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通用的一种处理少数民族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特殊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很长时间.而西汉王朝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和亲创始王朝,其和亲政策更能反映出最初的和亲政策对一个王朝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影响,这对我们研究整个中国的和亲史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就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和亲的三个阶段来进行简单梳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夏变夷”思想与治理东北边疆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了更好地解决民族矛盾和边疆问题,往往都从“用夏变夷”思想中汲取各自所需要的内容。贯彻“用夏变夷”思想,则是各政权在处理东北边疆问题时的最佳选择。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贯彻“用夏变夷”思想的原因和目的并不相同。贯彻“用夏变夷”思想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加快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步伐,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     

试论北周、隋与突厥的“和亲”

西魏至北周与突厥＂和亲＂时自身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和亲＂的目的是拉拢突厥，加强与对手抗衡的力量，故而忍辱求和，只能得到暂时的安宁。隋是建立统一局面后与突厥＂和亲＂，其目的是削弱突厥势力，维护国家安定，因此积极主动，力求制胜，结果巩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也促进了突厥封建化的过程，加强了各族间的联系。     

西汉前期汉匈间和亲政治的衰落——对文帝十四年前后汉匈关系阶段性变化的分析

自汉高祖用娄敬之策与匈奴和亲至汉武帝时北伐匈奴,汉匈间保持了约六十年的相对和平,学者们向来将其作为一体进行研究。但若统计这一时期匈奴南侵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以文帝十四年为界,西汉前期的汉匈关系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匈奴的入侵规模小,次数少;第二阶段,匈奴的入侵规模明显变大,次数增多,汉匈交恶时间明显增长,和亲政治衰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汉前期的和亲与后世不同,它建立的基础是匈奴单于的军事优势而非汉王朝的生产力优势,其本身不能起到缓和汉匈矛盾的作用。随着双方矛盾的逐渐加深,汉匈关系走向恶化,战乱频繁,此时的和亲仅成为汉王朝窘迫时暂时稳定匈奴的手段。     

宋朝坚持“不和亲”的原因探析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亲历来是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主要方式。客观上和亲不仅维护了社会的和平、边疆的稳定,还促进了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然而,纵观赵宋一代,人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屡见不鲜的和亲,在宋朝却找不到多少踪迹,而这一结果又是与当时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偏见的加深、理学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等社会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西汉“致仕”成制探源

致仕制度标志着封建官制在本质上具备了完全的性质和意义,其成制于西汉的社会条件包括：大一统的封建强权是政治保证,官吏招聘制是直接动力,经商风潮盛行打开了通道,健全的学校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用人之术的兴起促其趋于完备。     

评康有为考辨新学伪经的“采西汉之说”

《新学伪经考》的所谓考辨“伪经”,是以“西汉之说”为判定标准的。但是,从史学的立场分析,康有为的以纬书出于西汉之前,归为西汉之学,并将《史记》中与其结论不合的史料说成是刘歆的作伪,都是难以成立的,而且康有为的说法本身就存在自相矛盾。所以,康有为并没有真正的做到以西汉之说为标准。     

西汉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

匈奴是西汉王朝在西北地区的最大对手,对西汉王朝形成强大的压力,汉王朝不得不采取诸多办法对付。从汉武帝开始采取武力征服并继续进行长城的修建,特别是在河西走廊地区北部新修了长达数千里的长城防御体系,才真正解决了匈奴侵扰的问题,“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形成了“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长城既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安全,又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文化交流。     

西汉鼎盛的气象

西汉中期呈现出鼎盛气象.汉王朝既改良耕作技术,兴修水利,也实行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武帝采用推恩办法,又建立监察郡国制度,还削弱丞相权力.汉王朝用兵南方,出击匈奴,并派张骞出使西域.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有这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也使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一般说来,独尊儒学限制当时学术文化发展.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

汉代有“商胡贩客”活跃于边境地方,内地亦“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其中明确有“西域贾胡”,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有所贡献。当时外国使团中也有被称作“行贾贱人”的商业经营者。乐府诗中“酒家胡”称谓,则反映了另一种形式的都市饮食服务业经营。“商胡”、“贾胡”、“酒家胡”的活动,与汉家商人有一致性,然而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活动,也是促成汉代经济文化在特殊条件下实现进步的因素之一。     

