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研究与近代化的学术文化思潮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大量接受新思想。在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间,他发表大量文章,以推进维新以来思想启蒙运动的继续展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对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介绍,以谋求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日后乃引致文化上以传统学术为主体的近代化思潮。其影响所及至今犹存,如９０年代以来的“国学热”远源,实可溯自梁氏开启的复兴与再造中国文化的未竟之业     

中国近代“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者一般把"日本学术"称谓"东学"。虽然中国古代早有"国学"之词,但是古代的"国学"一般指国家的贵族学校。然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一般指本国传统固有的学术。在中国近代,一度出现了"国学"热,根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密切关系。其一,中国近代"国学"概念源于"东学"。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概念借用了近代"日本学术"中的"国学"概念。其二,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的思想深受"东学"影响。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中,大多数国学大师思想都受到了近代日本学术的影响,即受了"东学"之影响。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黄遵宪、刘师培等大多数中国近代国学大师,都数次东渡日本,其思想深深留有"东学"之烙印。其三,中国近代从"西学热"到"国学热"深受"东学"影响。由于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受到日本近代"国粹派"思想的巨大刺激,思维方式从热衷于"西学"的对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转向了潜心研究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国学热",并且力图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华之精神,铸造东方中华之魂,以求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故而,不可回避地说: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着深厚的渊源。     

新见日本教习——对汪向荣先生所列《日本教习分布表》名单的补充

日本教习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日益迫切地向日本寻求近代化经验思潮中出现的历史现象,也是对明治维新后日本人为学习西方而聘任西方国家教师经验的直接借鉴。尽管在当时日本政府甚或某些教习个人的指导思想上不无问题,但总的说来,日本教习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在近代中日文化交     

戊戌维新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寻找西方富强之基和中国贫弱之源。经过将近60年观察与思考，维新志士不约而同地将“兴学养才”。广开民智视为中国救亡之道、富强之本。戊戌变法是维新志士和光绪皇帝共同铸造的历史丰碑。废除八股取士，改革科举制度；开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近代学制；革新教育内容，“兼习中学西学”；“参用泰西学规”，设立京师大学堂，构成百日维新期间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它是中央政府第一次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在全国范围自上而下推行的学校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变革，不仅为清末新学制的出台和科举制的废除打开了通道，而且为中国新文化新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火种─—京师大学堂。因而戊戌维新“虽骤起而卒蹶”，但却以它“拨旧开新”的历史贡献，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分水岭，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里程碑。     

社会思潮界说与日本的社会思潮

关于思潮及社会思潮,无论是学术意义上的概念诠释及涵盖范围的界定,还是社会生活中对该词汇的实际运用,中日两国均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试加以比较的话：（1）中国的界说广而繁,至今仍使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学科。而日本的狭而简,且基本不使用"社会思潮"一词而代之以"社会思想"统而称之。即便偶见"时代思潮"、"战后思潮"、"政治潮流"等用语,前面亦从不加"社会"二字;（2）中国有关社会思潮的界说较具体和明确,日本则较抽象和笼统,仅很有限地使用"思潮"一词。虽在字面解释上有大致相通之处,但内容上却几乎没有可比性。上述事实本身…     

论日本近代启蒙时期的思想与文学

明治时代最初20年,是日本近代文学启蒙期或曰酝酿期。日本积极移植精神物质两方面的西方文明,以脱却漫长的封建文化腐旧状态,从而形成了日本近代黎明的文化启蒙思潮。如此思潮催化出"翻译小说"与"政治小说",进而为以自我觉醒和自我确立为神髓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明治维新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日本开港后,内外交困的幕府为自救自强,自1854年至1867年接连推行了安政、文久、庆应等三次改革,即幕末改革。从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全过程来看,幕末改革迈出先期探索的第一步,为明治维新提供了政策思路、工厂设施和人才梯队。在此基础上,明治维新得以全面展开并实现社会转型的第二步。维新期间,前十年的欧化改革,决定性地将日本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产生了财政困难、社会动荡和政府危机等问题;以天皇亲政并介入改革为标志的后十年改革,维新官僚及时纠正失误,全面调整近代化政策,走出困境并最终使资本主义在日本扎下根。政策调整成为决定维新成败的关键。甲午战争前,光绪朝的中国官绅精英多对明治维新不以为然;马关缔约后,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明治维新转而成为中国模仿的对象。     

