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详注》与《读杜诗说》叶音考辨

本文分析了清人施鸿保《读杜诗说》针对仇兆鳌《杜诗详注》叶音改读的十余条考辨,指出《杜诗详注》多用叶音改易平仄以就律,一方面导致注音错误颇多,另一方面导致其所注"一作某"往往无本可据,徒增分歧。     

唐玄宗《孝经御注》的内容特点--兼与郑注、孔传比较

唐玄宗《孝经御注》是唐以后中国历史上最通行的《孝经》注本。与玄宗时代以前最流行、最权威的《孝经郑氏解》、《古文孝经孔传》相比较,玄宗《御注》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行文风格精练、平实、明白易懂;在学术质量上,博采前代旧注之长,超拔众家;在思想内容上,紧密联系现实,充分贯彻教化天下的精神。这些特点是玄宗《御注》能取代往代一切旧注,成为后世最主要《孝经》注本的重要原因。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

《三国志》裴注的史料价值超过陈寿《三国志》本身,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其所以如此,在于裴注引书甚丰。因而研究裴注引书问题者不少,主要有赵翼、钱大昕、沈家本与王祖彝诸家。然而,赵、钱、沈、王四家之说,差异颇大,以致后之学者,各承一说,言人人殊。本文试图考察赵、钱、沈、王四家差别的具体表现及其造成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裴注引书目为258种,分别指出其中四家均未著录者36种,各家所著录但互差异者15种及存疑待考者16种,最后列出裴注引书目表及裴注所引书目存疑表,以供参考。     

《钱注杜诗》诠释方法略论

《钱注杜诗》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力作,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对杜诗做了深刻诠释,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解释方法的新领域,但历来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钱注中的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钱注杜诗》的价值,从而揭示它在杜诗学中的重要地位。     

杜诗学史中的《钱注杜诗》 ——钱谦益笺注杜诗的缘起

钱谦益推崇杜甫,将其学习心得陆续写成《读杜小笺二笺》,辑入《初学集》。明清易代后,嘱托来家坐馆的朱鹤龄补续成书,朱氏却增删内容,失其笺诗微旨,引起注杜之争,二人交恶。这促成《钱注杜诗》知人论世,精审周详,富有以史证诗的鲜明特色,并对宋以来杜诗学中曲解和附会杜诗,产生拨乱反正之功,为影响极大的杜诗注本之一。     

仇注杜诗《秋兴八首》四句分截说析论

仇兆鳌在注杜甫的《秋兴八首》时,特别标明此八首诗章法都是从四句分截,甚至认为在杜甫一百五十多首七律诗中,四句分截的占了七成,但这种分法与不少元、明、清杜诗注评家的见解大相径庭。文章先引述仇兆鳌注杜甫七律时有关四句分截的说法,以见其理论根据。然后配合《秋兴八首》的内容和元、明、清杜诗注评家的见解,与仇注比照参看,对每首的章法逐一进行分析,并做出判断。最后综观以上部分的析论,归纳此组杜诗的章法共同点,并对仇注杜诗四句分截说做出客观的评价,得出与仇氏截然不同的结论,厘清了《秋兴八首》的分截特点。     

《三国志》"臣松之"注例研究

本文主要对《三国志》裴氏“臣松之”注例进行研究,梳理出十八种形式,反映裴松之注书的灵活。另对前人讥评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等不当之论提出批驳,并揭橥裴氏“臣松之”注例具有折中异载、疑者存疑、以“理”之违合评论史实史料的特色,故裴松之对完善《三国志》和复原三国历史全貌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张湛《列子注》玄学论略

张湛《列子注》是东晋玄学的代表之作,是何晏、王弼以来玄学的进一步发展。张湛《列子注》在自然观上以“至虚”为宗,进一步辨析了“有”与“无”的关系;在人生观上主张顺应自然、追求超脱,反对穷奢极欲;在政治观上主张调和儒道、追求和谐,反对把名教和自然彻底对立。张湛玄学的归宿和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因此而独步当时,并在玄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     

杜诗仇注献疑

杜甫的诗歌,自宋至清,注家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援据繁富,而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要,可资考证者为多。”然洋洋巨著,疏漏之处,实亦难免。后出的注本如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对仇注均作过补充和纠正。清人施洪保所著《读杜诗说》驳难仇注,不遗余力,其中     

