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方言探秘之七：误传传出“马老子”

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中。可能都历史地、程度不同地存在过书面语与口语相脱节的现象，但如中国文言这种高耸入云的象牙塔，却恐怕并不多见：而中国人对象牙塔的那种忍耐，便更是少有的持久。但是反过来想，任何一种语言。其书写功能与口语功能本身就分属不同的范畴，任何时候。两者都不可能有完全的统一，即便在当今的网络时代，网民们以文代话，进行交流，     

徽州方言探秘之六：“囡”与“囝”的应用空间

研究方言的姜亮夫先生说：“今江浙亦谓小儿为鹿,俗造囡为之”。这个判断大体上是不错的。而且这个“囡”字俗造的时间大约就是明代,因为明代万历年间,就曾有顺天举子李鸿在卷子上写了这个“囡”字。而被当时的吏部郎中高桂在皇上面前参了一本。据说调查的结果是认定李鸿写了错别字,但实际上如果仅仅是一个写错别字的问题,     

徽州方言探密之五：对“新妇”的误听和正名

在方言研究中,有人曾将徽州方言划入吴方言的语系,应该承认,吴方言对于徽州方言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其主要表现是徽州方言中有一部分方言词来自于吴方言,如“一滴滴”、“十三点”、“人来风”、“三不时”、“大好佬”、“司伯灵锁”等,估摸能占到徽州方言词汇的5％至10％。然而,善于吸纳、消化和改造其他徽州方言词.     

徽州方言探密之二：哺乳恩，以“乳娘”尊称祖母

徽州方言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唯此,它才能经千年,转万里,而仍能自成一统,在语音和词汇上保持着它特有的风格和韵味。历史上一代代出外闯世界的徽州人,或是从商,或是行医,或是求学,或是文场弄墨,或是宦海沉浮,其足迹所到之处。一般都能以徽州方言为纽带．结成徽州人的社交圈子、会馆、商号、作坊、家庭,这都是徽州人最容易也最善于构筑的方言领地,一个在外漂泊的徽州人,只要一进入这样的领地,顿时就有归乡的感觉：纯正的方言。纯正的家乡茶和家乡菜,脱口而出的家乡话题……     

徽州方言探密之四：“细”与“小”何处分流

我们在看日本的电视纪录片时,随着其高速列车的行驶,沿途经常有很大很大的汉字“驿”出现在镜头里,特别抢眼;而在中国,无论火车汽车,每到一地,其车站的门上、屋顶上,地名后是一个“站”字：“北京站”、“南京站”、“黄山站”。这个“驿”和“站”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古代,它们是组成一个汉语单词的两个同义词素,这个单词就是“驿站”,它是古代供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更换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     

徽州方言探密之三：官本位，统称祖父为“朝奉”

徽州方言在第一人称代词及对女性长辈称谓词的使用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在这一方面造成了多元的格局。虽之语音上，徽州方言“五里不同音，七里不同调”的现象，就使得有些人对徽州方言的统一性产生了怀疑。事实上，古徽州六县从楚汉的古黟、古歙时期开始，便被共同划定在一个行政区域之内。经过三国阶段的裂县分治，及隋末的割据自保，由鄣郡、丹阳郡、新都郡、新安郡而至歙州．其间虽有大起大落，大分大合，     

徽州方言探密之一：五花八门的第一人称

历史上．屯溪本为休宁县黎阳镇河对面的一个小渔村,但因为它处于休歙盆地的中心,横江率水交汇成浦的东北岸。倚山临水向阳,故而自近代以来日趋发达——由码头、集镇,逐步演变成为皖南徽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山市的中心城区,这样．其居民成分便也有了同步的变化．形成了一个移民的社会,其中最多的自然是“古徽州”六县,即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的移民,     

徽州的“搞”（四）

耘田农夫：几个小鬼蒂帮忙打开，大家望去，只见一色水墨，米一点其它颜色，这就是汪五色的绝活，他搞的画，从来只用墨，墨分五色，所以外号汪五色。说起来也可怜，并非汪老不肯用它色，只因为那时家贫，买不起颜料，只好用墨汁，想不到后来以此成名，索性不画他色了。     

“徽州古村落”诗八首

作家、诗人阮文生日前结集出版诗集《黑白徽州》,给诗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优雅的风。这里选择他写“徽州古村落”的诗八首,以餮读者。——编者     

评“徽州烈妇”之冤死

清朝道光九年（1829）十一月初九日,徽州府绩溪县八都旺川村妇胡坤芳在族人的鼓励下,绝食九日后身死殉夫。当地官绅和朝中胡、曹二姓权贵暨门生属僚。纷纷著文赋诗歌颂,上演了一齿句惨烈的闹剧。     

“徽”与“徽州”

日本学者笠原仲二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中,对“徽”字作了考证。令他大惑不解的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徽”的解释竟然是一块绑腿布。同样存在争议的,是“徽州”这一地名的来历,是宋徽宗要将这个美好的文字赋予歙州这块地方,还是他对于方腊起义之后的这一方土地命名另是深意？     