论鲁迅与严复的中外文化观

<正> 为了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屡遭侵略的局面,先进的中国人相继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上述四人,各有自己的特点和历史贡献。洪、康、孙曾经代表了中国近代三大进步思潮,且是指挥政治斗争的领袖,而严复则是广泛传播西方思潮的启蒙思想家。但从西方思潮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角度考察,这一派人物的成就是有限的,他们很少从理论上对它进行认真探讨,也未能在实践上真正解决它。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但也没有真正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     

文风·文体·文论——近代文学观念的三个阶段

近代文学观念的变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为1840—1873年,偏重于以阳刚之气取代阴柔之道,那是个极看重整军经武的年代,强国的欲望使文风发生变化,国威系于军威,忧患促成尚武,文风大变,使杂文学体系所依托的文化环境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中期为1873—1905年,当时维新之风盛行于世,诗、散文与小说的“革命”,乃是为了“新民”,主要着眼于功能而看重文体的结构,如此便导致了广义的纯文学体系的萌生,文学与非文学逐渐两分,各类文体渐渐形成现代艺术的雏形,文体结构的独立性是一个重要的标尺;由于崇高艺术所强调的史诗意识及重陈述讲再现的创作倾向,从而促成了具有启蒙功能的近代文体。后期为1905—1919年,伴随现代文学观念的出现,不仅有戏剧改良,从而使近代文体系统更完整,还出现了基于西方美学的文学观念,产生了美育的自觉,因而中国近代文学观念逼近了狭义的纯文学体系。开始形成了以崇高艺术运动为依托的近代美学体系,成为古典美与现代美的中介桥梁。     

黄遵宪“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界把"东学"狭指"日本之学术"。因为研究近代的黄遵宪"国学"与"东学"的关系,即借用了近代通用的"东学"之涵义。黄遵宪首先在《日本国志》中提到"国学"之词,并且多次提到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还叙述了日本近代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代表人物之一本居宣长。我国近代,国学界盛行"国粹"之说,也不可忽视黄遵宪的贡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给予了我国近代国学者极大的影响。我国近代学者通过《日本国志》,不仅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等,而且还了解了日本的文化,了解了日本近代的"国学",了解了日本的"国粹",黄遵宪对我国近代"国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并且黄遵宪也阐释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对日本学术有着很大的影响。     

吉田松阴的近代化意识

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国。相隔十余年后的1853年,培理率美国舰队强令日本开国。中国和日本相继陷入民族危机之境。再隔十余年后的1868年,日本以明治维新为契机,开始迈进了近代化的行列。如此的历史进程,令学术界展开了有关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等各个方位的探讨。本文试图以鸦片战争为契口,从吉田松阴分析鸦片战争的教训,反窥近代日本知识分子面临国家民族危机关头的所思和所想,进而透视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前奏历史。     

近代的自我觉醒与悲哀——日本浪漫主义思潮概观

西方浪漫主义兴起于18世纪后半叶,先在英、法、德,尔后几乎遍及全欧,成为一种思想和文艺思潮。日本浪漫主义则起于19世纪后半叶,比西方浪漫主义的兴起足足晚了一个世纪,这是由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的。 18世纪后半叶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本社会尚处在武家的封建制度统治时代,直     

日本近代化溯源--洋学

兴起于 18世纪中后期的洋学 ,是从学习西洋近代科学起步的 ,之后逐渐发展为研究西方的社会思想 ,进而对封建幕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并提出以西方方式解决日本面临的内外危机 ,从而增加了洋学的社会批判功能。至开国前夕 ,洋学塾遍布日本各地 ,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塾生 ,为明治近代化运动储备了社会中坚力量。如果能正视这段洋学史 ,对日本近代的“飞跃” ,就不会觉得那么神秘了     