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音注补苴

宋跋本王仁《刊谬补缺切韵》是现今最为完整且最接近《切韵》原貌的修订本,简称《王三》。《王三》音注对考察陆法言《切韵》原书相当重要。文章参考不同版本及相同或相近时期的不同韵书,试图对音注中的疑难作出解释,并对漏注情况进行补充。     

宋代杜诗的辑佚

杜甫的原集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已散佚,宋代"二王"本<杜工部集>是杜甫诗文集的第一个定本.宋人在"二王"本的基础上陆续对杜诗进行拾遗补缺,共得佚诗46首.今存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与文献记载中的"二王"原刻本在诗歌数量上有抵牾不合之处,即前者较后者多收诗歌5首.宋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注本所收杜诗的数量不尽相同,本文对宋代各种集注本所收之杜诗进行了准确的数量统计与评述.     

宋代诗话家对杜甫诗歌经典化路径的拓展

中国古代诗话具有开辟和拓展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要功能。有宋一代,品评杜诗成为一种主流学术传统,文人士大夫以"诗话"为载体,论说老杜人品,漫谈读杜感悟,撷取杜诗精华,交流学杜心得,对于提高士人群体感知和欣赏杜诗的整体水平,加速杜诗经典化历史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诗学家通过多种努力,例如强调杜诗为唐诗"第一"的卓越成就,推崇杜甫为诗中圣人,对其艺术特色进行细致而精妙的评点,确立了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论《诗林广记》对宋诗宋注的摘引

蔡正孙《诗林广记》大量摘引宋诗宋注,并通过"《诗注》云"、"注者《诗注》云"、"注者云"、"直引不标注"四种不同的摘引方式,表达了对宋诗宋注一分为三的态度:纯粹的诗注、诗注的诗话化以及可以共享的知识。究其原因,宋诗宋注的繁荣与释评兼备的注释特点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而蔡正孙对宋诗、宋注的重视以及《诗林广记》体例上的创新则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合理的保证与必要的条件。     

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百年杜甫研究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无疑,改革开放之后是杜甫研究的高潮期与高峰期,成绩斐然。百年杜甫研究的成绩概而言之有:杜诗文献、文本及杜甫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杜甫生平、思想、个性及人格研究;杜诗艺术研究;杜甫文学思想与诗学理论批评研究;杜甫对前朝文学文化的学习、继承、评述及后世对其诗歌的接受、传播以及杜诗鉴赏、普及、传承研究;比较研究;域外杜甫、杜诗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文化研究;杜学与杜诗学的建构;各类研究综述、概述;有关杜甫研究的团队、平台、阵地建设。百年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重复研究是主要不足之处。需要拓展的方面:一是大量宋元明清杜诗笺注、笺释等文献的整理;二是大量宋元明清杜甫及其诗歌的诗话类、笔记类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大量域外杜甫研究的梳理;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五是大众化视野下的杜甫文化与杜甫精神的普及传承弘扬。     

“和莺吹折数枝花”考识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如何在学习继承唐诗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创造,是有宋一代有识之士的共识.王禹偁作为宋代诗文革新的先驱,其《春日杂兴》透露了个中玄秘,宗杜学杜又能融入己意,加以变化,最终追求自成一家,是其纵横两宋、影响颇大的主要原因.     

胡应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明末宗宋诗风

一般认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尊唐诎宋,而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进一步,全盘否定了宋诗。实际上,胡应麟基于其盛衰相继的诗史观点,认为“衰世”也蕴含了勃发的生机,对宋诗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对宋诗的代表黄庭坚诗歌也多有论评,特别对其学杜与用事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较早地打破了明代对黄庭坚诗歌“缺席审判”的坚冰,直接导引了明末的宗宋诗风。     

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祐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     

关于黄山谷学杜的历史争议及重新认识

杜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最高典范确立于宋代。而在这一典范的确立过程中,黄山谷学杜和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无疑起了巨大作用。但是,在黄山谷学杜是否得其精髓这一问题上,历代学者争议颇多,至今未有定论。文章在详细考察历代学者有关论点的基础上指出,面对唐诗这样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宋人必须对诗歌创作的题材、写作方式等进行变革,这才符合中国诗歌发展递嬗的规律。从这一角度出发,应该对黄山谷学杜的功绩予以确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黄庭坚是诗歌史上学杜得其精髓的重要诗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