徽州说鳖：说“新安”

“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 微州，古称“新安”。不少徽州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习惯自称为新安人，如南宋大儒朱熹就自署“新安朱熹”，为著名小说《水浒传》、《金瓶梅》等刻绘插图的微州刻工也多在画面上留下“新安某某”的落款。新安郡，是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设立的，它的前身是汉末三国时孙权所设立的“新都郡”。     

林语堂：又一个把徽州比作“东方瑞士”的人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生前到过欧美几十个国家。1927年1月4日,他在给徽州同乡的一封公开信中写到：“我们徽州。山水秀美,气候温和,人民安居乐业,真可谓世外桃源……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他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     

“徽州”之得名——在纪念徽州得名888周年座谈会上的主题发言

一、徽州得名的时代背景 北宋末年,徽宗、蔡京、童贯一伙贪得无厌,横征暴敛,赋役繁重,“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宣和二年十月初九（公元1120年11月1日）,歙州人方腊率众在睦州青溪县万年乡帮源峒（今浙江淳安西北,另一说起义地点是在歙县七贤村）发动起义。起义迅速向周边地区蔓延。至宣和三年正月（公元1121年1、2月间）,方腊起义军先后攻下六州五十二县,包括今浙江省全境和安徽、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的广大地区。     

闽南方言“流浪记”：以词汇输出为证

闽南方言具有很鲜明的扩散性,除了在粤东、海南、浙南等地扩散之外,还漂洋过海流播到海峡对岸的台湾、琉球地区,也在南洋（东南亚）等地和印尼-马来语交融,并与菲律宾的他加禄语接触,此外,还经由同是闽南语系的潮汕人散播到泰国、缅甸等并进入当地的语言。闽南方言的＂流浪记＂,讲述的就是其在海外的传播和扩散,通过采集外语里的闽南方言借词为例,可以考证两者语言接触的客观存在、主要进程和空间走向。     

四大“瓶颈”困扰：方言类新闻节目热的冷思考

自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成功推出方言新闻节目《阿头说新闻》后,一些地方电视台纷纷效仿。方言类新闻节目受欢迎绝非偶然,新颖的节目形式、未变的民生内容,加上方言说新闻的播报形式是其成功的关键。然而,方言类新闻节目有其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局限性,如存在“话语霸权”、“过分还原生活”、娱乐化和同质化等问题和局限性。     

《徽州风情》之“不吃汪一挑 白走老街这一遭”

汪一挑博客日记选：2007.2.24 今天上午还有两个广州的大学生,抱着一本《大学生旅游圣经》,看见我大声说,找到了,找到了,就是这里,看,不是[汪一挑]吗？原来,她们手捧的书上,有一段关于[汪一挑]的记载,上面还有我的手机号呢!现将原文摘抄如下：在屯溪老街上。晚上一般没什么排挡小吃,不过白天会有一些很有特色的东西出现,最有名的当属汪一挑馄饨和周老记烧饼铺,     

进退之间：从羁縻诚、徽州的变迁看宋朝对诸“蛮”的治理

羁縻诚、徽州初置于五代十国时期,熙宁开边以后,宋朝收复诚、徽州,设置诚州与邵州莳竹县,其后诚州与莳竹县屡有变动,至崇宁年间新立靖州与武冈军,该地区的区划调整大体完成。其间,宋朝政府虽然制定了“详密”的羁縻政策,但治理理念与政策上的摇摆性导致国家在荆湖羁縻地区的开拓进退维谷,具体表现为城寨反复置废,国家“无经久之策”来控驭溪峒地区。直至宋末,靖州与武冈军仍被视为“边鄙”,国家也没有能够从整体上措置溪峒地区的治理问题,以致这些地区“蛮”变不断,始终未能实现“久远得安”。     

“孔子的真精神”系列之八士大夫之道及其当代意义

台湾学者刘述先把儒家分作精神的儒家、政治化的儒家与民间的儒家三类,并分别解释说,精神的儒家是指孔孟、程朱、陆王的大传统;政治化的儒家是由汉代董仲舒、班固以来发展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以三纲五常为主的传统;民间的儒家则是在草根层面依然发生作用的信仰与习惯,如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维持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等等。同很多崇信现代性的当代新儒家一样,     

寻踪之八：“悟本养生”神话的破灭

《重庆社会科学》作为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和出版载体,恪守＂全国视野、重庆个性＂理念,专题策划与深度研究并举,从2010年1月起,新辟独立于学术论文之外的＂寻踪＂板块,围绕公众在一个阶段密切关注的社会文化领域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独立推出系列主题策划,每期一个主题,全面梳理,全景式回放,搭建争鸣、互动平台,并延伸阅读,帮助读者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洞悉历史,熟稔社会,增强文化印记,客观看待和理性评估,进而引领社会文化趋向,引导社会文化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