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中国环境威胁论”话语建构探析

西方媒体对中国环境问题进行负面解读与意识形态化,通过反复报道负面典型事件,引用第三方观点以及采用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建构"中国环境威胁论"话语。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与中国存在意识形态分歧,西方媒体具有营利特性,中西媒介力量结构失衡以及中国环境话语建构的缺位。要消除"中国环境威胁论"话语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国化被动为主动,建构中国环境话语体系,加强环境科学研究,有效提升环境学术话语权,大力发展对外媒体以及改进传播技巧与方式。     

论自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近年来,政府公信力频频受到来自各方力量的影响,而自媒体在信息传播和舆情表达上表现出的惊人爆发力,对政府公信力的维护形成了严峻的考验。自媒体对提升政府公信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鉴于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笔者通过对自媒体传播特性的分析,着重探讨了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带来的挑战和促进作用,并提出自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路径：增强行政透明度;建立即时、有效的多向、多渠道的沟通机制;主动适应并有效运用自媒体;对自媒体舆情加以理性规制和引导;完善法律法规以规范自媒体行为;传统媒体要加强自媒体运用,构建正确的舆论氛围,增强媒体公信力。     

官民信任修复与行政诉讼制度创新——基于心理学视角的考察

行政诉讼的核心功能是修复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代理型合作关系.修复代理型合作关系既需要救济权利,还需要修复信任.修复信任的主要途径是同时进行认知干预和情绪干预.认知干预的主要方法是,在行政诉讼中将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作为共同被告,从而将民众的负面认知归因于违法乱纪的行政公务人员,为政府组织的公信力设立“防火墙”.情绪干预的主要方法是,在行政诉讼中增设赔礼道歉判决作为一种辅助判决方式,以降低受害人的负面情绪水平,为修复信任奠定基础.     

从“以人为本”到政府“公信”--新世纪初政府公信力构建的进路评析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籍自身信用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十六大以来,党在施政理念上强调"以人为本",在执政行为上关注"民生";在绩效上彰显公平正义,施政方略渗透着人文关怀因素,政府公信力得到了有效提升。但由于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党风廉政与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政府公信力也受到了冲击。在新一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中,"改革"成为新的常态,防腐败斗争与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政府公信力的重振业已开启。     

嫉妒心理“逆袭”计划

所有的情绪都是有意义的,引导来访学生去解读情绪并做出有效应对,比单纯压抑情绪更有建设性,有效应对又反过来缓解了不良情绪的困扰。重建合理观念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引导来访者解读嫉妒情绪里"不服输"的信息并激发积极行动。     

顾客无礼行为对服务企业员工反生产行为和个体主动性的影响

文章旨在探讨顾客无礼行为对服务业一线员工负面情绪、员工个体主动性及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借鉴情感事件理论及资源保存理论的研究框架,引入组织支持感与成就动机作为调节变量,建立由顾客无礼行为诱发员工负面情绪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及个体主动性的概念模型.选择国内餐饮行业一线员工为被试,通过两个情景实验进行数据收集.实验一共收集有效数据148份,实验二收集有效数据160份.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双因素方差分析、Bootstrap一系列数据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模型的有效性.研究的结果显示:顾客无礼行为对一线员工的反生产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员工的负面情绪在这两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顾客无礼行为对服务企业一线员工的个体主动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间,员工负面情部分中介了这一影响;服务企业中源自顾客的无礼行为对一线员工负面情绪的影响受到了组织支持感的负向调节;成就动机在员工负面情绪对其自身个体主动性的负面影响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在负面情绪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     

情绪共振视域下微信公众号的正能量传播:理论与实证

微信因具备交互性、非线性、强关系等圈群化传播特征,容易成为热点事件极端信息传播的温床,造成负面情绪的圈群化感染和传播.根据对2019年"国内年度十大社会热点事件"及百度沸点APP发布的"百度国人搜索榜单(年度国内事件)"中排列前5的社会热点事件和政治热点事件的内容分析,研究发现:热点事件中的公众号文章情绪与评论情绪具有一致性,且自媒体公众号呈现的情绪表达一致性高于官方媒体;公众号通过煽情化叙事进行情感动员,表现出明显的煽情倾向;政治类议题中正向表达的公众号文章对激发公众正向情绪有明显影响.因此,本文提出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公众号要打造渗透型圈层传播结构、积极设置正能量议题等传播引导策略.     

