也与两汉赋家一以贯之 ,《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说就明显受两汉审美观念影响 ,因此不应被认作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     

《文心雕龙·明诗》篇新探

《文心雕龙·明诗》篇是刘勰关于诗歌创作的专论,它比较具体地评论了从先秦到魏晋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关于诗歌创作的一些理论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作一点探讨。一在《明诗》篇,刘勰论诗,首先提出“诗言志”的问题。他说:“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有的同志据此而得出结论说,刘勰提出“诗言志”的主张,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和缘情一派成了对立面。清汪师韩则提出相反的看法,他在《诗学纂闻》中说:“刘彦和明诗亦曰:‘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以绮丽说诗,后之君子斥为不知理义之     

试论萧纲的诗学思想

萧纲的诗学思想主要呈现四个矛盾的方面：一是在对待《诗经》传统上的矛盾。二是理论上的诗美标准和实际创作之间的矛盾。三是“立身”与“文章”之间的矛盾。四是诗技论和诗缘情论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思想体现了中国诗歌在逐渐走向形式自觉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释“缘情绮靡”——兼论传统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后世反应不一。本文认为,“缘情”说本由“诗言志”的传统演化而来,但已从政教本位转向情感本位,从而引起两说之间的分流与撞击,共同组建成诗歌生命内核中的张力结构。“绮靡”本义亦只是表示文辞精美,归结到“缘情”上,意味着它已成为诗歌内在生命情趣赖以呈现的审美形态。“缘情绮靡”的诗学命题逐渐泛化为各类文章的普遍性规定,“情采”一语即其概括,而这一规定性又恰好构成古代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可借以会通古今文学观念并开展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