《太平经》与汉代社会文化

语言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社会的折光。成书于东汉的《太平经》是中国道教的第一部经典,书中包含了大量具有汉代时代特色的词语,对于研究汉代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光武帝平定“彭宠之叛”史实考论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之业"始于经营河北.而对渔阳郡的争夺,构成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两汉之际,控制渔阳局面的彭宠,先归附更始政权,后来又投依"镇慰河北"的刘秀.彭宠所派出的渔阳精兵,与上谷太守耿况的军队,实为刘秀经营河北的核心军事力量.但是,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二月,彭宠却起兵造反,挥兵进攻幽州牧朱浮于蓟.这与同年正月发生的真定王刘杨谋反之事,先后相继,对刘秀经营河北大业形成了极大冲击.刘秀在处置彭宠之叛时,表现得十分宽容,甚至几近柔软寡断.分析从缓处理的原因,可能是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而刻意作出的姿态.因为彭宠之叛,并非出自彭宠的初衷,而是出自刘秀亲信朱浮的刻意逼迫.当时人对朱浮的"生事"之攀,多持非议.素以信守道德自我标榜的刘秀,在处理彭宠之叛时,势必顾及舆论评价.当然,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刘秀也有刻意作态的必要.刘秀的"中兴之业"由此显现出"道德战略"与"兵事战略"并重的特色.这是汉光武帝与汉高祖经略天下的大异其趣之处.     

周代朝会制度与夷夏融合关系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理念至少自尧舜以来已启其端绪,相应夷夏问题亦随之而起.周代虽有严夷夏之防的观念,但在政治上却借朝聘盟会制度比较成功地理顺夷夏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原文化对四夷的主导地位,从而以"用夏变夷"的方法扩大了周文化的影响和一统局面的开启与巩固.周代的夷夏政策在较多方面时秦汉以下历代王朝有借鉴意义,同时也为周秦以下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启迪.在夷夏观念中表现出的强烈中华文化主体自觉意识,在今日中国应对世界文化新格局下的挑战时,仍不乏借鉴意义.     

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

社会风气是文化面貌的重要表征之一。两汉社会风气,有一个由“轻急”到“谨厚”、由狂放到保守的变化过程。汉代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受经济条件、政治演变、文化背景等重要因素的规定和影响,它们皆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学的普及,统治观念的转变,是导致汉代社会风气发生变迁的最主要因素。     

汉续秦学论

"秦学"就是体现和运用于秦政中的经义学说.这种经义行政发源于秦朝,张大于汉朝.秦政和汉政的共同性在于,二者行政的学理基础都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经义和法术.同时区别有二,一是,经义和法术这二元因素在秦政和汉政所占有的比例不同;二是,秦政中只有经义行政而无经术之士,汉政中则既有经义行政又有经术之士.所谓汉续秦学,就是指经义论政在秦帝国的政治实践,它直接影响了汉学和汉政的双向开发和互动交流.并最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了一种经学政治形态和经学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体.     

"息壤"神话与早期夏史

“息壤”神话与夏王朝的早期历史有关。对于其内容和涵义 ,曾经有不同的解释。综合各种文化信息 ,如果联系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夯筑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或许有益于理解“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传说的真义。而当时原始部族社会开始踏上文明初阶的若干历史迹象 ,也能够通过相关史实有所显现。     

汉代西域译长

张骞凿空使汉朝与西域诸国开始了正式的交往,鉴于西域复杂的语言环境以及双方日益频繁往来的需要,汉朝在西域各国设置了类似中央的翻译官职———译长。这一职官在西域都护所属的绝大多数西域城邦中都设有,职位虽不高,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法显、义净南海行程与唐代交通的转向

晋代僧人法显到印度求法后,从狮子国返国途中遭遇风暴,漂到尼科巴群岛,再经九、十日许到达耶婆提。法显从狮子国和耶婆提出发时,所乘的分别是狮子国和印度的商船。在大多数情况下,唐代僧人义净到印度求法的平均航速比法显快,但在返程时,由于遭遇冬季孟加拉湾的东北季风,则十分缓慢。义净、法显之后,去往南海的僧人多选择海路,标志着唐代中外交通方式从以陆路为主,转向了以海路为主,为后世开辟中国至西亚、中亚的海上路线打下了坚实基础。