2012:百度搜索风云榜的民意解读

在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催化下,"娱乐"精神已经渗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成为在这个多元化时代寻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与百度公司合作完成了基于百度搜索风云榜数据的民意解读报告。报告显示,在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催化下,"娱乐"精神已经渗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     

论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塑造与维系

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低下,已成为影响我国互联网健康发展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传播的即时性、内容的真实性、信息的原创性、媒体的权威性、格调的高雅性影响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提高网络媒体公信力,需要政府、网络媒体、社会和公众共同努力,主要包括:完善管理体制,避免新闻传播中的杂乱无序状态;完善采编制度,加强网站的自律机制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建立专业的采编队伍;健全、完善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提高媒体素养,树立人人都是"把关人"的理念。维系网络媒体公信力必须强化品牌意识,打造品牌栏目,建立品牌网站。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错误信息传播与矫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信息需求倍增且极易形成"情绪共鸣",错误信息也得以借助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文章从(错误)信息获取和传播渠道、个体情绪对接受(错误及矫正)信息的影响,以及如何有效矫正错误信息等几方面展开问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公众主要通过来自主流媒体的官方渠道获取和传播疫情信息,社交媒体受到了年轻人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关注;个体情绪的确会对错误信息的接受产生影响,同时,简单驳斥对于情绪消极的个体来说是最为有效的矫正信息类型,但事实陈述与因果解释则对情绪相对乐观的个体更为有效.因此,来自主流媒体的官方信息需增强对个体的关注,而来自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的客观见解可使社交媒体成为官方信息的重要补充,慈善公益机构需在信息透明的前提下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关爱.     

网络舆情危机的生成与应对

随着网络成为重要的大众媒体,网络舆情也迅猛发展,各种影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负面舆情也日益增多。如果对这些负面舆情不及时、有效地加以管理与引导,就会形成网络舆论危机,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损害政府公信力和形象,增加政府管理难度。网络舆情危机的形成与政府、网络媒体及网民3方均有关：首先,是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网络舆情管理法律体系不完善、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机制不健全有关;其次,是与网络舆情的自由性、快捷性和难控性有关;再次,是与网民参与的主动性、网民舆情的主观性、网民素质的差异性有关。要有效遏制网络舆情危机的产生,首先,政府要加强沟通交流,保障民众话语权;完善网络法制建设,规范网络管理;建立舆情管理机制,有效应对危机舆情;加强舆情应对体系建设。其次,网络媒体应增强危机预警能力、社会责任意识和协调监督作用。最后,网民应将自律与他律统一起来,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了解新闻传播知识,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消费情绪与购后行为的关系研究综述

消费情绪在消费者购后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消费情绪与购后行为的关系就成为众多研究成果的重点。总结这些研究内容,大致有三个研究方向:消费情绪与期望—差异理论;消费情绪与消费者满意;消费情绪与认知理论。第一类研究将二者的关系置于传统的期望—差异理论框架下,可以说是对原有模型的补充和完善;第二类研究是纯粹对消费情绪与满意二者的关系从多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其中负面情绪与满意的关系研究和第一类研究有密切的联系,从负面情绪的起因出发,研究不同起因的负面情绪与满意之间的不同关系,改变了第一类研究“负面情绪导致不满意”这一相对简单的认识;而第三类研究是将消费情绪纳入传统的认知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对以往认知理论的补充。     

社交媒体自我控制对个体情绪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高度普及,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人们进行学习、生活、社交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大众对其依赖程度不言而喻。个体长时间、高强度地使用社交媒体后,开始出现负面的行为倾向及情感体验,从而影响其正常的认知、意志、态度、行为等。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发现,社交媒体不同水平的使用强度会对个体情绪产生不同的作用及影响。基于相关理论和文献,引入自我控制变量,从而探寻社交媒体使用强度及自我控制对个体情绪的影响,找出其中的关联,引导人们提升自我控制能力,减少不必要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进而保持情绪稳定,不受负面情绪困扰。     