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简论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近代酿成了一股实证主义思潮,呈现与西方实证主义几乎同步的状态。从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几个方面来说,中国近代实证主义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都呈现与西方实证主义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又各具自己的特点。严复对西方实证主义的介绍与其批判传统文化紧密相连,但由于受了“古已有之”思想的束缚,不免将西方实证主义方法与传统方法作任意比附,流于武断、生硬。胡适将西方实用主义方法与乾嘉学派方法相沟通,他所倡导的方法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基本上沿用了美国实用主义,因而少有建树。冯友兰以新实在论与逻辑实证主义对程朱理学进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理学体系。金岳霖在吸收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同时,更多地表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依恋。说明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既借鉴了西方实证主义思想资料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又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源流关系。     

幕末的“宇内混同说”与明治时代的“大东合邦论”——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潮研究

幕末的“宇内混同说”与明治时代的“大东合邦论”——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潮研究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严绍国家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一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近代日本的国家发展的道路，并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着国民的心态。...     

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

与过去普遍认为中国“公益”概念舶自近代日本的观点不同,本文发现中国本土的“公益”语汇至少在清代中期已经出现,并具有经济收益、国家利益与地方公事三种用法。其中,表示“国家利益”的语义很可能随着《万国公法》的东渡而重塑了日本近代的“公益”概念,并于19世纪末伴随宣传维新思想的著述出版而传入中国,成为变革话语的建构工具。“公益”概念遂于清季十年得以普及并发生语义重构。综观其重构以后的语义格局,系列新生语义的现代特质一方面在于其所表征的“国家利益”被赋予了支持政体转型的群学理论与变革实践,另一方面亦承载了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家与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以及两者对“公”合法性资源的争夺,两个方面共同反映出中国“公益”的开端与国家制度近代转型之间的同构关系。这一同构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形塑了中国公民性在特定文化脉络中的历史养成,或能为今天探讨公益慈善与公共精神提供一种关注本土内生属性的问题意识。     

民族主义与近代欧洲的崛起

在林林总总的有关近代欧洲崛起的研究中,民族主义与欧洲崛起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似嫌不足,尤其对于在民族主义影响下近代欧洲崛起中的各种特征的研究更显单薄。本文拟就此做一些粗略的研究和分析。一有关近代欧洲崛起的学术问题往往是与西方的兴起相关联的。在西方学术界乃至中国学术界,比较传统的看法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当然主要指西欧各国开始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一个新的世界[1](P50),西方于是自漫长的16世纪起通过建立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骤然兴起[2](P80)。有意思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不论是受马克思主义…     

取法东邻：日本明治前期教育改革与清末教育革新

明治前期的教育改革,对日本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它进行研究不但有助于探索日本近代迅速崛起的原因,而且有助于研究近代中日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尤其是中国效仿日本所走的近代化道路。文章主要就维新政变后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教育改革的背景、内容和特点进行分析和评价,目的在于探索日本整合西学、儒学和日本国学进行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     

新颖的构思 严谨的论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读后

朱日耀主编、宝成关、曾永玲撰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①,是近年来政治思想研究方面的一部独具特色的著作。该书的特色之一,是作者以前后相继的思潮勾稽成册,在体例上进行了革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政治思想的发展是以思潮的形式出现于社会之中。这种思潮不是几个思想家、政治家的构思,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群体意识。而且思潮的演进既非一江流水,也非不息的狂涛,而是一个接一个的洪峰涨落。洪峰与洪峰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处于思潮中的思想家个人,情况不尽相同。有人能于大潮未起时,锐敏地感到了潮音,率先呐喊:有人则在惊涛裂岸之时勇于冲入潮中一显身手。有人在一次思潮中便江郎才尽;有人则在思潮后仍余晌不绝。有人是几次思潮的要角,变化多姿,有人则是匆匆过客,昙花一现。因此,对近代政治思想的分析论述,就不能以代表人物联缀成篇,就应从思潮着眼,从宏观上把握住思潮的历史方位,掌握其特征与性质,再结合思想家个人的具体思想主张来进行考察,从思潮中分析人物思想的性质、意义,又从人物思想中透视思潮所达到     

合理性及其超越:西方文化传统的当代境遇

西方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理性主义的兴起,从而张扬理性、以合理性之尺去度量整个世界和社会生活一直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向度,特别是随着科技文明的不断推进,合理性思潮以貌似价值中立的技术理性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