自媒体与政府形象之关系研究

公众议程中的属性显要性和客体显要性会影响到公众对客体的评价及行为,同时属性显要性和客体显要性都存在正负之分。反映在自媒体时代下的政府形象塑造中,就会出现自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四种关系,分别为正面媒体传播的政府正面形象、正面媒体传播的政府负面形象、负面媒体传播的政府正面形象以及负面媒体传播的政府负面形象。每种状态中自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特点,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要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追求双赢的理想状态,需要认清自媒体的传播环境、善于利用自媒体、及时了解舆论走向、提升政府自身媒介素养、加强政府与自媒体的合作、提高自媒体及公众媒介素养等。      

“咕咚效应”考验社会定力

<正>在一则寓言故事中,熟透的木瓜"咕咚"一声掉进湖里,结果动物们以讹传讹,变成"咕咚来了"的惊恐。这个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熟悉。最近在成都、广州等地,"砍人"传言引发的"咕咚效应",同样很是值得深思。有心理学者分析,一个传言唬得不少人撒腿就跑,这种行为属于集体无意识恐慌蔓延。恐慌的背后,是焦虑与不安。越是面对负面情绪和消极心态的风浪,越需要有关部门保持定力、镇静施策。不实传言"遇真即化",密织公共安全防护网,用事实击碎传言;迅速提供权     

泛媒化时代编辑"把关人"网络舆论引导策略探析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社会化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传统的"把关人"角色正在发生嬗变,新型网络媒体"把关人"涌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论呈现传播广泛性、衍变突发性和治理复杂性的特征,对编辑的把关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负面网络舆论的诱发,与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分化与情绪宣泄、网络编辑的新闻真实性把关失守和社交媒体的编辑主体意识不强有关.从编辑把关角度而言,网络舆论引导策略至少包括:强化各级编辑把关的主体意识,进行全媒体化过程筛查;严守内容把关职责,创新审核筛查机制;把握媒介融合机遇,提升专业化的媒介素养;勇担社会道义责任,实现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     

媒体负面报道、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的相关性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财务数据,研究媒体负面报道、内部控制与审计收费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就越高;高法律环境下审计师由于负面报道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而在低法律环境下二者关系并不显著;对内部控制越薄弱的企业,审计师会收取更多审计费用;内部控制对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费用正向关系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为中国“媒体”正名分——对国内“泛媒体论”的认知性反思

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学和传媒学领域里,"泛媒体论"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学术思潮。在学术著述和高校教材中,"泛媒体论"就是将技术性的信息栽体或者将互联网的技术衍生物泛化为"体制性、机构性的媒体"的一种学术话语现象。中文学术话语体系中出现的"泛媒体论","跨语传播"是其文化背景,西方传播学是其理论根源,互联网扩张是其技术根源。在"新技术革命"的语境下,"新媒体"是"泛媒体论"对媒介形态和信息方式的一种误读,正是这种误读却加深了"媒体"概念被泛化的程度;在"新媒体革命"的语境下,"自媒体"则是"泛媒体论"转译"wemedia"或"wethemedia"等学术命题所生发出的一种"零概念"性"伪媒体",旨在夺取"媒体话语权",进而危及合法的"传播体制"和稳定的"传播秩序"。     

后悔与非理性决策思维心理误区的研究

后悔是人们最常见的负面情绪之一,但是国内外关于后悔的研究起步较晚。后悔与非理性决策形影相随。人们在决策时常常陷入非理性思维心理误区中,导致后悔情绪的产生。非理性决策思维心理误区主要有:锚定效应、沉没成本效应、思维定势效应、禀赋效应、大众强化效应、认知偏差效应等。"非理性"是人类的特殊心理现象。研究探讨非理性决策行为,可以规避"人性误区",作出理性决策。     

论政府公信力及其伦理建构

政府公信力问题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影响力,它包括政府政策公信力、政府行为公信力和政府绩效公信力三方面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公信力得到了持续改善。但离"信任政府"还有一定距离。其原因主要是:行政道德缺失,制度与机制不健全,行政行为失范。政府公信力不仅仅是政治学与管理学范畴,它与行政伦理有着天然联系,因此,以行政道德为突破口,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就是要强化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推进行政道德制度化,完善行政伦理监督与评价机制,最终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有效构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